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30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6月24日发表题为《后冷战时代两大学说是如何破产的》的文章，文章称，即便像笔者这样的民主忠实信徒，也发现福山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替代”以及“我们对于历史终结时将存在什么样的社会不应抱任何怀疑”的说法过于笼统、自大和宿命论。全文内容如下：
在冷战结束之际，出现了有关国际秩序的两大预言。其一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它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了对其他所有意识形态对手的全面胜利，甚至预言会出现一个单调乏味的和平、宁静的未来。另一个理论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极其悲观，预言在美苏对立终结后，将涌现一股新的由文明竞争和仇恨所推动的冲突浪潮。
尽管笔者尊重两位学者的智慧，但我认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两大学说已经被证明不仅基本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执迷不悟的。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在证明这两项理论的错误以及使它们失去信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未必是以最容易预测的方式呈现的。
“历史终结论”笼统且自大
让我们从福山谈起。最早的“历史终结论”文章指出“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取得了明确的胜利”，并声称“西方、西方理念的胜利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有可能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系统性思潮的彻底沉沦中”。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因为落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替代思潮，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思潮。因此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一组西方思潮对另一组西方思潮的战胜。
福山还预言世界将实现更大的地缘政治稳定。对他来说，只有“仍然深陷历史桎梏而不能自拔的大国”才会产生和保持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重大意识形态，并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引发“大规模冲突”。冷战后可能作出这样的挑战的候选国家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但是两国都在拥抱西方式的市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拥抱西方的政治开放，从而将会摆脱所谓的历史桎梏。
不过俄罗斯和中国可能预示着国际体系中“地缘政治的回归”。那么伊斯兰世界呢?福山不承认伊斯兰文明有可能提供一种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替代。尽管其阵营中没有大国或强国，但伊斯兰文明无疑将会对自由主义构成非传统的现实政治挑战。然而历史并不会因为大国的重大思想而开始或结束。伊斯兰世界在人口统计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世界上有49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约占联合国成员国的1/4。世界的16亿穆斯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其中青少年人口增长显著。在这一方程式中再加上中国的13.5亿人口，将意味着理论上大约世界人口的1/3仍置身于西方获胜的意识形态之外。即便像笔者这样的民主忠实信徒，也发现福山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替代”以及“我们对于历史终结时将存在什么样的社会不应抱任何怀疑”的说法过于笼统、自大和宿命论。
“文明冲突论”与事实不符
近年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新的全球冲突模式得到了人们的拥护，这种冲突模式是对冷战的取代，并指明了美国及西方可以集中和动员其战略反应能力加以抵抗的威胁。它强化了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并且可能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提供了一种含蓄的理由。不过，与福山的理论一样，亨廷顿的理论没能通过在伊斯兰世界及其他地方的检验。在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共同支持美国。当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时候，伊斯兰国家持十分强烈的批评和不合作态度，这是因为这一侵略无视国际准则，蔑视联合国安理会。目前，一些最著名的伊斯兰国家与美国联手打击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伊斯兰国”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正如笔者在9·11袭击之后指出的，亨廷顿的理论至少低估了国家利益、政权安全和国家主权顺应力对于文明一致性的影响。
对亨廷顿理论来说，更加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实施暴力的目标与受害者绝大多数是穆斯林。根据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统计，在2004年至2013年间，大约一半的恐怖袭击以及大约60%恐怖袭击所造成的死亡，都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它们都拥有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也都是反恐战争的中心。美国政府全国反恐中心2011年的报告估计，“根据可以确定恐怖主义伤亡对象的宗教属性的案例统计，过去5年中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伤亡有82%至97%发生在穆斯林身上”。与亨廷顿理论恰恰相反的是，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暴力主要是文明内部的冲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乌克兰。来看一个明显的例子：亨廷顿曾在1996年的著作中预言，“如果文明是起作用的因素，那么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暴力就不太可能发生”。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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