记得二十多年前，偶然从一本似乎名为《儒法斗争史料集》的书中发现一段周公和姜尚辩论的文章，当时好象一下子找到了国家强盛的密码，激动之情，至今不已。忆当年，夜静风轻，艾香初尽，群蚊未散，踱步野外，徘徊沉思。偶然奇痒，见蚊附腕，腹大如粟。怒而拍之，血染如豆，亦不知痛。或奋笔疾书，或蹇眉苦思。时蛙鼓九天外，稻稀一镜中，月残西斜，灯昏欲眠。不觉东方之既白，但做强国之探索；不为刊于名报，但论主义之真。文虽成而意未尽。后携妇将雏，斗米折腰，东奔西迁，文稿竟失，至今尤憾。今欲再议，特向网友求助。
文章是周公和姜尚争论治理体制的问题，不是《史记》中记载的周公和伯禽的对话。大致意思是：周初分封，周公和太公论治，太公强调要因其民俗，尽其地利，通商劝农，奖勤罚懒。周公反驳说：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国家强，但爵之位，功高盖主，子孙其享国之久也难。吾治鲁，当以德治国，以礼化民，使鲁其为东周乎？太公驳之：以礼化民，功多而效缓，世卿世禄，能者不劝，子孙虽久享其国，不亦弱而贫乎，汝之国必亡于吾。周公说，汝国当先亡。
当时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强国的密码呢。回忆写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传统的中国治理思想是外圣内王，王霸杂之的，也就是外用儒术内用法家。这是自汉武以后的传统。但文景以前，是用黄老之术的，是以道德来治国的。道德治国的传统来自于周人的天命思想，精华是“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这个相当于看得见的手；而后世法家思想，强调事功，要义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个相当于看不见的手。由此出发，可以得出中国自秦以后就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以皇权和士人特权结合的专制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专制思想开始是法家的，后来吸收了儒家的礼制思想和黄老的道德思想，形成中国特有的治理理论。后世帝王们为保证国家在家庭内的传承，有意识地篡改了这三家思想，只是有取舍地用其中有利于家天下的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皇权时代，把帝位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帝王们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明清专制之所以发展到极点的心理原因。
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存在家天下这个顾虑，因此，我们可以正本清源，恢复道法儒三家治理思想中的科学部分。
关于道家思想，也即汉初的黄老之术，其核心内容是在遵循天道这个前提下，行政作为最小化，也既一切要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在位者要节用民力，不得滥权，不得折腾。
关于儒家思想，其积极的部分是，要在尊重人道这个前提下，通过礼仪的教化，使行为规范变为人的自觉行动，从而构建国家长治久安的软框架，也就是把上层建筑的框架构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思想相当于后世西方政教合一国家中的宗教的作用，但又强调了人的因素而不神权，不易僵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其治理思想实质也是这样，把所谓民主自由等一套价值观念，灌输到人民心里，通过全体人民的共识(共同价值观念)来维护国家的稳定。苏联体制列宁时代是好的，是完全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的长处又避免了其自由竞争的短处而设计的，进步之处是建立了党内权力制约机制，既有共识，又有自由人的联合体，共有制经济组织来保障人民的权力。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一科学的治理体制被人为扭曲，掺入了更多的专制因素，特别是把政治权力集权化，思想权力宗教化，不能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机体僵化，不能正确的及时地反映人民的意愿。
关于法家思想，重点突出了效率和质量管理的治道意识，通过明确每一个职位的职责，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各守其位、各尽其责，赏功罚过。而且讲究“法不阿贵”、“律不徇私”、“壹刑赏”、“在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的彻底的法制精神。这就可以实现国家治理效率的最优化。特别是可以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而避免国企的低效率。其之所以被取舍是因为功极无赏，容易导致臣下篡位。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美国治理机制之所以能保持活力的原因：因为法家这个重能力和效率的思想，社会各个阶层不存在流动的壁垒，只要积功，下层就可以进入上层(这也是秦国之所以迅速强大的原因)。马克思在谈到美国无产阶级运动不容易开展不容易产生革命积极因素时，也用注释的形式强调了美国社会各阶层能够自由流动这个特点。
同时，通过对儒法道三家思想的考察，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社会会周期动荡了：创业以法讲治道，效率最高，典型的如曹操，“魏武好法术”。立国用老讲天道，如汉初的文景之治。传国靠儒用人道，典型的如清讲《孝经》。乱国者，天道不存，皇帝穷奢极侈，财政空虚，下面土地兼并，人民无法生存；治道废驰，大量的非体制内力量如宦官、外戚极力破坏国家制度；人道沦丧，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析骨而炊、易子而食”。我们也能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长久不绝，主要是通过科举以及儒家对思想教化的重视，把共同价值观念也就是国家或民族得到维系的框架深深地建立在了人民心中，这个功能相当于犹太教之于犹太民族。
此外，自隋唐以后形成的皇权和士人特权结合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通过科举制度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以士绅、宗族为特点的乡村治理结构。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又大量减少了国家机构的数量。但这一治理结构以及“劳心者治人”的思想，使传统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特权意识强烈，总想参与政治而获得特权；同时又不事生产，一无所长，轻视劳动阶层，典型的如孔乙己。这样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要通过劳动改造的方式来改造知识分子了。
以上大致是当时写的论文的中心思想，不过可能在回忆的过程中，又不知不觉中加上了新的理解。现在，想在更深层次上更系统规范地把它再整理出来。我把这个思路理出来贡献给大家，有兴趣的网友们，又有条件的，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形成论文，不存在首创权。希望我们共同研究，再现汉家之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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