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5日，在日本的幕后推动下，西方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史无前例地通过了一项“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该声明不但将造成东海局势紧张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还将中国在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的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行为视为“改变现状、提升紧张氛围的单方面行动”，且表态说“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和海洋声索权的企图”，并呼吁加快制定全面的“南海行为准则”(COC)，还表示要在今年晚些时候专门召开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G7高级别会议。这是2014年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三次借G7的场合就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向中国发难。那么，安倍此举究竟意欲何为，又意图实现怎样的目的呢?要解开上述疑团，先得弄清安倍内阁对华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众所周知，安倍自二度拜相以来，积极推动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借以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加快实现“正常国家化”和“重振强大日本”的目标。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已从根本上背离了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为降低国内外对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以增强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安倍一方面打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国。比如，他不但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为牵强附会为“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更向壁虚造地将中国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最大假想敌。此举意味着日本在对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进行“合理化”的同时极力“妖魔化”中国，且两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整体。由此，中国不但成了日本在解禁集体自卫权过程中增强正当性的重要抓手，还成为“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针对目标。
“积极和平主义”的理论源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意指日本要从战后一直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按照安倍的逻辑，东亚地区出现了新的破坏和平的力量，导致“消极和平主义”孤芳自赏的“一国和平主义”已然不合时宜。“积极和平主义”就是为直面这种新情势而生，它强调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的职责，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及航海自由等。显而易见，这里的“假想敌”主要指中国，而安倍所谓的“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基于此，他将“积极和平主义”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且在国内外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予以推销，大有将之作为日本的新形象之势。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安倍近日在G7外长会议上强推这份海洋安全声明，其用意一方面是借助国际场合积极制造舆论，将中国诋毁为区域安全的威胁者;另一方面则是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自我标榜为地区安全和国际规则的“守护者”。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之所以能够强推这一新声明，最大的外部助力其实是美国，否则仅凭其一己之力实在孤掌难鸣。现阶段，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了新阶段，而其标志之一便是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同盟。据悉，新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的宗旨就是扩大自卫队与美军的“无缝合作”，以提高同盟的实效性。为此，新指针将反映日本政府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见解，如自卫队将被允许为进行警戒监视活动的美军舰艇提供“装备防卫”等。而在两国共同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全球合作”领域，新指针则写入了对平息国际纷争的多国部队等进行后方支援、在纷争结束后进行人道支援，以及保卫海上交通线安全等内容。据此，日美可以对它们认为危及两国利益的“海上生命线”——南海地区实行联合监控。回过头再看这份新声明，虽在G7外长会议上通过，说到底不过是日美“遏华二人组”的一场双簧罢了，目的无外乎是日本有朝一日可以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标榜其国际贡献，透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把海上自卫队的巡逻区域扩展至南海，以迎合美国要求其在南海制衡中国的战略需求。
《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曾指出，日本若真要积极地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话，应以加速与亚太融合为目标。反观安倍所强调的“积极和平主义”，其中虽有“和平”二字，实质上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因此这是一条与日本战后远离纷争、谋求通过非军事手段维护和平的基本步调存在根本差异的歧路。此外，不能忽视的是，鉴于安倍在历史问题上采取的修正主义立场，其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一步步突破军事禁区的做法既关乎日本未来的国家走向，也是关系到战后国际社会原则共识的大问题，结果势将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冲击和挑战，并会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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