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谷歌女程序员状告公司同工不同酬的官司还在继续，昨天，江苏一所医院的女护士们也为争取与男医护人员同工同酬开始抗争。性别之间同工同酬，这本是一个必然的、绝对政治正确的话题，却出人意料地在世界各地出bug。即使女性地位高保障好而著称的芬兰，男女不同酬等各种公开或隐形的歧视仍然在上演。本文介绍的“一个女性的欧元”不是欧洲女性的个人故事，而是女性谋取平等独立共同精神。
马拉松般的学术大会开到一半，身心已经疲乏得很。从东八区到东三区，岭南的昼夜均衡转成北地的漫长天光，独行的夜行性动物在日复一日的人群里手足失措。下午的酒会进行到中途，便在大堂门口的柱子后面寻了个清净地，自顾自地摆弄一杯果汁。
正在百无聊赖之时，两位看起来资深的女学者走到近前，询问旁边座位是否空闲。我据实以告，大家便欣然凑成了一桌。或许相顾无言总是尴尬，其中一位扎着发髻的女士便国际惯例地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研究。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女权主义研究者，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更没有提出男性如何成为女权主义者这样的问题，只自我介绍了来自芬兰的赫尔辛基。这种默许让我更放心地讲下去，从学校的女教授们如何筚路蓝缕地为妇女研究争取到一席之地，到我自己如何在本学科的研究中坚持性别差异的视角……听到这里，她与旁边中短发的同伴对视一眼说：“这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第二个有性别意识的男性。”好吧，在这样的语境里，当第二总好过当唯一。
2015年宾夕法尼亚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游行 图片来源：http://pennsylvanianow.org/
我轻轻地叹气说，从大会的研究整体看，强调性别问题的还是很少。不想这句话引燃了她吐槽的热情：岂止是研究中?看看那些当权者是什么性别?他们限缩女学生的名额，低估女学者的成绩……历史知识隔膜，详细的芬兰例子已记不真切，只记得她一边铿锵有力地讲，她的同伴一边“哟(joo)” “哟”地赞同——不是“切克闹”的开端，而是芬兰语里那比英语(yeah)更显朴实的“是”。我也如实告以身边的年轻女学者在中国学界的处境，尤其是在开放二胎之后，原本就常被“关心”的生育方面更添纷扰。“我在北京参加过1995年的大会”，她说。略微迟疑了下，我才意识到那是世界妇女大会的年份。果然，她继续说道：“1975年在墨西哥城，是女性第一次被发现”。我不由开始揣测她的身份。
由于另有安排，她的同伴中途便离开了，而我们的谈话依旧不设边界地延伸。她说正义应该是集体的，并对今天个人主义式的社运嗤之以鼻;我则从第三世界的经验补充个人主义与西方中心之间的纠葛，正如希拉里一场遥远的败选让多少中国女权的同道陷入戏剧性的伤感、甚至因为感受的不同瞬间友尽。凡此种种，不消烦记。直到人们悉悉索索地从身边步出大堂，我才意犹未尽地起立感谢她的分享，让我看到了常被鼓吹为典范的北欧未竟的变革。她则从衣服上取下两枚徽章之一给我，那是一枚金光闪闪却缺了一小角的欧元。
“这是什么?”，她问。
“一枚欧元”，我答道。
“它是一个符号，不是吗?”
“是，它的涵义是什么?”“它就是今日女性的所得!”
瞬间明白，并郑重地承诺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在中国的朋友们。
在次日的会场中，我又一次遇到了她，并收获了一枚崭新的同款徽章和徽章背后的故事。“一个女性的欧元”是芬兰性别平等委员会(TANE)的倡议，旨在引起社会对男女收入鸿沟的关注。根据宣传单上的2013年数据，劳动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83%，这意味着每月600欧元的收入差距。坦率地说，我对数据的第一反应不是关于性别，而是反推他们的人均收入，所得的数字实在令我们的国家望尘莫及;但这也恰恰提醒了，不能寄望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解决性别平等，否则女性仍会被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而我也从她给我的电邮地址得知了她的身份——芬兰前驻外大使。
作者：竹子
编辑：耄耋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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