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在多极化世界难生存
[俄]德米特里•苏斯洛夫
随着美国例外论越来越难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新的多极世界不但需要考量老的方式，还需寻求新方法的出现。
作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例外论要和单极化配合异常困难。甚至可以认为，例外论是美国难以接受世界多极化的现实，并放弃充当世界领袖的外交政策和实施国际干预理念的关键所在。美国例外论意味着，在所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中，美国的政府体系不仅最先进、最具发展性﹑最人性化，而且是旨在保护平民，全心全意为个人服务，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和利益的最佳政体。从历史上看，19世纪初的美国的确如此。因此，美国例外论成为其固守至20世纪中叶的孤立主义政策的思想基础。当时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出自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欧洲帝国，美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维护其“例外”制度和生活方式。然后，当美国转向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时，例外论成为其充当世界领导者的思想基础。美国没有在平等条件下参与国际秩序的历史经验并不是巧合，而是因其不习惯仅作为多极世界中心之一。
原因何在?就是自身的例外。它既不允许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对话，也不承认美国仅仅是世界格局中一个大国，更不认同他国平等参与全球决策、议程制定或是创建和管理多边的国际秩序。总之，除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最先进的生活方式并且创造了普世价值观的国家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有资格领导这个世界呢?美国例外论是其既能引领国际化进程又能不全部参与其中的原因。作为第三种选项的“同等条件下参与机制”——美国根本不屑一顾。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例外论也推动着其外交政策，即：注重传播民主，把世界分为民主和不民主两大阵营。传统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后者一直缺乏尊重。
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是世界领袖的角色，还是意识形态下的外交政策，都不会让美国接受多极世界的理念。当美国没有守护其关键利益的立场——而且得不到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作为唯一被允许干预外国事务的领导者，其唯一的选择只有孤立主义，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救世主义，其所起的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这就是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以及非西方大国间产生摩擦、以及美国在外交政策思想上出现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美国例外论。只要美国例外论仍然是其外交政策理念的基石，美国与不承认其全球领导地位、或不承认其普世价值观的各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不会好转。不过，问题在于美国是无法放弃其例外论理念的。它深植于美国和美国人的自我认同之中——就像名片和文化符号一样，放弃它美国就会迷失自己。
美国很难找到一条出路。不过显而易见，美国迟早要在世界领袖、孤立主义和平等条件下参与国际事务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使其能够坚持美国例外论的理念。然而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时间和努力。至于例外论，美国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对于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来说，其例外性来自于文化本质和自身独特感，但未必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或最先进的。
其他国家的例外性强调的是自身的独特性，并且约束其不会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而美国的例外论则与其另一意识形态支柱“普世主义”分不开，美国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而且是普世的价值观。
此外，美国坚持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最好，并认为它适用于所有国家。在这方面，所有其他大国特殊例外性完全符合新兴的多极化世界。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为了最好、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一头衔而挑战美国的例外论。
本文刊载自《环球时报》“透视俄罗斯”专刊，内容由《俄罗斯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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