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伯通
和马克思同时期的一些欧洲学者们，他们都谈到了关于慈善的话题，当然了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对慈善的论述，有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马克思总的论调是，坚决否定资产阶级慈善的虚伪性与阶级工具本质，高度肯定劳动人民基于人道主义的互助行为，他说“欧洲当下搞的轰轰烈烈的慈善，是资本和权贵对劳动者残酷剥削后的微量返还”。
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往往关注他对资本批评的比较多，其实这是片面的，有人疑惑，他为什么不骂官员呢?其实在当时的欧洲，官员已经不值得人骂了，权力已经异化成资本的走狗，权力是给资本打工的，你骂一个打工仔不起任何作用!在资本的驱动下，“权资联合体”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无情地撕咬，为了让撕咬不太难看，他们开始包装了慈善。他的著作中肯定了劳动人民的互相帮助，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发起的慈善行为，并没有给予赞扬!
那个时代的欧洲，还是有一些社会亮点的，那就是思想界百花齐放，这可能是世界性的战争带来另外的正的一面，就是社会阶层尚未固化的时候，权资没有媾和的阶段，任何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至于被封口。
同时期欧洲的学者多次谈到了慈善，当时的欧洲慈善业已经很发达了，有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德国有许多慈善协会，在法国有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办过无数唐·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 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别的意思。由此可见，慈善事业也早就已经当做消遣、甚至当做娱乐节目来举办了。一旦做慈善活动的时候，记者们围成一圈，长篇累牍地文章歌颂这些恩人，却从来不去深度思考，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可怜人!”
文章段落中提到的“唐·吉诃德式”，指充满理想主义却脱离现实、按主观幻想行事的行为或性格，由此可见，马克思也并不是一棒子把慈善事业打死，说明了在慈善活动中，仍然有很多的理想主义者!尽管慈善的名头，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但是他总感觉到哪里不对劲。确实也真的有悲天悯人的人，他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在帮助人，这些人都是芸芸大众，他们都在积攒一分一厘地在帮助人。但是如果慈善由一群脱产的，或者闲的发慌的人在主导，那么可以这样说，无产阶级悲苦的生活，正是由这群做慈善的人带来的。
欧洲的哲学家们曾经在一些著作中讲到，那些资本家们有什么脸皮做慈善呢?他们拼命地压榨劳动者的时间，把劳动者当作牛马奴役，一天的工作的时间居然高达12小时，两个大人上班养活一个孩子都费劲。“然而这群人利用自己闲得要死的时间，在无产者面前展示自己的精神胜利，当然是以钞票的胜利为前提的精神胜利。”这样的说法，好像中国古代人也说过，而且说的更简洁，就三个字，“嗟!来食!”
“嗟!来食!”这个典故，记载于《礼记·檀弓下》，讲的是齐国的富人做慈善的故事，有一年是灾年，齐国的富人“黔敖”在路边摆食物等饿者来吃。有个饿汉蒙着脸拖着破鞋走过来，黔敖左手端食、右手端汤，傲慢地喊“喂!来吃吧!”饿汉抬头瞪他一眼说“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嗟来之食才饿成这样”，即使黔敖后来道歉，他还是不吃，最终饿死了。现在“嗟来之食”比喻带有侮辱性的施舍。不过欧洲人搞慈善不会是这么傻的，因为他们做慈善是要挣钱的，因此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温情脉脉的!
即便欧洲的慈善做的温情脉脉，马克思的著作里面，仍然把这种行为定义为“向无产者炫耀自己的胜利!”后面还提到， 说这是，旨在麻痹工人革命意志、维护私有制统治的“伪善”的手段;恩格斯斥其“吸干无产者最后一滴血后再施以小恩小惠”，本质是“买卖”而非仁爱。恩格斯可以自豪地说，“没有谁比我更懂资本家的慈善了!”为啥呢，因为恩格斯确实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纺织资本家的家庭。
恩格斯可算是见多识广了，18岁时，便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伍珀河谷来信》，揭露了家乡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文章在伍珀河谷引起了轰动。恩格斯后来和马克思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两人开怀畅饮了十天之久，他们痛骂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公，恩格斯更是将工业文明形容为“肮脏物质拼凑成的悲苦”。
年纪小的网友们，可能会很奇怪，现在网上人把西方国家说的一无是处，西方国家的人全是文盲、傻子、神经病，怎么当年欧洲会出现了这么多“奇人”呢?其实欧洲现在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思想的人也是有的，只是官方不让研究这些东西，你靠自学成长，然后写了一些见解，你也发不出来，这里面牵扯到的“政治正确”太多了。
比如在欧洲，你现在连难民也不能批评，你连印度人也不敢骂，因为有人会给你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这些都是故意设计的，有的可能是金钱关系，比如有人收了印度人的好处，帮助印度人移民!有些学者就能一眼看出来，但是他发表不了!当年的欧洲慈善的虚伪，马克思看出来了，他可以写出来，他可以发表出来，这就是“世界大战、天下大乱”的好处，因为没有形成政治垄断和资本垄断，在独裁政体没有形成之前，很多声音就容易散发出来!
恩格斯说，“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位太太写给编辑部的信，这个女子说，“城市里大批的乞丐太令人作呕了，他们以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是一个给慈善机构捐过款的人，应该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和无耻的纠缠了。希望城市警察出来，能让我们今后不要看到这群乞讨的人!”
于是恩格斯感叹道，“看吧，英国资产阶级的行善，实际上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作一笔交易——他们与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来了不再受你们打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神经。”
马克思后来对这些社会现象补充评论道，“慈善的外表，往往掩盖了资产阶级的伪善。每当资本家捐款或捐物时，他们总是强调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似乎无私的付出是他们的光辉事迹。这些看似慷慨的捐赠的行为，实际上是在通过小恩小惠来麻痹社会底层，使其无法挑战或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年代，有的慈善行为，其实就安慰穷人不要闹革命。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慈善的目的也在不断地变化，拿现在来说的吧，有的是希望家族资金永远传承下去，于是便就有了“左手倒右手”的慈善，有的是公司慈善，本质上还是一门生意，有用还是有用的，但是解决不了普遍的或根本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民众的互助”，还讲道，“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其实左派的朋友也常常喜欢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可操作性，要把慈善真正地做好，是要以国家为主导力量的，但是这就要对国家的性质有所考验了。
西方的国家性质，决定他们的慈善只能做到商业这个层次，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用，发大饼或一元炸鸡还是有用的，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这仍然是资本逻辑的延伸，其目的不是消除苦难，而是大家都维护好现成的制度，试图在保留剥削关系的前提下修补社会上的裂痕，恩格斯称之为“把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 。
关于中国的民间慈善，我们也不能完全去否定它，但是真正把社会系统性贫困解决掉的，还是要依靠国家，扶贫工程以及和扶贫相配套的基建，就是为了让大多数民众有“自生存能力“，而不是靠单纯的施舍来解决问题，对于劳动能力缺乏的群体，再辅助以救助措施，这样就利用国家体系进行一个基础的兜底。
而民间慈善，我们也不要排斥他，但是政府得头脑清醒，企业做慈善，一定要得到其他的超过慈善的回报，这种行为不应当鼓励，比如把国家税收搞没了，然后以私人资本的慈善来取代，这是完全不可信的，我们还是要坚持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人民共富”的路线建设，只有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那么慈善也就完成使命，可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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