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与我们时代的忧患意识
·李煜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
一如技术史上反复上演的那一幕，围绕AI的鼓吹、咒骂、焦虑与喧嚣，正一并在人类社会蔓延开来。
在硅谷精英眼里，它是能治愈癌症、通往火星与永生的灵丹妙药;
在金融市场上，它是一路飙红、屡创新高的造富机器，也是同一时刻被扫荡一空、价格水涨船高、让普通人望而却步的显卡与芯片。
在学术期刊的后台，它是暴增了数十倍的投稿量。一个AI为另一个AI生成的稿件产出审稿意见，被下载以后扔给另一个AI“帮我总结论文的内容”，一篇论文可能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真正读过。
而在某个县城老人的手机屏幕上，它是一个永不下播、声音甜腻的虚拟主播——一张会喊ta名字、劝ta下单、甚至对ta说爱的脸，ta一次次刷礼物甚至买票到了那个约定好的地方苦苦等候。
AI是新的，但又不是新的。作为技术，它自有其发挥效用的限度与边界;而那些更深的问题，从来不是靠一项技术就能了结的。由此，在讨论AI之前，我想先回到那条尘土飞扬的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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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生长在太行山脚下的小村庄，家就在村头，紧挨着一条货运国道。这条路，承载了我最早对发展、对时代的全部感知。
故乡的村口
那是资源驱动的“黄金年代”。煤场昼夜喧闹，煤检站车流不息，路边的门市部、加油站、饭馆和修车厂，都指着这些煤车和司机吃饭。不少外地人也远道前来做些营生，村里刚有公共电话的时候，外来民工为了三毛钱一分钟的电话往往排起长队。至于私人煤矿、煤车司机、交警、煤运公司，几方之间那些“斗智斗勇”，连小时候的我都有所耳闻。
入夜以后，满载煤炭的重卡车队首尾相接，车灯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一直铺到看不见的远方;轮胎碾过路面，是整夜不散的沉闷轰鸣。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常常蹲在路边石块上望着车流出神，好像自己也和未知的远方有了连接。发动机持续的声响，在那时的我听来，就是时代向前奔涌的脉搏。直到一阵风来，煤灰扬起，我暗叫不妙，才边掩鼻屏气边从石头上跳下。
故乡的煤场
煤灰落下来，一层压着一层，覆在院墙上，落在国槐树叶子上，也落进田埂边的庄稼里。说起来，我小时候还真没觉得它脏，哪怕是煤堆自燃的黑烟，蒸腾向上，也给人生机的感觉。那时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灰暗的繁荣，其实也不由自己做主。沿海工厂开足马力，才有煤块儿烧红发亮，它不过是一条极长的链条的最末一环。那时的人们没有先见之明，只朴素地相信：只要产业不停、车流不息，日子就会一直往上走。
村里的小学是由以前的戏台改造。那时一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所有科目全由这一个人教;上什么、怎么上，也大抵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的足球启蒙就是源于当时一位老师，他穿着一双解放牌球鞋，用一个磨掉皮的旧足球，和我们十几个七八岁的小孩儿在空地里踢球，这自然就是我们的体育课。
2008年，我读三年级，这一年在我的记忆里格外清晰。先是汶川大地震牵动全国，学校组织集体默哀与捐款，各类刊物上也满是救灾相关文字;而后北京奥运会举办，我日日守在电视机前，为中国队赛场取得的成绩满心振奋;第三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求学路——村级小学撤销，我不得不转学。
快开学的一天，校长路过我家，跟父母说了些什么，关键意思就是村里学校没了，并到中心校了。当时我只是接受这个事实，既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追究其中的缘由。现在想来，一是乡村教师待遇差，教师资源严重不足;二是城市化的加速，村子里越来越多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村小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总之我要么去几公里外的镇中心学校寄宿，要么进城里上学。正好那年姐姐上初中，父母最终决定让我进城。
几经周折，我插班进入城里一所小学，彼时进城就学的人数达到高峰，我们一个班八十多人，最后一排的同学，背几乎要贴到后墙上。可即便这样，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仍是非常新奇的体验：头一回，我有了分科的老师，语文老师只教语文，数学老师只教数学。告别煤车串联起的远方想象，我第一次隐约察觉，城市有着一套完全不同的运转逻辑。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被改变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这座小村、这条国道，乃至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一同拐入了不可逆的转向。
我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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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村子，暂时和热闹又尘土飞扬的煤场国道隔绝开来，意味着我需要暂时转向另一个平行时空，侧写这条“灰色”的故事。
北京奥运会是全球化深入、中国大步走向世界的一个节点，那些年的课堂里，“地球村”成了高频词。这个比喻对来自农村的我格外有吸引力：村子意味着无处不在的联系，意味着一个以团结互助为底色的共同体。而这个“村子”之所以能成立，靠的是网络的快速铺开——它把天南地北的“村民”连在一起，也很快取代煤车，成了我通向远方的新通道。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那个叫Freerice的网站，你每背对一个单词，它就替你向贫困地区捐出几粒大米(如今它已归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个设计，几乎就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具象化;而熬夜琢磨怎么把答案写进百度知道、百度百科，好被更多人采纳，也是那种共享氛围的一个注脚。
Freerice网站
“地球村”理念相伴而生的核心关键词，便是环保。既然人类共居同一颗星球，守护共同家园自然成了所有人的共识。从世界熄灯日大家一起关灯一分钟的活动，“不要让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的眼泪”的标语，到一纸限塑令，各个商家不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各类节能减排的宣传遮天蔽日，与环保主题相关的手抄报、黑板报我们做了一期又一期。就连当时的动画也有很多在持续传递生态保护的理念 ——《奇奇颗颗历险记》《环保剑》《小鲤鱼历险记》，还有讲述人类抛下地球、只剩机器人守护家园的《机器人总动员》。年少的我们尚不懂得深层逻辑，只觉得这套说辞理所应当，象征着更美好的未来，不知不觉间，环保的观念便在心底扎下了根。
央广网2010年对地球一小时系列活动的报道
当时网络对于地球村的一些讨论
而在我未曾亲历的那一端，这套温柔宏大叙事落下来则是另一副光景。这股“去增长”或曰告别粗放发展的浪潮之下，大量煤场被关停，村头那条国道不再热闹，大批外地工人陆续离开。曾经昼夜轰鸣的路面安静下来，以此谋生的村民几乎都举家迁往城里。繁华转向凋敝，不过顷刻之间。
奇怪的是，当时的我，心里生出的不是警觉，而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抵触与伤感。那些年也正是对城市化、工业化的批评不绝于耳的年头，乡土文学、乡土调查之类的形式成为热点，从贾平凹的《秦腔》到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论，乡村的空心化何去何从、乡土消亡会有何后果，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耕地红线、农民工薪资难题，接连进入大众视野。
或许是跟风，抑或是真切的共鸣，我每次回到老家，看到日益萧瑟的道路，往昔车流盛景再不复现;看到破落的村庄，长年紧锁的大门、稀稀落落围坐的老人;看到大片撂荒甚至返林的土地，小河也早已干涸。也会学着大人的样子眉头紧蹙、仰天长叹，兀自怀念秋收时节钻进地里去抓蚂蚱的那些下午。这大概算是我最早的、也最幼稚的“反现代”情绪吧。可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人在不在村里、种不种地，根本不是他自己能选的事。时代狂浪奔涌向前，中心观念对边缘地带那种近乎碾压的推动之下，个人几乎没有任何抵挡之力，我那点情绪更是脆弱得不值一提。
我也是很久以后才回过神来：在当时那种地球村的叙事下，在广大国民仍对全球化深信不疑、对人类共享一个未来抱有共识之时，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差异、地域之间的发展落差，几乎都被这套共识悄悄抹平了。所以我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少用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用一个塑料袋，对于地球、对于人类社会的共享未来，都将是有意义的。至于中心的想法与边缘的活法之间那种剧烈的矛盾，至于“过剩”与“匮乏”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的冲突，当时的我既没有察觉，也没有能力去分辨。
3
真正让我看清这道错位的，是我离开家乡以后。
上大学以后我到上海读书，从太行山下的一座煤城，走进了这片土地上最先、也最热切地谈论未来的地方。踏足真正的“中心地带”以后，我很快发现，时空的断裂不止发生在小村和县城之间，到了这里更显突出。
离开家乡上大学时的火车站
有了高铁站以后基本只服务于货运
寒来暑往之间，与其说我在不同空间之中迁徙，毋宁说我在不同时间乃至不同时代之间穿梭。现代时间意识宰制之下，共时性既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前提，也是地球村这类共同体叙事的预设：我们共用着同一套钟表和历法，高铁、航班、电视、网络上同步跳动的消息，更把这种“共时”的错觉抹得严丝合缝。共时性还暗含着整体的进步，但快与慢、增长与停滞之间的反差，又怎么会因为石英钟的同频而消失呢?
有人当然会说，技术正在抹平这一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自媒体……看起来的确在拉平人们获取信息的门槛，同一款短视频软件，装在纽约白领和肯尼亚少年的手机里，刷出的仿佛是同一个世界。可这种“拉平”，同样掺着大量幻象。屏幕里的世界越来越像，屏幕外的人生会因此产生真的交集，还是说虚拟空间的联结扰动了心态，反而走向更远的殊途呢?
进而言之，地球村的叙事，早在此之前就已经从它自己的中心处裂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增长普遍放缓，尤其是一些老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不对称获益的能力日益衰退，面临产业空心化和生产率放缓的问题。此外，伴随全球化进程中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严重阶层分化，大量民众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对现有的全球化以及建制派精英极为不满，并诉诸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
而在我们这样的边缘，问题问得要具体得多：资源产业不可延续，钱从哪来?这个疑问，很快就不只是一个村子的困惑，而成了一座城、乃至整个国家的困惑。多重危机之下，人们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长期增长故事，技术革命当仁不让地成为那个被寄予厚望的答案，“第四次工业革命”“Web3.0”等术语，承载着所有人对新增长点的期待。于是一波又一波新概念轮番登场：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名字换了一茬又一茬，剧本却大同小异。每一次新技术崛起，媒体与资本无不预言其将重塑一切，然后在下一个泡沫升起之前，又悄悄瘪掉;它们大多停在概念与效率的表层，只在少数发达城市、少数高端行业里溅起些水花，始终没能真正落到地上。
风口之下，焉有漏网之鱼?哪怕在我家这个小城市，那些年也陆续成立了一批名字很时髦的公司，大数据的、智慧城市的、区块链的。可是缺乏真正的产业、真正的场景去支撑，风头一过，也就慢慢没了声息。中心刮起的每一阵风，传到边缘，往往只剩下一个空壳般的名号。有人说这是瞎追风，可这些年从文旅、康养到物流园区和其他新兴产业，小城能试的路子几乎都试了一遍，招商的横幅一年换一茬。“转型”两个字说起来轻巧，但中心地带都在苦苦寻觅良药之时，禀赋与人才都捉襟见肘的小地方又谈何容易呢?
4
这场漫长的等待，似乎等来了破局的法宝。而我们的故事，终于讲回了AI。
人工智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也最大限度地点燃了所有人的想象。这一次，人们真切地觉得，那个盼了十几年的技术革命，也许终于要来了。所有学科、所有行业都张开双臂扑了上去，文科、理科、工科，从实验室到写字楼。各类大模型接踵而至，各种新方法让人目不暇接。
因为研究方向的缘故，我长期深度观察美国科技资本群体，他们可以说是AI神话的“创世诸神”。AI在他们眼里是救世主，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近乎宗教的确信。当然，这些人有着充分的理由赞美AI：从2022年底到现在，美股七巨头新增了约十五万亿美元的市值，直接贡献了标普500指数半数以上的涨幅，AI直接造就了这些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
你要问AI到底有没有用，我毫不质疑，甚至可以说，我热切地盼着它更有用。就在前几天，一个困扰了数学界八十七年的猜想被推翻了：1939年提出的雅可比猜想，这一次是数学家借助AI找到了反例。有人评价说，这大概是迄今为止AI参与推翻的最大一个数学猜想，因为它意味着AI的角色已经变了：从替人检查证明，变成了替人去寻找那个人类找了八十七年也没找到的东西。
这样的消息，是真的会让人激动的。我盼着AI多做这样的事，去啃人类啃不动的硬骨头，去找新的药、新的材料、新的解法，把知识的边界往外推一寸，哪怕一寸。
也正因为我盼着它是这样的东西，我才更想追问：它这份实实在在的提升，究竟用在了哪里?是用来把我们本就有的那点存量，打磨得更有效率，让本就领先的人和行业跑得更快;还是说，它真能转过身去，为更广大的普通人，创造出新的增量?说得再直白一些：那些工作效率确实受益于AI的行业，是否真的因此缩短了工时，让人多出一些时间，留给休息，留给自己的兴趣?
答案恐怕恰恰相反。
站在技术金字塔的顶端，人们谈论的是另一套东西：脑机接口、抗衰老、火星移民、超级智能。他们谈延长寿命，谈增强身体，谈把意识接进机器，谈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AI在那里，是一张通往未来文明的船票。可把视线放低一些，落到金字塔的底部，AI时代就没有这么浪漫了。它在那里的样子是：更快的节拍、更低的议价余地、更不稳定的岗位，还有一种随时可能被甩下去的心慌。同一个AI时代，环球其实凉热悬殊。
关于AI，最常听到的一句宣传是：让机器去干重复的活儿，把人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创造性的事。可这份“解放”，迟迟没能落到普通人身上。工厂自动化提升产能，换来的不是减负，而是岗位缩减、作业节拍收紧，工人只能填补机器无法完成的细碎缺口;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对算法优化体会最深，路线规划更精准、派单密度更高，留给劳动者的缓冲空间却不断压缩，各类扣款规则也愈发严苛。办公室文职同样难逃内卷，AI 一键生成初稿、表格与方案，企业顺势抬高工作标准，从前一天的工作量，如今被默认可在半天内完成。技术拉高了产出上限，企业立刻把这条上限定为所有人的最低要求，一句 “你可以用 AI 提速”，便能轻易压得人喘不过气。
而这些还是看得见的地方。再往产业链深处走，还有一批几乎从不出现在叙事里的人。AI不会自己变聪明，背后离不开程序员、运维人员、数据中心建设者，更有海量负责图片分类、文本标注、不良内容筛查的数据工人。这类低成本、高强度的外包工作大量集中在全球南方：非洲、南亚、东南亚、拉美等地，外包平台把细碎廉价的劳动分发到各地。等到打磨成熟的智能产品推向市场，所有光环与收益归于资本与头部企业，留给底层标注者的，只有一条条枯燥的标注记录和微薄薪资。
卡加延德奥罗的网吧
工人给美国客户训练AI模型做数据标注
怕是离应用最近、看上去最该分到红利的那批人，也未必就站到了中心。程序员、设计师、编辑，手里的工具确实更强了，可节奏也跟着更紧了：从前一个方案要开几轮会讨论，现在老板一句"先让AI出几版看看";从前代码一行行写，现在AI生成完，人还得检查、修改，并且为它背责任。更荒诞的是，这份加速有时还得劳动者自己掏钱。网上有个段子，说公司买不起token怎么办，底下有人回：简单，招个实习生，暗示他用AI效率高，他为了显得上进、为了证明自己有用，自然会自己去买会员。
长期被追赶、被催促的状态，彻底重塑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过去掌握一门手艺，拥有稳定的学习周期，学成后足以安稳从业数年;如今大模型迭代层出不穷，刚吃透一款工具，全新产品便接踵而至。每个人都活在持续刷新的倒计时里：手头任务必须按时交付，还要提前学习未来的新技术，时刻担忧新一轮工具迭代会让自己失去价值。而这种无休止的追赶节奏，并不完全由技术本身驱动。芯片厂商需要持续拉高算力需求，大模型企业要维持用户增长，投资机构紧盯万亿级市场故事，各方共同推动新模型快速发布，刻意制造持续的技术焦虑，以此支撑股价、估值与行业泡沫，所以我们会发现，AI焦虑看着像是个人的事，其实高度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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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会发现，若把技术进步理解成一种由中心向边缘的引领式发展，甚至恩赐式发展，认为这些边缘“噪音”都会随着技术进步自动消弭，注定是一种自欺欺人。
倘若AI的效力是真实的，它真能带来一次实打实的生产力跃升，那么最先、最充分把握住它的，几乎注定是那些本就站在高处的人、行业和地区，我们肉眼可见的，恐怕不是差距的弥合，而是鸿沟的进一步扩大。
可倘若AI更多是泡沫，是又一轮被资本吹起来的效率内卷，那么此刻千千万万扑进这股热潮、把心力与青春尽数押上的人，又究竟在忙些什么呢?难道只是在合力撑起一场谁都不愿先承认的虚热?
无论哪种剧本，倘若我们对AI的发展和治理仍然信马由缰，那么绝大多数普通人，仍只能做浪潮里没有半分选择权的旁观者。回望这三十年，每一次宏大叙事的降临，几乎都曾把全部目光吸向一个璀璨的前方;而那些更顽固的问题，发展的参差、被甩下的人群、普通人真实的处境，也往往就在这层喧腾之下，被悄悄遗忘，无人追问。
而这样的落差，绝不只属于我和我的家乡。我当然已经算是时代的幸运儿，世界上比我家乡那座小城更困难、更需要被看见的地方，还比比皆是。从中国的县域腹地，到世界的边缘地带，技术的洪流奔涌向前，可洪流之下，那些最基本的发展命题亟需我们关注。今年七月，第九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大会的全球南方元素及其对智能鸿沟的关注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长期来，数字技术的规则，向来由少数发达国家和头部企业主导，推动治理吸纳全球南方，说到底就是想打破"少数人定义未来"的格局，不让人工智能这一轮变革，再一次变成中心收获红利、边缘承受代价的旧剧本。
技术本无善恶。真正要紧的，是它被推向哪个方向。一切技术的终极尺度，理应是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而非纸面上的效率或增长本身。倘若AI最终指向的是解放，是把人从重复、庸碌、失去尊严的劳作里松开，让更多人有余裕去思考、去创造、去成为更完整的自己，那么它就值得我们全力奔赴;可倘若它只是加剧分化、放大竞争，把普通人本就逼仄的生存挤得更紧，那么再耀眼的技术狂飙，也算不上一场真正值得期待的文明进步。
徐复观先生在追溯中国人文精神的起源时，将其落在“忧患意识”的诞生：殷周之际，人们第一次不再把命运全然交付天命，而意识到吉凶成败系于自身的作为。此后每一次文明的转身，几乎都由对忧患的觉醒所推动。如果说焦虑是一种被动的情绪，忧患意识内含着面向未来和面向共同体的群体责任意识。如何拨开AI制造的焦虑与编织的神话，去看清底下那些真实的、也更顽固的问题，这或许是人工智能时代至关重要的忧患意识。
如今那条国道早已安静，煤站的旧址上长出了新绿。我偶尔回去，站在路边，眺望远方，黑土无言。但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怅然了：村里人是少了，可更新的基础设施随处可见，乡村振兴让越来越多人有了不背井离乡也待得下的底气;土地是荒了不少，可山野郁郁葱葱，又何尝不是大自然本来的丰盛?与其说这是人类工程的失败，不如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辩证转换。
任何新技术的到来，不只意味着机遇和前景，也往往意味着多重危机的爆发;而危机之中如何焕发新生，将在我们对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叩问里显现。
倒塌的房屋和生机盎然的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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