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与北朝鲜的冲突中，川普在“全球地行动，本土地思考”，这让美国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姿态。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使文明本身文明化，把普世的团结与合作强加于所有人类共同体。
美国与北朝鲜之间日益逼近的军事冲突包含一个双重的危险。尽管双方肯定都是在虚张声势，不打算真的进行核武器交火。但是，政治修辞的功能永远不仅限于纯修辞本身，它总会失控。而且，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里头有一件事情很古怪，那就是川普决定和金正恩平起平坐。这就给游戏带来了更大的风险。这一事态的升级越来越像黑格尔所描述的，是两个主体之间为了获得对方的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胜利者就是那个证明自己宁死也不屈的人。因此，在这场游戏中，川普不经意间让美国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姿态。弱小的北朝鲜实施的战略，对美国来说完全是荒谬可笑的——身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要对付朝鲜，做一个谨慎的严厉警告就够了。
图片来源： the Economist
为了更好地来理解现实，我们来看一看古巴导弹危机时的情景。时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员的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充分地表达了美国军方对此次危机的看法：“如果说我们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软弱，即便只是表面上的软弱，也会引来苏联的进犯;同时，坚定终将使苏联人放弃其轻率的举动。”而苏联对此危机的感知则不同：对他们来说，结束那场危机的，不是武力的威胁。苏联领导人相信，危机之所以结束，是因为苏联和美国的官员意识到他们处在危机边缘，并且意识到这场危机有可能毁灭全人类。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一时的安全，他们担心的也不仅仅是在古巴输掉一场战斗。他们是害怕自己有能力来决定成百万上千万他人、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命运。正是这种双方在危机最严重时都曾感觉到的恐惧，让他们和平地解决了问题;危机顶点时，在赫鲁晓夫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著名的通信中，主要传达的也正是这种恐惧。
在1962年10月26日的一封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卡斯特罗写道“如果帝国主义者带着占领的目标入侵古巴的话，那么，这个侵略政策对人类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苏联此后决不会容许帝国主义者首先进行核打击。/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我相信，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是极度危险的。如果他们真的违反道德和国际法，野蛮入侵古巴的话，在那时，我们就要通过完全合法的防御行动来永远消灭这个危险，不管这个方案是多么地严酷和可怕，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
10月30日，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回信说：“在你10月27日的电报中，你提议我们首先对敌人的领土发动核打击。你当然意识到那会导致什么：与其说是一次简单的袭击，不如说是一场热核世界大战的开端。/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尽管我理解你的动机，但我认为你的提议是不正确的。/我们经历过核战即将爆发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倘若真的那样，美国显然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一样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就古巴而言，即使用最粗略的语言，也很难说这对他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首先，古巴会被战火焚烧。古巴人民无疑会英勇地战斗，或者说他们会像英雄一样死去。但我们与帝国主义斗争为的不是死亡，而是利用我们所有可能的优势，在这场斗争中损失的更少，赢得的更多，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敌人并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卡斯特罗(左)与赫鲁晓夫(右) 图片来源：网络
尼尔·基诺克的反战论证充分总结了赫鲁晓夫此番言论的本质。他作为工党候选人参加英国大选时说：“我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但我还没有做好让我的国家因我灭亡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苏联体制有“极权主义”的性质，但苏联领导人体会到的这份恐惧，比美国领导人更加明显。所以，也许是时候给赫鲁晓夫平反了，他，而非肯尼迪，才是古巴导弹危机中真正的英雄。在新兴的新世界秩序中，我们越来越抽不出时间来进行这样的思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兴的秩序，不再是福山想象的那种全球自由主义民主秩序;相反，在这种秩序中，多种不同的政治-神学生活方式脆弱地共存，反抗着平稳运行的全球资本主义。此过程之下流在于，它可以伪装成一个反殖民斗争的过程：自由主义的西方不可以再把标准强加给他者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将得到平等的对待。难怪穆加贝会对川普的口号“美国优先!”表示同情——对你来说是“美国优先!”，对我来说则是“津巴布韦优先!”，对他们来说，则是“印度优先!”或“朝鲜优先!”……这就是英帝国，即第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运作方式：每一个族群-宗教社群都被允许追求它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可以安全地烧死寡妇。而这些本土的“习俗”，既不会被批评为是野蛮人的行径，也不会因其前现代的智慧而受到赞美，而只会被宽容。这是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它们经济上附属于大英帝国。
如果说隐藏在冷战之下的基本公理是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确保摧毁，另外“MAD”意为疯狂，此处作者双关讽刺——译者注)的话，那么，今天的反恐战争的公理则截然相反，是NUTS(“Nuclear Utilization Target Selection”，核能利用目标选择，另外“NUTS”也有疯狂的意思——译者注)，即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一方可以摧毁敌人的核能力，同时又有反导弹护盾来保护自己不受到反击。更确切地说，美国采取了一种差别战略：它用MAD的逻辑处理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它又试图对伊朗和北朝鲜践行NUTS。MAD的矛盾之处在于，它把“自我实现的预言”，反转为一种“自我拆台的意图”：双方都知道，若一方决定发动核打击，那么对方也会用完全的破坏力回击，这个事实保障了各方都不会发动战争。而NUTS的逻辑则相反：若我方保证我们可以在不引起反击的情况下进行打击，那么我们就可以强迫对方解除武装。同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动员这两种直接矛盾的战略，表明了这一逻辑的异想天开。2016年12月，这种矛盾达到了几近于不可想象的，荒谬的极点：川普和普京都强调美俄新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同时又都断言他们都要搞军备竞赛，仿佛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只可能通过一场新的冷战来获得……
川普和普京 图片来源：网络
从他人面临的存在威胁(和从自身统治的最坏结果)中获益，这种类似于上述的变态的战略，在北朝鲜(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包括古巴和委内瑞拉)这种新兴的新国家社会主义中不断起着作用。它把残酷的党治和最狂野的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尽管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执政党手中，但国家却不再有能力给人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因此，它不得不容忍野蛮的地方资本主义。在北朝鲜就有成百上千个“自由”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个体可以出售自家栽种的事物和从中国走私来的商品等等。北朝鲜政权由此而减轻了自己照顾普通民众的重负，从而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新的武器制造和精英的生活上。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残酷的讽刺，北朝鲜的基本意识形态“juche”(自力更生)在这个讽刺中实现了其真理：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个体自己，必须自力更生……
这一主要潮流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它与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的一种新模式背道而驰，这种新模式使我们与环境共生，即彼得·斯洛特戴克所谓的“驯化狂野的动物文化”的根本政治经济变革。直到今天，每一种文化都在规训/教育着自己的成员，并在国家政权的伪装下保障他们的公民和平。但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潜伏于战争的阴影下，一切和平状态都不过是暂时的停战。正如黑格尔用概念表述的那样，国家的整个伦理，在英雄主义的最高行动——时刻准备好为国牺牲——中达到顶峰。这就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野蛮关系，是国家内伦理生活的基础。今天的北朝鲜无止境地追求对核武和远程导弹来打击远距离目标，不就是这种无条件的民族-国家主权逻辑的终极示例吗?然而，一旦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地球这艘太空船上，当务之急就变成了使文明本身文明化，把普世的团结与合作强加于所有人类共同体。但是，宗教教派、伦理的“英雄主义”暴力，和随时准备好为族牺牲自己(和世界)这种心态和情感的持续兴起，使得这个任务变得愈发地困难。
图片来源：CNN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早期生态运动的口号是“全球地思考，本土地行动!”。如今，川普的主权政治响应了北朝鲜的立场。但他承诺要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他并没有把美国变成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全球本土化”(glocal)大国。但这一次，他则是在“全球地行动，本土地思考”。
原文链接：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ct-globally-think-locally/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翻译：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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