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运转的?影响或塑造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谁在统治美国?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谁又以什么方式为其买单?这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超越教科书的局限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灌输了一种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关于美国政府的描述，这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美国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宪法基础之上，可以限制政治专权和控制权力滥用。对于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来说，它已被证明是一笔无比宝贵的政治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多次重新解释和修改，一直非常好地服务于我们。
2.人们的政治意愿可以通过参加选举、加入政党和自由出版来实现。政府决策制定者因受选民的制约和监督而不能胆大妄为。在美国，人民并不直接实行统治，但却可以投票选择哪些人来管理国家。因而，政府决策遵循着多数人统治法则——这一法则并不影响宪法保护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条款。
3.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种族和族裔组成的自由和多元化的国家，每个阶层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一个阶层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
4.这些制度安排给了我们一个法制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尽管它还远远算不上完善，但却给了我们相当高的自由度和大众参与度。
那种将美国视作一种让人满意的多元政治的看法认为：美国现行政治体制运转良好;权力既没有高度集中于也没有严重地偏向那些控制绝大多数财富的人手中;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实体，与这一社会和其他社会中那些拥有土地、技术、资本的人没有特殊联系。这些观点将会在本书中受到挑战。
本书的主旨在于揭露政府的实质：它更多地代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大众阶层的利益;从原则上来说，它往往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少数人的特权利益。即使法律在字面上体现了人人平等，但其实际执行却是采取了相当不公平的方式。这里所说的“少数人的民主”，不仅是特定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产物，也是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反应，是权力资源被分配和使用的方式。
美国人民并不总是所有这一切被动的受害者(或是愿意与其同流合污)。广大民众已经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及经济利益，通常都是在漫长而艰辛的竞争之后取得的，这一竞争通常都是在选举过程之外进行的。这些民主斗争是本书前几章中将会涉及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想要证明：政治经济制度中的每个部分，不论是媒体、游说团体、刑事审判、海外干预，还是环境政策，都反映了整个事情的本质，并以特定的方式服务于维持整个制度——尤其是制度最本质的阶级利益。换句话说，看上去互不相关的议题和社会问题，经常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政治制度的运作，包括政府的不同部门，以及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政党、法律、游说团体和私人利益群体。我所说的公共政策是指由政府作出的决策。政策决定极少会是中立的。它们通常都会有益于一些利益群体而不是另一些利益群体，涉及极少会在所有群体或阶层之间平等分配的社会成本。编写预算、通过法案、当局计划纲要，都是政治决策，而所有的政治决策都不可能在中立的情感下去执行。如果所有人的需求都能自动得到满足，也就没有必要设定特权和给予一些利益群体相比其他群体的优先权;实际上，真要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对政策或政治的需求。
政治绝不仅仅是选举运动和政府行为。让像廉租房或医疗保健这样的事情停留在私有市场中的决策，也带有高度的政治性，即便它们极少会被这样去看待。私有领域的权力一般来说是不公正的、不民主的，并会经常成为波及公共领域的冲突的来源。
曾有人将政治家定义为这样一种人：他们收取穷人的选票和富人的金钱，并承诺保护二者的利益免遭对方侵害。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曾说：“政治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与第一种职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许多人都认同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政治不过是一门操控表演以便推销自己的技艺，政治家就是在出卖自己的男妓。我并不否认类似这样观察中的真理部分，但我想采取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政治并非仅仅是政治家所做的那些事情。在我的词典中，它是公共领域中冲突的利益群体相互斗争的过程。政治包括的不仅是制度内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而且是改变制度自身的斗争，不仅是渴望获得事先确定好的结果，而且是努力抗争去重新定义结果，并提出现存政治经济结构的替代物。
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当今的政治包括从堕胎到校园祷告在内的各种议题，但是公共政策的主体则与经济问题相关，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作者会使用“政治经济制度”这一说法。政府更加重要的职能是征税和财政支出。当然它们对政府做的其他所有事情都非常必要，从传送邮件到发动战争。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同样反映了它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一个人会发现，商务部、劳工部、农业部、内政部、运输部、财政部、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劳工关系委员会、州际商务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机构都关注经济。与其相似，国会中的大部分委员会也可以按照它们的经济职能得到确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处理征税和拨款事务的委员会。
政治和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主要关注稀缺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包括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群体之间的冲突，以及阶级内部个体之间的冲突。大部分争执都是这一斗争的遗留物。政治和经济都要应对数百万人的生存和物质富裕，都要应对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条件。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既非中立的，也非仅仅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变化发展的产物。回顾过往历史，政府就是在保护私有财产和支持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游牧和狩猎社会，由于基本没有什么剩余财富，政府的管理水平比较低下，并且通常是群体管理。在一个财富和私有财产为一个获选阶级的人所控制的社会里，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有产者免遭无产者的侵犯。就像1689年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说：“人们结成某种联合体(比如国家和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其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亚当·斯密(AdamSmith)这位早期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在1776年写道：“市民政府的必要性随着对宝贵财产的获取而增加。”“没有私人财产，也就没有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其最终目的是保护财产，保护富人远离穷人。”[1]
许多政治科学家都试图抹杀政府与富人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众多的公司巨头只是利益集团的一小部分，政府对它们没有任何偏袒或厚爱。他们把谈及阶级、财富分配和资本主义等概念的理论家都归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没错，马克思看到了这一联系，但是，保守的理论家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实际上，17、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几乎都认为，政治组织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国家和财产财富之间的联系，对于完善的政治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是其孜孜以求的和最基本的。约翰·杰伊(John Jay)曾经宣称：“拥有国家的人应该管理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普通大众由于自身的非理性，所以也应受到他人的监督和制约，而最好的人选就是贵族和社会上层。”与之前许多理论家不同，马克思是现代时期第一个看到现有的财富与权力关系是不值得渴望的和剥削性质的，而这一点也就成了他不能被人原谅的罪恶所在。避免对公司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分析的趋向，在商人、新闻记者和多数学术群体中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2]
权力并没有因为它是经济的而减少其政治性。我所说的“权力”的意思是，通过让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冲突中的其他人或是通过阻止他人抬高他们的要求来得到一个人所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权力假定的是操控社会环境让自己获得优势的能力。权力属于那些拥有资源的人，这些资源可以使他们能够去影响和塑造他人的活动和信仰，类似这样的资源有工作、组织、技术、出版、媒体、社会合法性、专门知识、基本的商品和服务、有组织的力量等，以及经常决定着能否获得这些事情的因素——金钱。
有时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抱怨：“你长于批判现存制度的弊端和劣势，但你又有什么医治社会的良方呢?”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除非你有一个关于更好社会的蓝图规划，否则你就不该对现存制度说三道四。本书建立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即对民主社会的公民来说，批判考察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是必要的，可能也是朝向作出更重要改进迈出的一步。要求我们在找到治愈办法之前不要去诊断疾病的症状是不合理的。除非我们真正理解了问题所在，否则我们怎么能希望去找到解决办法呢?解决办法和最基本的改变将会在全书最后一章及书中其他地方给出。
真实的政治生活实际上充满欺诈、腐败和劫掠。这也难怪很多人对政治都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政治和政府都在决定我们的生活状况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人们可以不理会政治，但是政治却不会不理会他们。人们能够避开政治的噪音和无聊，但却无法避开政治带来的后果。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只能是在拿自己的生活冒险。
如果本书开篇这几页浮现的场景让人看着不太顺眼，这不应被视作是对美国的攻击，因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要比那些寻求权力和利益的人对他们的攻击伟大得多。披露这些攻击，并不是要贬低实际上是它们的一个受害者的这个国家。一个国家伟大与否，是由超越其统治者、其军事预算、其主导和毁坏的工具、其获取丰厚利益的大公司之外的东西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可以通过其制度的民主本质、通过它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和环境灾难的能力来衡量。爱一个人的国家，努力奋斗争取实现其伟大，没有比持有能使我们获求国内外社会正义的批判观念更好的方式。[3]
注释：
[1]John Locke,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Appleton-Century-Croft, 1937), 8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originally 1776),309 and 311.
[2]See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Great Evasion (Quadrangle Books, 1964) for an analysis of the way Marxist thought has been stigmatized or ignored by American inteUectuals and those who pay
their salaries.
[3]For a development of this view, see Michael Parenti, Superpatriotism (City Lights, 2004).
本文节选自迈克尔·帕伦蒂《少数人的民主》一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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