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晚期资本主义”
从庆祝睡眠被剥夺的招聘广告，到售价400美元、可接入无线网络但效果跟直接用手挤没有区别的榨汁机，再到美联航对持票旅客的强制驱赶，这一切都被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现象。
本周，《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说法为何突然无处不在”（Why the phrase ‘late capitalism’ is suddenly everywhere）,作者安妮⋅罗耶（Annie Lowrey） 调查梳理了这个看似完美概括了现代经济的耻辱和荒诞的词汇是如何产生、传播并流行起来的。
罗耶和她周围的朋友都隐约记得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提出的，和十九世纪的欧洲以及资本主义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有关，但麦吉尔大学政治学者威廉·克莱尔·罗伯茨向其指出，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词汇。事实上，这个概念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用来描绘他们周围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进入20世纪前后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汇，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活动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半个世纪后将之发扬光大。
在曼德尔那里，“晚期资本主义”指的是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间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见证了跨国公司、大众传媒和国际金融的兴起。尽管他也曾对于自动化、全球化、收入停滞发出过警告，担忧这些因素将使得工人生活悲催从而撕裂社会基本结构。但是，在他所定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中产阶级欣欣向荣，欧洲也在复原当中。
罗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在20世纪批判理论家的笔下带上了更为黑暗的内涵，他们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借用、批评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在二战的恐怖阴影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在大政府、大公司中看到了过剩的社会控制。西奥多·阿多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可能不会导向社会主义，而会通过消磨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导致远离社会主义。他在196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经济过程仍在使得对人的支配成为永久。”
杜克大学教授、美国新马克思主义领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向更多英语世界的学者和理论家介绍了这个术语。詹姆逊在接受罗耶的采访时说到，最初这个术语在德国流行更早、更广，他对于这个词汇的流行感到有些惊讶也有点骄傲，“这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本身的感受的症候式表达”，“过去在左翼阵营之外提‘资本主义’这个词是一种禁忌，现在很明显它就在那，它就是那样。”
詹姆逊在他1984年的著名论文和1991年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经济导致了后现代文化和艺术的兴起，任何东西、任何地方都被商品化和消费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崩塌，艺术变得越来越自指、肤浅。据他观察，晚期资本主义在撒切尔、里根时代开始运作并持续至今，并在现在表现得更加完全。
罗耶进一步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冲出象牙塔被更大范围的使用则有赖于一场新的、顽强的左翼运动的出现。这包括占领华尔街、桑德斯的竞选、最低时薪运动，以及左翼编辑、作家成立、发展的诸如《雅各宾》（Jacobin），《新调查》（the new inquiry）和《n＋1》之类的出版物。
这些理性表达点燃了对马克思和批评理论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兴趣。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口号“我们是99%”的创造者David Graeber在《异见者》杂志（the Baffler）上的一篇长文就提到了詹姆逊、曼德尔、企业效益和晚期资本主义。一本名为《给青年人的晚期资本主义指南》（A Young Man’s Guide to Late Capitalism）的小说在2011年大获好评。此后这个词汇开始在越来越多的主流出版物中出现。
罗耶发现，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同样的情形。2009年以前推特上提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推文屈指可数，2009年一年内出现了几百条，2010年变成了几千条，其中很多都跟大学课程作业有关。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这一术语开始大量出现，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随着时间推进，这个短语的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变换。“晚期资本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令人哭笑不得的蠢事和不平等的笼统说法，例如带有假泥巴的牛仔裤卖425美元，犯人的电话费高达14美元每分钟。
但在罗耶看来，这种用法捕捉到了左翼对于经济复苏和长期不平等的愤怒，也捕捉到了成百上千万不那么关心政治但感觉被遗忘、被抛下的美国人的愤怒。罗斯福研究所的Mike Konczal告诉罗耶，他认为这个短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经济危机和之后的十年揭去了经济运作的虚饰，“经济紧缩，离谱的最高收入，全球化，长期失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些都不是新现象，但都愈发残酷了。”
此外，这种用法也捕捉到了硅谷的泡沫和愚蠢，零工经济提供了大量晚期资本主义素材。同时，传统的工作在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提供安全、稳定和支持。“晚期资本主义”直指不平等，商业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为富人中最富有的人群服务，为其他人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少。
最后，“晚期资本主义”表示出革命的潜力。“晚期”总是在一个事物接近尾声时到来，罗伯茨指出：“它总是指向革命，‘晚期资本主义’意味着‘我们迟早要走出这个阶段’，‘新自由主义’或是单纯的咒骂都不带有这种涵义。”
罗耶最后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简洁、博识甚至带有美感地概括了上述意义，尽管偏离了诞生之初的原义，但包括詹姆逊在内的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不以为意，而且这个词汇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延展性，从桑巴特到曼德尔到阿多诺到詹姆逊都有所不同。
法国统治阶层的衰落？
在2017法国大选即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在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之间选出新任总统之际，剑桥大学政治学讲师雨果·德罗孔 （Hugo Drochon）在Project Syndicate以“法国统治阶层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French ruling class？）撰文，拷问法国精英阶层为何走到了如此失败的境地。
有观点认为是法国经济的僵化导致选民背弃建制派候选人，也有观点责怪欧盟的疏离和无能，但德罗孔认为，法国精英阶层作为西方精英中最备受宠爱、与世隔绝的人群之一，自身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和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课程（PPE）毕业生主导英国政坛的情况相类似，法国政治家大部分都毕业于国家行政学院（ENA）。从ENA毕业的法国总统有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奥朗德，还培养了总理6人，马克龙也是ENA毕业生。
ENA于1945年成立时法国正处于破败沮丧之中，旨在培养精英管理阶层领导国家重建，在当时被视作是和过去依靠裙带关系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决裂。尽管初衷都是为了改善政府人员构成，但PPE和ENA都成为了精英化的、脱离民众的技术官僚式统治的同义词。由于学习的课程内容广泛导致学生对很多话题仅有肤浅涉猎，熟练运用数字，但缺乏深度知识。并且，课程压力导致临时抱佛脚和临场发挥成为常态，见多识广和创造性思维被遵从旧有知识所取代，导致只是重复生产同类精英，社会权力结构不断固化。
德罗孔指出，尽管只有1%的ENA毕业生选择投身政治，自1960年代以来，法国内阁成员中还是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毕业于ENA。大多数毕业生会从事公务员的工作，或者从商。也就是说，ENA生产的是法国统治阶层。而半总统制的第五共和政府存在很多君主制旧政权相类似的特征，不仅包括集中化和强有力的行政，也包括腐败和任人唯亲。此次大选中右派候选人菲永的“佩内洛普门”，和此前多届法国政府爆出的重大丑闻中，都充斥着法国统治阶层“国家属于我们”的优越感。
在德罗孔看来，法国的社会习俗已经发生改变，尽管任命家庭成员作为助理是完全合法的，但法国民众已经受够了这种陈规陋俗。而这将有赖于三股力量的合作：重新焕发活力的新闻业、强有力的司法和道德观念的变迁。
他最后指出，马克龙作为精英系统的产物，由他来进行这些改变显得十分讽刺。但是，马克龙承诺一旦当选，半数内阁成员将来自民间，六月的立法选举也是一样。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不像他在竞选中承诺的“革命”那么激进，但高层的换血将为第五共和带来长期缺失和迫切需要的改革的原动力。（文/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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