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外的读者对于中南美洲近代历史，除了要求土地与自由的传奇般的原住民领袖萨巴塔，主要只知道有欧洲血统的上层阶级出生的夺取国家政权的职业革命家卡斯特罗兄弟(律师)、切(医生)[1]、庇隆(军官)[2]、阿联德(议员)以及统治集团的将军(如皮诺切特)、主教、大地主等，再加上异国情调的文学(如刚去世的马尔克斯)、艺术家(如女画家弗里达·卡洛)、政论家(如马公)[3]和过客托洛茨基[4]。2004年圣诞期间，我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在托洛茨基遇难纪念馆与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友人见面。他“一九九一年就到了墨西哥，二OO五年三月即将返回日本。他介绍了一些墨西哥政局的发展，最后承认：墨西哥政治太难理解，而日本的有关文献都很肤浅。”[5]幸好，《劳工阶级的控制：1930-1979年的拉丁美洲》[6]填补了这方面英文读物的空白，也丰富了安那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一本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汇编，这本书中论文的质量有高有低、有待加强，但毕竟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图像，让我们了解那些登上历史舞台的拉美劳工：1933年古巴革命中甘蔗劳工占领砂糖厂房、墨西哥劳工推动石油国有化、危地马拉革命中的铁路劳工、阿根廷劳工与铁路国有化、劳工阶级对庇隆体制宣传的抵制、圣保罗纺织女工主导的30万大罢工、玻利维亚革命中的矿工、秘鲁矿工联合会的战斗精神、智利矿工与铜产业的国有化。通过劳工的斗争，此书除了告诉我们拉美历史的独特性，也揭示出一些共同的人类社会规律，不可多得。
除了同时抵抗男性劳工控制的圣保罗纺织女工，此书的主角是只占约1/4的有组织的劳工中的“贵族”，更没有提及广大的原著农民。这也是此书的特性与局限：除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远高于别的劳工阶级或普通人收入水准)，最“先进”、最有战斗性的拉美劳工从不同程度直接间接地推动、影响和参与了拉美国家的政治进化过程或革命(秘鲁的矿工直接开到首都利马帮助军队主导的革命政变)。其中最典型的是这些国家的最重要产业(石油、铁道和矿产)的国有化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劳工的斗争在政治革命/政变与社会革命中的区别。
例如，卡斯特罗主导的古巴政治/军事革命的国有化过程导致主要外国资本(美国)的制裁和古巴经济、社会的畸形转换(依附苏联)，因为直接被国家政权没收的美国资本很容易诉诸强大的美国国家力量的干涉;但组织起来的墨西哥劳工的国有化要求使得同样的美国资本(洛克菲勒财团)不容易直接动用美国的国家力量出面镇压墨西哥的劳工。与其诉诸代价不祥的国际干预，洛克菲勒财团还可以在委内瑞拉、中东找到没有政治麻烦的油田;同时，墨西哥的劳工以为国有化是劳工阶级的控制，墨西哥国家政权则把工会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拉拢一小撮“劳工贵族”的官僚加入新的统治阶级，成为最终受益者，等到劳工们发现国有化只不过是把外国资本更换成民族资本的统治，为时已晚。阿根廷劳工推动铁路国有化，除了普遍的民族主义高昂外，也伴随着外国(英国)资本腐败、老朽(设备和董事会)的过程，连英国外交/情报机构也建议政府散手不管，把烂摊子交给阿根廷。铁路行业本身也逐渐被公路运输取代，不值得动用大英帝国的舰炮外交(直到1982年英-阿争夺外岛的冲突)。这倒使人联想到大英帝国的衰落，在退出印度、马来西亚等殖民事务中，从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学会了教训，避免了更大的代价，值得新起的帝国学习。
劳工阶级的不成熟，也可以从智利矿工与更幼稚的阿联德“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台联系起来。阿联德以拉美的列宁自居，以为劳工有高度的“阶级觉悟”配合他的政权度过内外经济难关，而已经享有较高收入的矿工却不理会意识形态、“民族利益”的幻想，在右翼政党的煽动下不断罢工要求更高的待遇，解消了阿联德政权的阶级基础，最后只好看着他自己抓起机枪来抵抗美国支持下的军人政变了。
正如此书总结的那样，“劳工们的错误是在这段长期的转换期间对政府期待太高”(第301页)，但这是每一个社会的劳工阶级不可避免的成长阵痛，特别是拉美的劳工在与外国资本的控制斗争(工资上涨、雇用和解雇权)中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发生关系。所谓“庇隆主义”实际上就是庇隆以军人身份担任劳工部长积累的政策和势力，缺不了劳工的支持与配合。同时，我们也看到拉美的劳工在控制自己命运的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当萧条时工作机会减少，工会的成员轮流不上班少领工资，这样就没有人被解雇”(132页)。只有组织起来的劳工才可能这样互助，否则只能被雇主随意解雇，值得今天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劳工们学习[7]。而圣保罗的纺织女工，刚开始学会组织起来，还要抵制已经组织起来的男性工会“贵族”、特别是工会官僚的歧视、压迫，摆脱了被国家政权利用的错误，胜利地达到30万人罢工的目的，为拉美的劳工运动树立了典范。
正如此书开卷引用巴西纺织女工Maris Pavone所说：“任何人都要有尊严，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实际上，这也正是点燃阿拉伯之春的无业突尼斯青年的自焚导火索。无论在业、失业还是无业[8]，无论拉美还是中东，无论在当代还是八十年前，劳工对的尊严的追求就是人类对尊严的追求。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5月20日]
[1] 赵京：“革命英雄主义人性的典范”，2014年2月22日。
[2] 赵京：“阿根廷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2010年10月30日。
[3] 赵京：“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2010年6月17-25日。
[4] (美)亚历山大(Alexander，R.J.)：《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高舌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9月。
[5] 赵京：“墨西哥之旅随感”，2005年元旦。
[6] Workers’ Control in Latin America, 1930-1979. ed. Jonathan Brown. TheUniversityofNorth CarolinaPress, Chapel Hill & London, 2007.
[7] “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中，阿根廷民众…，实行工厂的自我管理。特别在南部的贫穷省Neuquén，劳工们开始一个一个“解雇”厂主、自己管理工厂，到2005年几乎控制了全省的工厂。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中，阿根廷劳工们“恢复”了对两百个工厂的自行管理，转换成互助型合作社，…可怜的美国的劳工们连接管Adobe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的梦都没有做过”(赵京：“阿根廷的安那祺-工联主义传统”，2010年10月30日)。
[8] 连华尔街日报也比较客观地报道美国的非在业人口有40%左右，更有报道说今年只有20%的毕业生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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