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于2008年破产，引发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当时似乎有了广泛的共识。一个过度臃肿且功能失调的金融系统，对资本配置不当，而且非但没能管理危机，其本身就是制造危机的根源。金融管制的放宽——加上极易取得的贷款——导致人们过度冒险。即便更容易取得的资金，可能可以避免金融系统全面崩溃，但货币政策在重振经济上，相对来说却是没有功效的。因此，更加依赖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就成了必需之策。
五年后，虽然有些人开始祝贺自己成功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但没有一个欧美人敢说繁荣已经重新出现。欧盟刚摆脱一场双谷衰退(有些国家是三谷衰退)，一些成员国依然陷于萧条。许多欧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依然低于危机前水平，就是只高出一点点。接近2700万欧洲人找不到工作。
同样的，美国有2200万人无法找到全职工作。劳动力参与率，跌到了自妇女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都比危机前少了一大截。事实上，一个典型全职男性员工的收入，已降到了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没错，我们已经做出一些努力去改善金融市场。也增加了对资本方面的要求——但却远比所需要的低。一些高风险金融衍生品——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归入交易所来增加它们的透明度并减少系统性风险;但还有大量衍生品，依然在不明确的场外市场交易，这意味着我们对一些规模最大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知之甚少。
一些掠夺性和歧视性的贷款及信用卡滥用行为受到了抑制;但相同的剥削行为依然存在。那些打小工的穷人，还是常常受到发薪日高利贷的盘剥。主导市场的大银行，照旧对商户的转账卡和信用卡交易收取高昂费用——比在一个真正自由竞争市场应当支付的高上数倍。简而言之，这些“税”和收益都肥了私人金库，并未用来服务大众。
其他一些问题也没能解决——其中一些甚至恶化了。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依然无法自力更生：政府如今承担超过90%的抵押贷款，而奥巴马政府，甚至还未能提出一个确保在具竞争条款下，进行负责任贷款的新系统。金融系统变得更为集中，进一步加剧银行问题——它们不仅规模太大，相互紧密联系以致无法任由其破产，也更加难以管理，和让它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尽管丑闻接二连三，包括洗钱、操纵市场、贷款上的种族歧视及非法查封，却没有一个高管受到惩罚。此外，为免损害重要系统性金融机构，罚款的金额也远低于合理的数额。
信贷评级机构也在两起私人诉讼中，被判必须承担责任。然而，它们必须支付的赔偿，只不过是它们的行为所造成损失的一小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付钱给它们的，正是它们所评级的企业。这个有悖常理的奖励系统，却没有得到改善。
银行家们自夸说，已经还清了危机爆发时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援助。但对任何人，只要把手里那些接近零利率的政府贷款，反过来借给政府，就能轻松赚取数以亿计利润，他们却从来只字不提。他们也不会提到，经济的其他部分必须承担的成本——欧美两地不断累积的产出损失，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那些认为货币政策是不足够的人，被证明是对的。没错，我们都曾相信凯恩斯主义——但却过于短暂。财政刺激被收紧开支所取代，这对经济表现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预见的——结果也的确是如此。
一些欧洲人对经济可能已经触底感到庆幸。随着生产恢复增长，衰退——也就是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萎缩——正式结束了。但从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看，一个大多数人的收入，依然低于2008年前水平的经济体，还是处于衰退中。一个25%的工人(及50%年轻人)失业——正如希腊和西班牙——的经济体依然处于萧条期。紧缩政策已经失败，也看不到任何在短期内回归全面就业的前景(由于美国的紧缩措施相对温和，其前景相对之下也比较好)。
金融系统或许比五年前更加稳固了，但那是个很低的水平——当年金融系统在悬崖边摇摇欲坠。那些庆祝银行重新取得盈利和监管上的小幅度改善——虽然后者来之不易——的政界和金融界人士，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还需要完成的工作。杯子最多不过是装了四分之一的水;而在大多数人看来，杯子四分之三是空着的。
作者JosephE.Stiglitz
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英文原题：FiveYearsinLimbo
版权所有：ProjectSyndicat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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