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在突尼斯，一个个人人点燃了反对腐败独裁者的民众革命，紧接着爆发了埃及反对类似腐败独裁者的类似起义。阿拉伯世界大为震惊，世界舆论则立即对世界各地争取自治、尊严和更美好世界斗争的这些“示范性”表达给予充分同情。
如今，三年过去了，这两个国家都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能自拔，国内暴力升级，这会引向何方以及对谁有利都很不确定。有些方面是各国特有的，有些反映在整个阿拉伯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起义中，还有一些方面则堪与欧洲以及一定程度上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的事情相比。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必须从最初的民众起义谈起。通常情况下，起义由勇敢的年轻人发起，他们抗议反对当地、国内和国际权势者的独断专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反帝、反剥削并具有强烈平等精神的。它堪比1966-1970年世界各地发生的那种起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有时谈到的1968年世界革命。随后，抗议在国内引起深刻共鸣，吸引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远远超过了最初发起的小群体。
随后怎样呢?广泛参与的反独裁革命对当权者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当最初的镇压措施似乎没有奏效时，许多群体试图通过参与进来以便驯服革命。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军队都出场了，他们拒绝朝示威者开枪，但也力图控制罢黜两个独裁者之后的局势。
这两个国家都长期存在着强大的伊斯兰运动，即穆斯林兄弟会。它在突尼斯遭到禁止，在埃及被小心控制和限制着。革命让他们在两个地方浮现出来。他们向那些由于国家不管不问而受苦受难的穷人提供社会援助。他们还决定组建政党，以便获得议会多数并控制新宪法的撰写。在这两个国家的首次选举中，他们都成了最强大的政党。
在此之后，政治舞台上基本有四个群体进行竞争。除了穆斯林兄弟会政党--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和埃及的自由公正党—之外，还有三股其他政治力量：或多或少属于左翼的世俗力量，寻求立法建立比穆兄会派更严厉的伊斯兰教法的极右的萨拉菲力量，以及依然强大但处于半地下状态的旧政权支持者。
无论穆兄会政党还是世俗力量其实内部都存在分裂，特别是在他们要采取的策略上。穆兄会政党面临的政治困境，与近几年来欧洲中间偏右政党所面临的一样。这些国家有严重而持续的经济问题，这导致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和/或增强了它们的力量，从而威胁到“主流”中间偏右政党赢得下一轮选举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到处都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想通过向极右方向移动以及对左翼或世俗力量采取“强硬路线”来赢回极右翼选民的支持。还有一些所谓温和派，他们认为政党应该移到中间位置，在那里赢回选票。
左翼或世俗力量同样包含各式各样的群体：真正的左翼群体(也有多个)以及寻求与欧洲和北美强大的市场力量建立更密切经济联系的中产阶级民主派。在经济问题上，这些中产阶层群体事实上非常接近伊斯兰温和力量提出的主张。
与此同时，仍然忠于腐败旧政权的部队继续控制着一个关键部门，即警察。对世俗力量示威开枪的正是警察。当这些力量抗议暗杀世俗力量的主要领导者肖克里·贝莱德[Chokri Belaid]时，突尼斯总理哈马迪·贾巴利[Hamadi Jebali]，这个所谓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抗议说，他和他们一样对暗杀感到震惊。对此，世俗群体回应说，伊斯兰政党，特别是他们的所谓强硬派，无论如何对此都负有间接责任，因为他们创造了这种使暗杀可能发生的气候。
此外，突尼斯和埃及并不是孤立的国家。它们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方的邻国也处于动荡之中。外部势力的地缘政治入侵非常突出。两国都相对贫穷，都需要外部的财政援助以应对持续并不断上升的失业，失业由于旅游收入的损失而变得更加严重，而旅游收入是两国主要的收入来源。
那么，这一切将导向何方?只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个是革命的结束，至少暂时结束。两国会出现根深蒂固的右翼政府，它们得到军队的支持(也许甚至是控制)，实行社会意义上堪称保守的宪法和谨慎的外交政策。另一个是革命的开始，1968年的那种精神重获力量，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再次成为社会转型的灯塔，为他们自己，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为整个世界。
然而，目前看来，那些推动结束革命的力量占了上风。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给两国再次活跃的革命力量拉下帷幕还为时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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