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等媒体报道，美国军事专家弗瑞林撰文称，中国军工企业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成就，离不开灵活的对外合作，“在引入资本和外国技术方面，中国军工企业驾轻就熟，这使得解放军的装备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令美国震惊的跳跃式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军工企业依旧注重在对外合作中保护自己。例如中国监管机构设立了“金融长城”，防范某些西方企业恶意染指中国军工企业的股权。
灵活吸引外资
据悉，负责为解放军建造大型水面战舰和潜艇的中国大型国营船厂，正在带头进入本国和全球资本市场，进而筹集巨额资金。消息人士披露，从2004年1月至2015年1月，中国两家舰艇制造巨头——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共从股票和债券市场筹集222.6亿美元。报道称，中国军工企业从资本市场上筹到的资金，可以为中国海军装备建设提供必要的融资，此举可大大促进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却不会对中国国家财政造成负担。预计不久之后，中国其他军工企业可能会效仿大型船厂的做法，大举进入资本市场。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分析，总体来看，中国军工企业大举进入本国及全球资本市场，是一件让多方得利的好事。对于中国军工企业来说，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能大大增加自身的研发资金，从而可以推出性能更强、对解放军更具吸引力的武器装备。而对于中国军方来说，大型军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自行筹措初始研发资金，可以大幅降低中国军方的开销，“中国军工企业有实力自行投入研发资金，推出某种武器的原型装置，进而供解放军采购部门选择”。解放军可以将省下的经费用作其他用途，例如采购更多成熟的武器，或者用于研发其他先进武器等。而对于中外投资者来说，中国军工企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它们进入资本市场，是为投资者创造了获利机遇——中国的海军装备预算至少还会继续强劲增长5到7年。而且中国军工造船企业拥有国内最出色的舰艇技术人员，所以，中国军工船厂的股票具有巨大升值潜力。
事实上，诸如美国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样的军工巨头，也都从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从2004年1月至2015年1月，上述美国军工企业一共从国际资本市场筹集了约1100亿美元。
军事专家弗瑞林强调，尽管中国军工造船企业可能吸引了一些外国投资者，但中国监管机构已经提前做好了预防措施，防范某些西方企业恶意染指中国军工企业的股权。首先，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投资中国股市的外来投资者有所限制，“那些没有通过中方.审核的外国投资企业，或者那些有西方政府背景的投资方，无法大量采购中国军工企业的股票”;其次，中国军工企业的大部分股权仍然牢牢握在其母公司手上，即使有西方投资者买下中国军工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推出的所有股票，也难以实现对其控股。
从理论上来说，随着更多的中国军工企业进军全球资本市场，未来一旦美国某家投资机构，欧洲或加拿大的某个退休基金购买了中国某军工企业大规模发行的债券，那么它们的做法，无异于帮助解放军强化装备建设。
由“购买者”变为“创新者”
弗瑞林认为，吸引外资只是中国军工业对外合作中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军工企业还注重以灵活方式开展对外技术合作。
他表示，中国军工对外技术合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中国军工企业以引进海外整套高新装备为主。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军事装备进口国之一。
第二阶段，约从2001年至2009年，中国军工企业以吸收消化已从海外引进的技术，并进口装备零部件为主。这一阶段，中国引进的海外成品装备的数量趋于减少，因为中国企业已经能自行生产部分高新装备，所以只需要引进某些技术以及一些装备的零配件，以维持相关装备正常运作。
第三阶段，从2010年至今，中国军工企业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自主研发许多独一无二的装备，其中一些装备的部分性能甚至领先于俄罗斯同级产品。与此同时，中国军工企业有底气和俄军工企业平等合作开发高新装备。
弗瑞林指出，上述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军工企业依托对外合作，实现了从“纯粹的采购者”到“学习借鉴者”，最后再到“创新者”的角色转变。中国军工业在对外合作中，除了注重从俄罗斯、乌克兰引进苏式技术与装备以外，还大量借鉴了西方先进技术——欧洲国家和以色列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军工企业以灵活手段，合法引进了欧洲企业生产的一些军民两用装备，、例如船用发动机等。而以色列则向中国提供了部分先进电子系统。
如果没有灵活的对外合作手段，中国军工业的成长速度，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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