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底，北大某学生社团曾牵头组织过一场关于校内工人的调研并发布报告，该社团调查了工人的劳动权益状况、食宿生活条件、业余生活以及日常人际关系等方面。
15年底的调研报告引发了学校师生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平日被符号化的工人有了鲜活的形象，燕园里另类“地下室生活”的一角也自此被揭开。
带着对2015年调研报告与校内工人的再关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5级本科生展振振等十余个院系的五十余名北大同学自发成立2018年北大工人情况访谈小组，以前述报告聚焦的内容为基础，进行了为期十天的集中访谈，小组的成员想知道：当年引起关注并得到校方回复的报告，是否对改善校园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权益产生了正面作用?
今天我们在此发布小组访谈的主公人之一——九妹的故事，从她的故事中，我们或许可以窥探一二。
本文插图均来源于工人情况访谈小组
九妹在北大食堂工作，食堂的人都喊她九妹是因为相对大部分校园工人来说，她还算年轻，是个90后。
她大大的眼睛很有神，漂亮爽利，普通话标准，语速不急不缓，很温柔，听起来自然流畅。
九妹虽然只有26岁，看起来也相当年轻，却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了。
除了食堂的本职工作之外，九妹这个月开始，做了小时工的兼职，工作一下子忙了起来。
这些天的操劳导致她患了重感冒，嘴唇有些苍白，说话很虚弱。
在学校里，像九妹一样做兼职的工友很多。用九妹的话说，这是因为工资被压得太低了。
她在这里干了一年了，工资只有3000出头，而她干前三个月的时候每月工资只有2000元。
事实上，九妹每月3000元的工资，是整个北大校园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据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显示，279名工人中大约50%工人的工资和她的工资相近，甚至还有工友工资低于2000元每月——这是低于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的。
不做兼职的时候，九妹和大多数工友一样，选择待在宿舍里玩手机。
四平米的空间是她们的宿舍
说是玩手机，其实更多的还是和家人视频聊天。生活的压力，让她不得不离开家乡，不得不把孩子变成留守儿童。
其实九妹内心是十分纠结和无奈的，她多想待在孩子身边，陪伴她们成长，但又不得不出来打拼，希望能给她们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
聊天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讲起她已经八岁的女儿。她说她大女儿的性格有些男孩气，脾气很倔，经常有她和别人打架的消息传来。
之前回家听到女儿说很伤人的话，她会气急到拳打脚踢。
“现在想想太冲动啦，不该打她，她不懂和她说说就好啦，打她会给她留下不好的影响。”不在女儿身边，九妹又开始后悔自己的举动。
后来她又说到大女儿在学舞蹈，“腿能掰到脑子后面去，身体可软了，从3岁就开始学，她们跳舞都上电视节目啦。”
说到这里，她很高兴，还给我们翻看她女儿跳舞的照片，是很多高挑的女孩子穿泰国服装在跳舞。
她说当时女儿的舞蹈班在学一些泰国舞，后来老师组织她们去泰国表演。
“她们一起学的好多都去了，但是要交两万块钱才能去，我们当时家里有些紧张，就没去。”说到这，她声音小了起来，头低了下去。
“等明年吧。没去泰国，她不高兴了好几天。”说到孩子的未来，她似乎又燃起了生活的动力，说：“大的肯定要供她上大学的。小的看她怎么样，不行的话就读高中。我希望她们两个都能考上大学最好。那时就不用像我们这样辛苦了。”
“不想孩子像我们现在这么辛苦了”是很多打工父母内心的愿望。
校园工人基本上都是住地下室，在前段时间大清理时她们也一度被通知搬走，但是后来实在没地方去，就还是住在地下室。
提到家庭，离不开婚姻和恋爱，九妹和她老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当时我相不中他，我一看到他就走了。”九妹很直爽的表达了当时的感受，“我看他个儿不高，跟我差不多，不是我印象中那种高大帅气的那种。”
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媒人就一直牵着我，和我说这个孩子挺好的，很能干活，能挣钱，让我再了解了解。我不好拒绝，就说好吧，再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就一起吃饭啊，给我买衣服啊。然后就……”说到这，九妹的眼睛弯了一下。
“结了婚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抠那个也抠。有了孩子之前还好，钱多，花钱也不会说你，有了孩子就不行了，有了孩子花销大了。而且因为雾霾嘛，不让烧煤了，我老公他们这个行业就很萧条，挣不到钱了。那个时候只要我花钱他就会说我，问我把钱花到哪里去了。”九妹轻描淡写地描述着自己婚后的生活和出来打工的缘由，但我知道，其中不无生活的重担。
九妹告诉我：“那个时候意识到，还是要自己出来挣钱，得独立。我真的很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后来谈到工资，九妹像是在讲述一个笑话，描述着老板的丑态。
“每次签工资单的时候，经理和会计都用东西挡着，经常都看不清楚。有时候我扒拉要看，经理就会呵斥说'看什么!管好自己得了'。我当然只是看我自己的，自己的我都看不过来。但这和私人的也没什么区别，都是老板看哪个顺眼给多发点。”
说到这里，九妹越来越气愤了，“过年回来我可能就走了。我在网上投了简历，没想到很多餐饮行业的给我打电话，叫我去面试。有一家餐馆，底薪是4000，包吃包住，宿舍里有免费的网。就是太远了，要去昌平那里面试，刚好那天我上班。”
其实，从九妹身上我们就能知道，校内工人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在我们的调查报告中显示，接近三分之一的工人在校工作不足半年，57.3%的工人在校工作不足两年，而女工的流动性往往要比男工流动性还要大，在男工中，24.9%的工人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而女工中这一比例仅为4%，而且校园工人中91.9%属于外包单位、合作经营单位或劳务派遣单位，这意味着他们的权益总是难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仔细想来，为我们盛饭倒饭的那双手换了又换，但我们却从来没有读懂它背后的故事。
食堂工人
后来我们聊到彼此的爱好，九妹说她想学网球，学跳舞。
“我每天下班都路过网球场，看到网球场上那些同学打得很起劲，就觉得很有意思。”她没有说下半句，但我知道，这样一个文娱锻炼的平台，对于工人来说，是缺失的，工人与学生的同处一个空间，却又被一些无形的东西割裂着。
很多工人与九妹类似，尽管工作很忙很累，但仍有38%的工人对文娱活动有着迫切的需求。
九妹自知大学校园里的文娱平台不属于自己，自嘲地说道：“大不了回家让我女儿教我跳舞去。”
九妹这样温柔可亲，我希望她能到有更好待遇的地方去，但又有些舍不得。
很多出生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女工都像她一样，来自农村，很早就结婚，做了年轻的母亲后又出来打工。
因为早早地操持生活，她们身上没有任性矫情的痕迹，却孕育着对抗命运的生机。
劳动和年轻让她们体贴又直率，质朴又鲜活。
她们的双手既能温柔地哄孩子入睡，也能扛起家庭的重担。
她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过去几十年的经历，把她们塑造得善良，温柔，勇敢，乐观，她们也许很渺小，但她们的骨头里有江河。
关上九妹宿舍的门，从逼仄的地下室走出来，我什么也不想，只希望她们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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