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比尔•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最发达国家的公民已开始认为他们的经济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但创新成为发达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上，几千年来，直到工业革命前，收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革命后，人均收入开始激增，一年更比一年高，只是时常会受到周期性波动的干扰。
6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出，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资本积累，而是来自技术进步——即学习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尽管生产率的提高部分反映了重大发现的影响，但大部分都要归因于渐进的小变革。果真如此的话，就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如何学习以及如何促进学习上——包括学习如何学习。
一个世纪前，经济学家兼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其创新能力。他认为，传统上经济学家关注竞争市场，这是个错误;真正重要的是为创造市场而竞争，而不是在市场中竞争。为创造市场而竞争推动了创新。根据这一观点，从长期看，前赴后继的垄断者能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熊彼特的结论受到了挑战。垄断者和主导且——如微软等——实际上可能抑制创新。除非受到反垄断当局制约，否则它们可能采取反竞争行为以强化垄断力。
此外，市场在决定研究和学习投资水平或方向方面未必有效。私人激励与社会回报并不完美匹配：企业可以从增强器市场实力的创新中获益，使它们能够绕过监管或将本可能流向他人的租引导到自己囊中。
但熊彼特的一个基本洞见是成立的：从长期创新/学习角度看，关注短期效率的传统政策或许并不值得追求。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言尤其如此。
产业政策——政府干预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或优待某些技术——有助于“婴儿经济体”(infant economy)学习。一些部门(如工业生产部门)的学习可能会胜过其他部门，而学习的好处，包括成功所必须的制度发展——可能溢出到其他经济活动中。
当采取这些政策时，往往会招来批评。人们常说，政府不应该主动去挑选赢家。在这方面，市场的判断要好得多。
但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如自由市场鼓吹者宣称的那样令人信服。美国私人部门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几年的配置资本和管理风险水平之低已是众所周知，而研究表明，经济得自政府研究项目的平均回报其实要高于私人部门项目——特别是因为政府投资更偏向重要的基础研究。只要想一想催生了互联网的发展和DNA的发现的研究就能一窥端倪。
但是，除却这些成功不谈，产业政策的要点决非挑选赢家。相反，成功的产业政策要识别具有正外部性的资源——即本部门学习可能给经济的其他部门带来好处的部门。
从学习的角度看待经济政策让我们能用不同的目光审视许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强调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重要性。比如，学习产业成长的必要基础的唯一办法是拥有该产业。而这需要有高竞争力的汇率或者某些产业拥有获得信用的特权——这正是许多东亚国家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战略的要点。
婴儿经济体有一个很强大的产业保护理由。此外，金融市场自由化可能破坏一国学习发展所必须的技能组合的能力，即如何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
类似地，知识产权如能得到合理设计，可以成为学习角度看来的双刃剑。它能够强化研究投资激励，但也可能强化保密激励——阻止学习的关键知识的流动并鼓励企业尽可能在集体知识总量中占取最大份额、贡献最小力量。在这一情形中，创新的速度实际上可能受到削弱。
更广地看，许多打着促进当今资源配置效率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相关的政策)实际上在阻碍学习，从而导致长期生活水平下降。
几乎所有政府政策——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好还是差——都会对学习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决策者认识到这一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弥补让它们与发达国家产生区别的知识差距。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有机会缩小一般实践和最佳实践之间的差别，避免长期停滞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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