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日本被中国称为“倭”，天皇被称为“倭王”。7世纪中叶，日本人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出发，从感性上认为自己居住的国土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是“太阳的故乡”，比中国、朝鲜、印度等文明之国享受到更多的太阳的恩惠，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民族自豪感。“天皇”这一称呼的正式出现，从一开始就同争取与文明大国对等外交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每当面临民族危机时，日本的民族意识就会空前高涨。公元13世纪下半叶 “元师征日”，曾使神国意识空前高涨;日本在幕末被迫开港以后，曾一度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那时，日本国内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尊皇攘夷”，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它显示了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
信仰天皇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它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上。以“尊皇”为重要内容的日本固有民族文化几次受到外来文化如儒教和佛教的冲击，但它始终保持了自身固有的特点和基本特征。
儒教主张“有德者王”，日本固有文化提出“君神一体”抵制君神分离的“君权神授”;佛教崇拜抽象的、特定的偶像，否定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日本借助“本地垂迹”说，把敬佛与尊皇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佛教的卢舍那佛(即大日如来佛)被日本固有文化说成是伊势神宫供奉的国家主神——天照大神，即日神的“本地”(实身)，而天照大神则是大日如来佛的垂迹(化身)。
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宫曾动情地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也多次表示，羽田家族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在日本，徐福是以日本先民的引导者和日本文化开拓者的形象出现的。
在日本史学界，一直有种说法称中国人徐福东渡，后来成为日本第一个天皇，甚至还有的认定徐福即日本的神武天皇。作为传统文化的天皇信仰，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畸变产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却是它的“负面产品”。
“天皇制”与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形成、确立、演进三个阶段，都受到了天皇信仰的直接影响。
在军国主义孕育形成阶段(大体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了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警察、监狱等武装体系。在这个阶段日本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标志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大体从1878年至1894年发动侵中、侵朝的甲午战争)。其间，日本先后建立宪兵制度并发布《军人敕谕》《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在1893年建立军部。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确立起了军国主义体制。以明治天皇敕谕形式发布的《军人敕谕》，未经国务大臣副署，显示了天皇直接统率军队的意志和事实。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其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自确立后就频繁发动战争，几乎每5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彻底败亡。1936年“二·二六”政变标志着法西斯上台，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
在现行日本国宪法中，只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天皇失去了一切与国政有关的权能。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和执政党虽然摒弃了天皇的权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天皇的神的权威。
“天皇制”得以保留的原因
战后象征天皇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统治机构的连续性，思想、心理、传统权威意识的连续性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天皇和皇室自身努力树立“大众天皇制”的形象，统治集团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出发不断加强和恢复天皇的地位与权威，国民中间仍潜藏着对天皇制的传统感情。
二战后，盟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10月4日发布自由指令，拉开了从思想意识领域清除天皇神化意识的序幕，强调了取消对政治、宗教自由的限制。
鉴于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国民的意志，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向国民发布《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为现世神”，确定了自己“人”的地位。表面看这是否定了天皇的神性，但实际上该诏书却非常巧妙地维持了天皇的神性，维护了天皇是“神裔”的观念。
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公布，给日本投降后展开的有关天皇和天皇制的争论，基本上打上了“终止符”。同时，新宪法的有关规定是基于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既要铲除旧有天皇制，又要保留天皇的原则制定的。这种制宪指导思想上的矛盾，必然会在宪法中，以及宪法与现实的矛盾中反映出来，导致战后日本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有关天皇问题的种种奇怪现象。
战后以来，为加强天皇的地位和权威，日本上层统治集团恢复旧天皇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组阁后，明目张胆地要复活某些旧的传统制度;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放弃日本非武装化政策，要求日本重新武装;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盟军总司令部撤消，但美军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继续驻扎日本。
据渡边治所著《日本国宪法修改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介绍，为实现天皇元首化必须修改宪法，为防止民众反对，吉田内阁、鸠山一郎内阁、岸信介内阁相继以“自主宪法”为名，渐进式修改宪法，意欲将“象征”天皇变为元首，将 “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复辟旧天皇制的具体行动之一，同时，另一项复辟的小伎俩也着手实施——实行“年号法制化”运动。自明治以后日本的年号实行“一世一元制”(一代天皇一个年号)。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裕仁天皇年号仍延用“昭和”。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裕仁年老，然而新的《皇室典范》等并无年号的规定，政界上层和神道系统的人物十分担优，积极主张应使年号法制化。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79年6月由国会通过了年号法案，成为抬高天皇权威的一次大飞跃。
“天皇制”之所以得以保留，除了国内对天皇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国在其中也起了不小作用。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多次批准宣战的日本帝国统治者裕仁天皇始终没有现身。而美国作为处理战后对日问题的主导国家，却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原因何在?
美国人当时发现，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天皇制，及特殊的政治角色——天皇，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保存天皇制为“诱饵”，促使日本投降，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美军伤亡，而日本也迫于形势压力和迎合美国人的心态，由天皇来宣布投降，这就为战后保留天皇制成为可能埋下了伏笔。
日本投降后，美国又依托天皇的精神权威，达到保持日本社会秩序稳定，进而顺利实现对日占领的目的。于是将天皇塑造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引领者”的形象，为其在日本传播美式民主主义理念、有效地占领和管理日本铺平道路。同时又将天皇的地位界定为“象征性”存在，仅仅具有从事国事行为的权利，剥夺了天皇在明治宪法下的一系列军政大权，由此舒缓来自美国国内及盟国方面要求废除天皇制的舆论压力。美国又将代表君权主义的天皇制与民主主义嫁接起来，旨在将天皇塑造为推动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的核心人物，减缓来自保守层要求提高天皇在宪法中地位的阻力。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也说：“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我们美国人会感到相当的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比一个敌对的日本更糟，然而，共产主义在大部分中国的胜利，必然增强日本共产主义的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美国人的意图之一，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将日本改造为友好的“民主国家”、打造成窥视、牵制中国的“盟友”。
时至今日，再次“扶起”天皇的进程仍在继续
1989年1月8日，昭和天皇死去。皇太子明仁即位时举行了与历代天皇所举行的即位仪式基本相同的剑玺承继仪式，这是一种表示新天皇是从天照大神以来万世一系的正统天皇的仪式。
1990年11月，又举行了“即位之礼”和“大尝祭”。前者是以神话传说中天照大神的曾孙神武天皇征服统一全国后，第一次即任天皇之位时所举行的仪式为主体的仪式;后者则是为了使新天皇与天照大神的灵魂一体化，是历代天皇最重要的祭祀活动。
这些作为国家的公事举行的活动，不再是天皇家的私事了——明仁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这种神的权威为国家所承认，已成为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精神上的主要支柱。
(第二炮兵政治部 王洪续 蔡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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