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由于受到各民粹主义党派和极左派的竞争，社会民主党人士难以代表人们的选择。
左翼政党走向衰败
这是英国人杰里米·科尔宾、斯洛伐克人罗伯特·菲佐、还有西班牙人佩德罗·桑切斯之间少有的共同点之一。三个人都是处于困境中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家族的成员，都面临着同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如何在选举失利阶段赢得权力或者保住权力?对比就此停住，因为在其他方面，他们每个人都在冒着加剧欧洲左派内部分裂的风险，依照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声称对自己的激进立场表示负责，与托尼·布莱尔继承者们所重视的“第三条道路”决裂。他不顾其组织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致使成员们现在力图排挤他。因为他很少参与反对英国脱欧的活动，未能让敌视欧盟的工党选民们转向。
杰里米·科尔宾
在斯洛伐克，罗伯特·菲佐是欧洲首位打破禁忌的社会民主-方向党政府首脑，曾在2006年至2010年间与极右翼民族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自3月选举以来，他再次成为极右翼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的盟友，而他的讲话则甘愿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且非常反对移民。
至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佩德罗·桑切斯，他在6月26日的议会选举中尽管支持率大幅下降，却依然排在第二位，落后于人民党，且被极左派“我们可以”党紧追，但他的政党在可能组成联合政府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一部分人拒绝与保守派人士达成任何妥协，并准备发起新的选举;另一部分则和前首相冈萨雷斯一样认为，除了任由马里亚诺·拉霍伊的保守派人民党组阁并等待更好的时机别无选择。
面临各种竞争对手
相反，这三位领导人的选择表明了欧洲执政左翼政党正在经历的种种困难。它如今面对右派不仅难以树立威信，而且还必须应对北欧国家的极右翼、还有更多在南欧地区的极左翼政党的竞争。布鲁塞尔社会民主党智库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科学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夫·森特认为，“在英国和德国选举失败，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和丹麦遇到民粹政党的竞争，社会民主党派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近乎垄断的批评资格”。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力量的衰退甚至好像让人想起它在上世纪30年代面对纳粹和法西斯力量上升的崩溃。
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左翼政党躲过了这种悲观情绪，尤其是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作为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大联盟”伙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得分远远落后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法国。奥朗德有可能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进不了第二轮，因为它执政四年不受欢迎。下一届议会选举显示出对社会党不利，它在一些间接投票中收获了种种失败。
法国总统奥朗德
政策错误加速衰败
在欧洲各国中，只有意大利和葡萄牙被认为是例外。在里斯本，安东尼奥·科斯塔在议会选举中排名第二，因为得到共产党和极左派的支持而成功执政。在罗马，马泰奥·伦齐得益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退出政坛，却无法躲过人们强烈的失望，因为他面对的五星运动党代表战胜了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而一举夺得罗马市长的职位。拟议中有关宪法改革的全民公投有可能变成支持或反对伦齐的全民表决。
这种衰败并非始于今日。只是近年来，随着欧洲不断犯错误而加速了。事实上，欧元区危机和移民危机让执政左翼政党的调控和再分配政策面对严峻考验，使其处境尴尬。
在希腊经济触礁后，其强调紧缩政策，尝试减少交易，这些治理货币联盟危机的举措常常表现得损害社会党人公开主张的团结互助。曾在托尼·布莱尔内阁出任大臣的彼得·曼德尔森最近分析说，“因为金融危机，人们如今变得更加清醒且更关注社会的贫富不均”，他同时还指出，左派难以对他们的忧虑做出回应。
更糟糕的是，左派的某些管理者被认为是其国家失败的责任人。在希腊危机期间，乔治·帕潘德里欧请求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换来了严厉的紧缩政策，而当时尚在执政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却没能抵挡住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所代表的极左派的竞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国家得到部分援助之前也面临冲突，由于没有重视“愤怒者”运动的各种需求，它眼看着“我们可以”党崛起。
危机牵扯右翼党派
因为无所作为，移民危机促使各种民族主义、抗议和排外性质的党派层出不穷。可以从奥地利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之争中看到这一点。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担心(无论是真的下降了，或只是感受到了)起到了支持民粹主义力量的作用。难民危机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挑战种种社会文化因素并且对身份认同更敏感的全球化形式”。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占领的地盘。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衰落表现在更大的范围内。曾任意大利议会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马西奥·达莱马(民主党人士)认为，危机不仅影响到左派，也影响到执政右派。他指出，“在大部分激进党派已经发展起来的欧洲国家里。两党制几乎不再存在。传统的社会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之间的划分已经消失不见了，而它曾经是欧洲民主制的支柱。”
达莱马认为，“如今的政治生活围绕着两种重要观念而形成：反对或亲近权势集团，反对或亲近欧盟”。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尤其站在少数伙伴立场上的传统右派结盟是很危险的。相反，应该“善于倾听民粹主义者们的意见”，旨在做出反应。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人士在欧洲范围内确实难以找到应对民粹主义者挑战的共同答案。在这个问题上，杰里米·科尔宾、罗伯特·菲佐或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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