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巴迪欧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巴黎高师前哲学主席，一直关注哲学、政治及现实问题。巴迪欧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希腊人民的使命转化为一桩国际事务。只有完全消除债务才会给当前的欧洲体制施加‘意识形态上的一击’。”以下是他发表在法国《解放报》上的“由希腊局势启发的十一点想法。”
1、希腊民众说出的“不”字拒绝的并不是欧洲。他们拒绝的是银行家的欧洲，是无穷无尽的债务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2、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甚至极右翼不也对金融机构的要求——也就是来自欧洲反动政府的勒令——投了否决票吗?是的，我们知道，任何纯粹否定性的投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些混乱。极右翼可以拒绝一些极左翼同样会拒绝的东西，这种事情总会发生。唯一清楚的，是对我们想要的东西做出肯定。但是，人所共知的是，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想要的东西是与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想要的东西彼此对立的。所以这次投票不仅仅是针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及其欧洲仆人提出的反民众的要求而展开的一场普普通通的抵制。在当下，它同时也是对蒂西普拉斯政府投出的信心票。
3、这件事发生在希腊(本来也应该如此)，而不是欧洲其他什么地方，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欧洲“左翼势力”已经陷入了无药可救的休克状态。弗朗索瓦•奥朗德?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希腊社会党?工党?所有这些党派现在都明目张胆地成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管理者。现在并没有欧洲“左翼”，也不会再有了。一些全新的政治构建与抵制债务和财政紧缩的群众运动(即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联系在一起，但其中希望渺茫，并且所谓“希望”本身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定义。巧合的是，“我们能”党矢口否认“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划分。我也是。这种划分属于昔日的议会政治，而现在必须被摧毁。
4、蒂西普拉斯政府的策略性胜利鼓舞了政治领域中所有全新的命题。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议会体制及其执政党数十年间都处在一种日益蔓延的危机之中。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的胜利——即便这只是暂时性的——是我所谓的“大写历史的重新觉醒”[the reawakening of History]在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只会帮助“我们能”党以及以后将会出现的一切，在未来并在其他各处，去对抗古典议会民主制的断壁颓垣。
5、然而，在我看来，希腊的局势仍然困难重重、脆弱不堪。现在，真正的困难将要发生。默克尔们、奥朗德们，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其他执行人们可能会因为全民公决(这次投票使得这些人成为历史法庭中的被告方)的策略性胜利而改变他们的要求。但行动的时候必须忽视这些人。现在，关键在于，要知道那说出“不”字的投票会不会发展成为强有力的民众运动，支持政府并且/或者对政府本身施加严峻的压力。
6、确实，我们今天要怎么评价蒂西普拉斯政府呢?五个月以前，他决定从协商入手。他在用缓兵之计。他想让自己有能力宣称，为了达成协议，他已经付出了一切努力。我宁愿他以另一个方式入手：直接诉诸群众，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发动起来，以完全废除债务视为民众动员的根本目的，并与投机商、腐败、不纳税的富人、军火制造商、教会等等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我不是希腊人，我不想做教师爷。我不知道，一个如此关心民众动员的行动——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带有强烈专政色彩[dictatorial]的行动——是否可能。当下，在蒂西普拉斯政府执政的五个月之后，已经出现了这次胜利的全民公决，局势仍然充满着各种可能。这已经很有分量了。
7、我仍然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能够对当前欧洲体制施加的最猛烈攻击，表现为完全废除希腊债务这一要求——这是投机商的债务，希腊人民完全不需要负责。客观上说，消除希腊债务是可能的：很多经济学家——绝不是说这些人都是革命的——都认为欧洲不得不将之废除。但政治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它与纯粹的经济学不同。欧洲的各个政府横下心来要阻止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达成目标。这种胜利会为“我们能”党开辟道路，之后还可能为欧洲更大的国家中的其他一些强有力的民众运动开辟道路。所以欧洲的各个政府——在金融游说的怂恿下——想要惩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惩罚希腊人民，而不是解决债务问题。而惩罚这些惩罚者的最好方式就是拖欠债务，无论这么做会蕴含怎样的风险。阿根廷几年前就这么做了，它还没有垮台——远非如此。
8、每个地方都在担忧希腊从欧洲“退出”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正是欧洲的反动分子正在大肆鼓吹这个念头。他们使“希腊退出”[Grexit]成为一种直接的威胁。他们希望这会吓倒人民。迄今为止，正确的台词就是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我能行”党双双采取的立场，台词如下：“我们要待在欧洲。我们只想改变欧洲的规则，而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让搭在全球化自由资本主义和各族人民的无尽痛苦之间的传输带停止运转。我们想要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民的欧洲。”反动分子完全可以说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他们想让希腊出局，那就让他们试试吧!现在轮到他们发球了。
9、我们听到地缘政治上的恐惧正在后台累积起来。如果希腊真的求助于人民，而不是欧洲那些挥舞着鞭子的爸爸妈妈们(与圣诞老人相对的反面形象，他会在圣诞节惩罚淘气的小孩儿)呢?那么我要说：欧洲的每个政府都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它们培养了那些彻头彻尾犬儒般的友谊，比如奥朗德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纽带。希腊在面临正在使自己屈从的压力时，它可以也必须拥有一个同样自由的政策。欧洲的反动分子想要惩罚希腊人民，因此，希腊有权寻求国外的帮助，去缓和或阻止这一惩罚的后果。希腊可以也必须求助于俄罗斯，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中国，巴西甚至它的历史宿敌土耳其。
10、但无论外界的帮助会带来什么，希腊的局面将要由希腊人自己解决。内因是第一位的，该原则同样适用于这一局面。现在有着更多的风险，因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仅仅在形式上掌握权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感觉到——旧有的政治势力已经在舞台背后秘密谋划着什么。但是，姑且不论国家权力很快就会腐化这一事实，当它是以常规性的、非革命性的方式被取得时，我们显然可以提出一些经典的问题：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完全控制了警察、军队、司法系统、经济和金融寡头吗?当然不是。内部敌人仍然存在，几乎没有被触动，它仍然拥有力量，也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外国敌人(包括欧洲的官僚制度和反动政府)的笼罩下获得支持。民众运动及其草根组织必须对政府的行动保持持续的关注。再说一遍：全民公决中的“不”只有发展为各种强有力的持续运动时才能成为一股真正的势力。
11、来自国际的民众支持——源源不断的支持，示威性的支持，抓住媒体眼球的支持——必须将其所有的力量都贡献给希腊可能对民众动员发起的号召。今天，我要提醒你们，世界人口中的10%占有可支配财富的86%。世界资本主义寡头非常之狭隘，非常之集中也非常有组织。面对这一切，分散的各族人民缺乏政治统一性，又被国家的疆界彼此隔离，他们仍然会处于虚弱、甚至无能的状态之中。今天，一切事务都在全球性的层次上开展，将希腊人的使命转化为一种散发着强烈的象征价值的国际性使命，不仅是必要的，因而也是一项责任。(汪功伟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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