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发动政变不久，欧洲的五位政治学大师焦急地围在书桌前讨论该事件。
这是五个迥然不同的人。卡尔·马克思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维克多·雨果是浪漫主义者，也是该时期最受欢迎的法国诗人。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和沃尔特·白芝浩是自由主义者。正如他们的哲学观不同，他们对这次政变的解读也大相径庭。他们就像那个“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观察者网注：著名神经病学案例，病人患有视觉失认症)，错误地把这场历时三年的欧洲革命浪潮的末尾当成了开端。
在最近几年，西方媒体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呢?它们对全球迎来自发的、无领导的、非暴力的民众抗议热潮——也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广场人民”之崛起——的解读，是否也是大错特错的呢?看起来确实如此。在上周土耳其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出乎意料地赢得了执政地位。
两年半之前，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盖齐公园及其他地方发生的民众抗议引起了西方的关注。持有不同政见和议题的个人成功地用共同的信息塑造了公共的语言。即使是持批评意见者也认同抗议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土耳其的政治。六月的议会选举结果也证实了这点。由库尔德人和世俗派左翼构成的联盟——人民民主党成功地获得了超过10%的选票，顺利地进入了议会。如果没有这些抗议，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是上周议会选举却揭示了抗议成功的脆弱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对抗性战略得以奏效。他在新一轮选举中孤注一掷并获得了胜利，使得抗议者们在夏天取得的成功彻底被颠覆，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将不再认为抗议运动能够产生切实的影响力。
不仅土耳其如此。2012年冬季在莫斯科发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不仅没有撼动总统普京的地位，反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
正如我们所见，那些被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全球中产阶级革命”的相关运动状况似乎都有些不顺。在这些悲剧的案例中，阿拉伯之春的结果是最糟糕的：埃及威权主义回潮，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都承受了内战和国家崩溃的痛楚。
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右倾保守现象单纯地理解为国家强制力和幕后操纵的结果。当然，幕后操纵和强制手段可以解释很多方面，但是如果将当下的保守主义强烈回潮简单视为政治倾向的正常反映则是忽略了现实。
现在非常明显的事，全球抗议浪潮使多国社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有利于“强调稳定的团体”而不是“追逐希望的社交圈”。由抗议者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分裂并没有铺就通往民主和多元化的道路，相反使得国家和民族领导的权力得到巩固。我们的世界迎来了一个新的、反国际主义的时刻。
这些抵制活动也改变了地缘政治。埃尔多安针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只是他秋季政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极大程度上使得叙利亚的状况雪上加霜。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更多地是出于抵制革命蔓延的考量，而不是传统的帝国主义野心。
或许我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推特革命”正在退却。但是更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确信他们会成功。
有三个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多数政治评论家会犯下1851年马克思和雨果的错误，无法认清显而易见的现实。第一点，是冷战后生根发芽的西方政治的自恋，他们自以为世界已经踏上了多元民主的征程。这种自恋阻碍了我们批判地看待那些与我们政治模式合拍的行为者(特别是当他或她用英语写政治口号)。我们自以为，对西方民主实践和原理的模仿和照搬是通往民主胜利的康庄大道。
在美国政治学界也发生了非常危险的“规范化转向”。这使我们把一些复杂的社会和全球问题简化为一系列相关性证明，自欺欺人地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民主使得国家更加富裕更少腐败，每个国家都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自由主义目的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目的论。
最终，我们陷入了“硅谷效应”。今天，我们对于社会变革的理念和战略很少借鉴历史经验，而是更多地来自科技界的乌托邦设想。受制于这种思维，我们没能看透这些新抗议行动的弱点，并且错误判断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你可以通过推特发动革命，但是不可能通过推特建立政府，很多新的抗议运动也为其反制度化思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些抗议陷入了相似的潮流理念：组织已经过时了(网络代表了未来)，国家是无关紧要的，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是自发性。
我们非常清楚，科技领域高度重视“断裂”这个概念，它在颠覆公司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不仅仅是由创新者构成的，通常情况是，对于持续变革的需求以及创造性毁灭的赞歌最终带来的是对于稳定的需求。普京、埃尔多安等人充分理解了被抗议者和高谈阔论者忽视的这一点，他们偃旗息鼓，等待的正是重新树立权威的最佳时机。
(青年观察者王欣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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