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中担任高级别职员的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也成为中国在联合国发挥影响力的一个侧面。
如2006年，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开华人主政国际组织先河”;2013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 届大会主席——该组织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代表当选大会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第二年，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赵厚麟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联合国的中国高管们通过自己的具体工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国际合作和全球发展以及提高联合国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贡献了中国智慧。同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也通过他们执掌有关联合国机构，对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过，担任联合国高级别职员的中国人数虽然增加，但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总体人数仍然较少，中国籍职员在联合国系统高级管理层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这与中国当前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相称，与中国作为会费缴纳大国的地位以及对联合国的贡献也不相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之一。
中国职员数仅占1.09％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政府随即告知联合国，原先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仍可继续留在那里工作。随后，中国自己开始陆续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派遣国际职员。但这40多年来，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籍人员总数仍然偏少。据前不久刚刚离任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工作组原组长何易参赞介绍，当前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总人数为450人，仅占联合国人员总数的1.09%。按照联合国适当员额幅度计算，中国应该有专业类人员136人，而目前只有74人，中国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有240多人，但低级别和从事语言翻译等辅助工作的人员占绝大多数，其中笔译、口译和打字等人员就占了一半以上，真正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关键部门工作并担任高职的中国人并不多，而D1(司长级)以上的高级别人员仅有10人，其中包括一名副秘书长(吴红波)和一名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3年8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有关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统计数据的报告，中国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32个国家之一，与巴西、乍得、利比亚、卢森堡、波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苏丹、委内瑞拉等国家属于同一类别。中国任职人数不光低于人才输出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明显少于日本。
影响中国职员晋升高级职位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首先，语言对中国职员而言是一个先天的挑战。英语和法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虽然近些年中国职员的外语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比起那些母语就是英语或法语的西方人还有明显差距，甚至比起从小就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也有不小的距离。目前的尴尬状况是，有些人外语不错，但专业不行，而有专业水平的人外语又不一定行。
其次，中国职员在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普遍缺乏联合国的相关工作经验。许多西方职员在正式进入联合国工作以前，就曾经在联合国实习或短期工作过，对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熟悉，而中国职员则往往要从头开始。此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职员的发展，很多中国职员对联合国的西方文官制度不适应，难以适应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官场文化。
西方把持重要部门有历史原因
联合国重要部门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中国在联合国许多决策部门和关键岗位仍然缺乏工作人员，这是中国当前在联合国系统中人员分布的主要特点。在联合国总部的职能部门中，西方国家牢牢把控着政治部、法律部、维和部、人力资源管理厅等重要决策机构。长期以来，美国人主管政治部、法国人主管维和部，英国人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经形成一定的格局，其他国家难以置喙。相形之下，中国一直是安理会五常中唯一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根据潘基文2013年的统计数据报告，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罗斯和美国属于“在幅度内”的国家，而英国和法国则位于“任职人数偏高”的国家之列。
何易参赞介绍说，美国任职人员数虽然“在幅度内”，但其高级别工作人员的比例高，而且都是在政治部、法律部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厅等核心部门、关键岗位上的决策人物。英法国家人员具有很强的语言优势，考试能力强，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处级人员较少，高级别人员较多。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中却没有高级别人员。
西方国家把持联合国重要部门是历史形成的。建立联合国的设想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联合国成立之初的工作语言只是英语和法语。由于联合国成立之初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联合国内的指导思想和议事规则基本上按照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客观上为西方国家掌控联合国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东道国，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政策，长期利用和操纵联合国为其全球霸权利益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西方把持联合国重要部门也是西方国家坚持的结果。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对联合国定岗、定人进行培养，国内国外一盘棋，对联合国关键岗位志在必得。在高级别联合国官员的政治任命中，关键是本国政府的推荐，联合国秘书长的认可多是走走形式而已。从理论上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首席执行官，是人事任命的最高权威，真实情况则不尽然。虽然联合国规定联合国秘书长不能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产生，但秘书长的权力严重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职务和权力分配问题上，秘书长既要避免触及某些大国的利益，又需要顾及政治平衡。
通常情况下，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的重要部门往往由西方大国举荐的副秘书长(有时也会有变化)分管。
“西强我弱”格局或将长期存在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之中，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呼唤新的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需要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发挥核心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正在作为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在联合国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通过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格考试，从中国国内选拔到联合国任职的专门人才正在逐步增加。
虽然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中占绝大多数，新兴大国正在集体崛起，冲击和改变着当今世界，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个世界仍然向西方倾斜：西方国家仍然在联合国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势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在联合国继续把持着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鉴于联合国改革举步维艰，以及囿于以西方为主导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因此，联合国权力格局中的“西强我弱”现象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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