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15年春节刚过，台湾厂里爆发了筹划多时的罢工，包围厂区不许出货，要求补发加班费、厂方向社保补交退休金、签订关于离职补偿金标准的集体协议。
在持续18小时后，资方认输了。
本辑文章透过罢工工人的口述，纪录了当年合正工人组建工会跟罢工的前因后果，以及当中的辛酸点滴。
从别人的维权故事，打工者不但可以了解不同地方的劳动法规，也能从他们身上学习争取权益的各种方法，抵御老板的剥削行为。
罢工工人在休息的棚子里开会(来源：合正工会里脸书)
一个比较靠谱的领导者
这场罢工的主要领导者是生产部门的中层管理，在厂里做了六年。
由于职务的方便，他可以在各个生产环节搞串联，也了解高层管理压制下级的办法，不会轻易被敷衍或吓倒。
他做事有耐心，有条理，能够说服、团结一部分员工和基层管理，掌握了一些公司内部消息。
他的斗争目标很明确，在劳工团体指导下，罢工发动之前和之后，他尽量避免行动摇摆，与资方保持距离。
这些做法稳定了工人集体，把力量发挥的比较充分。
资方背景不强、缺乏准备
在工人看来，他们的老板(公司董事长)是老江湖，在大陆有平息罢工的经验。
但他也不算显赫的大资本家，能利用的关系自然少，有关部门也没太帮他。
而且近些年来，台湾的工厂罢工十分罕见，老板们有点刀枪入库的趋势。这次出事以后，资方措手不及，被打懵了。
此外，台湾手机业利润很高，虽然这家公司在走下坡路，但显然以前发过大财，有能力满足罢工者的要求，工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公司不缺这几个员工的补偿钱!”。
劳工团体的协助
本次罢工的胜利，一个重要背景，在于当地出现了一个斗争积极的劳工团体，即“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简称产总)。
罢工的前后，产总做了不少事：通过那位主要领导者，帮助工人成立工会，形成一个有章可循的集体;举办培训，消除工人疑虑;指导工人一步步酝酿罢工，避免急躁;派出顾问，协助罢工工人与资方谈判。
产总的外部支援让工人避免了盲目摸索，能有一点“咱后面有人”的自信，对罢工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劳动部门没有明显偏袒资方
国家机器总是分为许多部分，彼此有共性，也有差异，在台湾也不例外。
这场罢工的酝酿过程中，工人发现有的主流大党跟工商界关系紧密，找他们的议员帮忙多半没用，而势单力孤的小党议员可能更愿意给工人一些方便，哪怕是为了选票。
工人也发现台湾的相关法律存在暧昧之处，给老板损害员工利益开了后门。
但要说劳动法律不起作用，也不对。如果工人抓住老板明显违法的痛处不放，有关部门也会闻声而动，然后……开一张很小的罚单。
当工人在外部指导下组织起来，避免了被资方抓住明显的劳资纠纷调解程序错误，当工人已经罢工，资方慌了手脚，媒体有所曝光，连董事会也不大支持董事长的时候，劳动部门也就满足于罢工“见证者”的角色，没有为老板起到缓冲作用。
罢工的时机
工人选择了货柜出厂的时机进行罢工，而春节期间缺少社会事件，促使媒体对罢工的关注比较热烈，媒体的报导又让董事会和相关银行有点受惊。
这也是资方显得被动，仓促投降的一个原因。
小结
在台湾，工人运动的土壤跟中国大陆有明显不同。
相比中国大陆，台湾工人可以按照法定程序成立工会，借助这个组织保护自己的积极分子，这是本次罢工能逐步酝酿、发动并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台湾的工厂罢工已经很少见了，劳动部门和媒体都把这次罢工当作孤立的突发事件处理，没有明确站在资方一边压制工人。
这个罢工稀少的环境，也跟大陆不同。可是，这次罢工经验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罢工能快速胜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
上面谈的五个原因，很难说有哪个原因是最主要的。
如果一定要找出主导因素，那就是工人有所组织后，比较顺畅地利用了对自己有利的各方条件，一下子扳倒了资方。
而工人顺利组织化(表现为成立企业工会)的两大原因，一是选票政治下，国家不总是充当劳资矛盾的强硬裁决者，给工人组织提供了活动空间;
二是台湾工潮稀少，工人整体驯顺，统治者并不需要一味高压维持工厂秩序，而能够容忍“你来我往、有赢有输”的局部劳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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