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和中国同处一个文化体系的朝鲜、日本，对满清中国的态度大为转变：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朝鲜李朝把满清视为犬羊夷狄，私下里，称清廷为“虏廷”，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廷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王室的“反清复明”秘密计划》原载《世界华人》2004年第1期）
满清政府自己呢？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俨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贵族接过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将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统统称为“夷狄”，真可谓“人不知自丑，驴不知脸长。” 至于胡服辫发，“强迫既久，习与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人人都拖猪尾巴，谁不笑话谁。
19世纪，这种封闭的局面，随着半殖民地的门户打开而开始改变，到20世纪前后，外出留学的清国留学生成为第一批剪辫的中国人。断辫的直接原因，无非是满清的辫子受到外国人的极端蔑视，甚至有许多留学生因为忍受不了“猪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学。1903年，留日的湖北学生组织出版《黄帝魂》一书，在其中的《论发辨原由》一章中，痛陈发辨之罪“凡我国人所到之初，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称，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枪毙轰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可谓受尽屈辱！并且认为，发辨之俗，极其丑陋“头剃其半，拖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更是大声疾呼：“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译言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邹容《革命军》第2章 革命之原因）
鲁迅先生回忆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 1906年，清王朝“下诏”称，准备“仿行立宪”，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衣冠，拉那氏给“皇族内阁”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的旧事又被提起“辨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孙中山《命内务府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孙中山等人把清廷的辫子视为“奴性”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辫子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却没有恢复汉服。大概是由于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激进，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象征，而予以抛弃。加上当时没有能力对汉服进行系统研究，只有戏装残存，反而给人戏子形象。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众习惯性等等诸多原因，以至于没有恢复。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对恢复汉服充满期望。据鲁迅先生回忆说，南社的众多文人，“渴望着光复旧物”，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希望能够恢复“汉官威仪”。按照他们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满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实际情况令他们非常沮丧。其实，包括鲁迅先生自己，当时都抱有这种心态。不过仍然有人进行了实践，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在当时轰动一时。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根据《礼记》的记载，发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会推广。不过从总体来看，民国初年恢复汉服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毕竟满清对汉服的绞杀、摧残是毁灭性的，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冠传统荡然无存，不仅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出现了困难，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民族服饰的真正意义在于，她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志，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志，就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民族认同心理，民国初年汉族服饰的混乱，使得孙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适当之服饰以需应之”的感叹与焦虑。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袍”。本来旗袍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袍，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袍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袍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袍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袍。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被丢进了的角落。
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袍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袍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与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
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落地开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实际上，自从满清占据中国，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廷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清廷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冲绳）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朝鲜古称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武帝元封二年，定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唐高宗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称交趾，秦始皇始设象郡，汉武帝元鼎五年，定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汉末改称交洲，唐初始称安南，置安南都护府，治地河内；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直属郡县，西元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自称“大瞿越国”。） 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试以朝鲜末代国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国王保大所着之弁冠、兖服来看，与明朝宗藩服饰如出一辙，不过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显得小一号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残留。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表面上，迫于清廷的威势，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气，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清廷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朝鲜人认为，清廷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清廷占据中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与中国南疆山水相连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着明式衣冠，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反映出这一点，（附图）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驻云南府（今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 1857.8.20~1935.7.4）所着龙袍的照片，（附图）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古代皇帝的龙袍或者中国戏曲中的装束，实际上，方苏雅所着之服，乃是安南国王的朝服，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实际上，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汉服”就是古装或者戏服。显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满清统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书上关于琉球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宽到达琉球。12世纪，琉球群岛出现南山、中山、北山三国，分别在琉球群岛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国开始向明政府朝贡，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1416年～1429年，中山国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并接受明廷的“册封”。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琉球由满清政府于1879年割让给日本。流球语言主体为闽南语，原居民多是由东南沿海的汉人迁徙过去的，至今，许多琉球人仍然身着明式汉服。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旗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又痛心无比！
结语：
历史，是不能泯灭的记忆，华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暂时的，她的复兴也是必然的！因为，任何政治和权力都是暂时的，而美是永恒的！文化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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