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日本，已成为当前世界的一个潮流。安倍政权的一系列举措，使日本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更引发了对日本的战略争论。这些争论的持续，已使人开始重新审视战前日本和战后日本、冷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后的日本、20 世纪的日本和21 世纪的日本等战略深层的问题。由此，“日本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范畴，成为一个涉及层面更广泛的国际性问题。
一、重新审视安倍与“安倍政治”
安倍自上台以来，声称“侵略”没有国际定义，“参拜(靖国神社)”自有日本道理，“道歉”已成过去，“(村山、河野)谈话”无须继承与遵守;“宪法”并非“日本制造”，“联合国”已经徒有其表;“主权日”应该恢复，“日本军队”应明确海外“交战规则”。安倍上述的一系列表态，不但引起了亚洲国家对日本“右倾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忧，也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对。美国媒体指出，安倍政权下“自民党日本企图为威权式的、军国主义式的日本打造基础”;美国国会调查局的报告则称，安倍是“强硬的国粹主义者”和“历史修正主义者”;日本国内许多人称安倍为“极右的国粹主义者”和“极右的历史修正主义者”。
保守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民族主义的“大国魂”，是安倍政治思想中表里一体的存在。安倍的“开明的保守主义”是极其“怪诞”的，是一种“与新自由主义混杂的变形的新保守主义”。安倍的民族主义是“没有对战前帝国主义的反省”、“没有对明治宪法体制和对天皇制的批判”、“更没有与亚洲的连带意识和反美的意识”的“脱‘战后’型的民族主义”。安倍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较之战后更激进、较之战前更抽象的“激进而抽象的保守的民族主义”。
由此，“安倍政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安倍的政策中有战后多个内阁成功政策的影子，他试图推行“集战后之大成”的宏大政策;安倍现政权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risk off(规避风险)”转向“risk on(无畏风险)”。第二，安倍以偏重进攻性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取代侧重防御性的“被动的和平主义”，对日本进行再改造。对日本战后体制进行“结构改革”的同时，试图重构一个新的路线和共识。第三，安倍以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为目标，以获取权力与威望为标的，希求于建立“大日本”、“强日本”，而否定“小日本”、“弱日本”。
二、重新审视新时期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
安倍政权下的日本转型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治“在20年前就进入了过渡期，至今仍在过渡期徘徊”，日本在原地踏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普通国家”化已进入新的阶段，右倾化的日本与“战后型日本”渐行渐远。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却不冲突，前者描述了日本战略缺失的窘境，后者阐明了日本战略认同危机的窘况。两者都表明，日本的战略转型充满着令人忧虑的非确定性和使人担忧的风险(或危险)。原因在于，自1868 年以来，日本国家三次转型，其中两次都是灾难性的。当前日本进行着所谓的“第三次开国”和“第四次转型”，它能够带来什么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争论的问题。
对于日本战略转型的忧虑，主要体现在对下列问题的关注上：
第一，新国家战略与战后战略的继承性。有人认为，日本“不会用大国战略取代和平主义的国家认同，吉田共识只是被重塑了，而不是被抛弃了”，是“在现有战略下的重新校准”。但是，安倍主张修宪，并将矛头直指战后宪法的合法性，就很难令人相信日本是真正奉行战后和平主义的战略。
第二，如何认识日本历史和战后历史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安倍更多强调“对千百年来日本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传统何以为继、以何为继的”经验问题，而不强调战后日本如何汲取教训问题。有识之士指出，从安倍的认知来看，“将‘宪法’作为‘战后体制’予以否认，将‘战争反省’作为‘自虐史观’予以排斥，安倍这样的国家认知本身，无疑会使对立更加尖锐化”。
第三，战后体制和新体制的功能性问题。有人指出日本“在发展时期赢得命运女神微笑的取胜战略，在其维持优势时却变得适得其反了”。从经济体制上讲，这已成为日本的共识。但从政治和日本国家来说，断言日本深陷“制度疲劳”，则有些言过其实。
最后，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如何明确“日本的责任”。安倍用参拜靖国神社来“宣示和平”，是一种“本末倒置责任论”。如果不修正这样的逻辑，则日本的未来也难逃“历史的阴影”。
三、重新定义安倍的转型政策：积极型变位战略
“变位权力行为”是安倍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其核心是对日本国家战略进行全方位的转型。如果对该政策做一个概括，可称之为“积极型变位战略”。“积极型变位战略”旨在改变现有体制的束缚，从多方面、多领域构建新的制度框架，以此达到重振日本、建立新国家战略共识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打造安倍的长期政权、营造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具体而言：
“安倍经济学”的推行，主要在于改变日本增长模式。“安倍经济学”既是基于日本经济振兴的考虑，也有基于确保政权的“安全行驶”的考虑。除此之外，改变日本人“持续多年的通缩心理，在经济心理学意义上，极大地带动了‘景气’中‘气’的部分”，从而“让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时代的转换”，也是这个概念的指向所在。“安倍经济学”是对日本经济下的一剂“猛药”，是带有“冲击和恐怖(shock and awe)”的政策。
安倍“改变日本政治”的“三大利箭”，主要在于变革战后体制和制度。主要包括：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修改宪法第96 条和导入道州制度。据此，从宪法体制、国防体制和行政体制入手，改变战后的制度安排。
安倍安全保障上的“三支利箭”，在于重构日本安全的法制和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行使集体自卫权与深化日美合作、建立日本版NSC(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 年12月，日本国安会议通过了第一个10年外交安保战略方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安倍明确讲“日本必须保持强大，首先是经济强大，同时也要维持国防的强大”。
安倍以“积极的和平主义”为核心，将构建民主国家的联合体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外交的重点。现阶段价值观外交的“地缘政治色彩非常显著”。在一年多来，安倍访遍东盟10国，以及美、俄等29个国家。他倡导被称为“安倍主义”的对东盟关系新外交五原则，主张建立日美澳印的“钻石安全联盟”。与此同时，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强硬。对美“跟随”和对华“对冲”的两手策略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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