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是阅读佩里·安德森《印度意识形态》笔记的最后一篇。（阅读1~6点击这里）安德森指出，困扰印度爱国者们的政治疾病并不是一个曾经健康的系统突然或晚近的病变的结果。印度的体系，在安德森看来，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印度教与种姓制度的交织、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的印度观念本身的缺陷、尼赫鲁家族的王朝主义作风，等等，使得印度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
现在跟各位读者见面的又是卞海，本次领读，将完成对安德森《印度意识形态》全书的解说。
在2014年的一个访谈(Praful Bidwai. "Interview: 'Respect Gandhi If You Will, Don’t Sentimentalise Him' ". Outlook. 12 November 2012. Retrieved on 25 January 2014)里，安德森自己概括，他的这本书核心观点有五个：
第一，南亚次大陆六千年的统一是一个神话。
第二，甘地将宗教注入民族独立运动，最终给民族独立运动带来灾难。
第三，印巴分治的首要责任不在英国殖民政府，而在国大党。
第四，尼赫鲁给这个共和国留下的遗产远比他的仰慕者们承认的更为暧昧不清。
第五，印度式民主实际上依赖于不平等的种姓制度，而不是与其相抵触。
《印度意识形态》第三章的后半部分，侧重点在于论证第五个观点，但同时破解印度意识形态里的两个观念：“民主”与“统一”。
在前面的部分，安德森已经对印度民族主义中印度教的份量进行了强调。在121页，他进一步将印度民族主义置于20世纪民族主义的谱系之中进行考察。20世纪民族主义包含了这样一种类型——宗教在民族认同的构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爱尔兰、以色列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尤为典型。在独立之后，联合爱尔兰党(Fine Gael), 以色列工人党(Mapai)与印度国大党这三个政党都淡化了自身的宗教色彩，但并没有正面处理它们的宗教遗产。随着它们作为执政党逐渐失去光泽，它们遭遇到了反对党的挑战，而这些反对党(在印度是人民党)在诉诸宗教方面往往更加肆无忌惮。
安德森认为，尼赫鲁留下的遗产比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Ben Gurion)更糟糕，他将一种更加非理性的血统因素注入了政治体系，创造了一个继承的王朝。虽然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将世俗主义写入了印度宪法，但又不断地以宗教为工具来搞政治。
等到尼赫鲁的外孙、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当总理的时候，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已经是羽翼丰满，这就为人民党入场准备了条件。在爱尔兰、印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执政党都很难单独获得多数，而必须和其他小一些的党派联盟。而左翼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国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霸权性宗教所主导。
在以上三个国家里，印度人民党作为反对党崛起的时间最晚。就组织谱系而言，人民党可以被追溯到“印教党”(Hindu Mahasabha)，这一势力与甘地关系良好，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贡献并不显著，但在印巴分治中走到前台，以宗教的理由分裂了孟加拉地区，并将国大党拉下水。人民党还有一个群众组织，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虔信印度教，具有不容小觑的群众动员能力。人民党利用了国大党的一系列错误，不断上升，但直到90年代国大党总理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转向新自由主义时，民众才逐渐相信人民党真正成为国大党的替代选项。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进，社会的原子化，产生了对宗教补偿的需要。而人民党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要。
一些知识分子将印度人民党与RSS看做是印度版本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安德森认为这一比较不太恰当。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威胁、经济的滑坡以及收复失地的运动——在印度并不具备。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印度的世俗主义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将国家与宗教区分开来，更不要说对印度教有系统的批判了。到了80年代，许多印度新本土主义思想家批判印度世俗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更流行的见解是将印度教视为一种宽容、多元与和谐的宗教，它可以包容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乃至无神论。不仅人民党以印度世俗主义的名义来推行印度教，国大党甚至各个共产党也在一定程度上诉诸印度教，从而形成一种“竞争性的去世俗化”(competitive desecularization)态势。
但能够从这种态势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只可能是人民党。1992年，人民党发动了一场全国群众运动，要在印度教圣地阿约提亚(Ayodhya)拆毁清真寺，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国大党长期以来无力发动的。但是人民党无法从阿约提亚的胜利高歌猛进，它要完全取代国大党，还面临着其他障碍。
第一，它的基本盘是在北印度的印地语带，从区域基础上说比国大党更狭窄，因而很难单独在议会中获得多数。
第二是种姓制度的新的变化，为人民党统合全民族的抱负设置了新的障碍。
1975年英迪拉·甘地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导致森严的种姓制度松动，富裕农民的力量，导致1977年出现一个非国大党的执政联盟。到1992年，种姓再一次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议题。印度宪法规定需为种姓制度底层的“不可接触者”(Dalit) 以及部落民阿迪瓦西(Adivasis)保留至少12.5%以及5%的中央政府工作岗位，后来增加到15%以及7.5%。在1992年，超过人口半数的其他较低种姓获得了27%的公共岗位配额。而这就改变了印度民主的图景。在北方邦出现两党联盟，一个党动员“不可接触者”，一个党动员其他较低种姓，导致北方邦很快出现了一个出身于“不可接触者”种姓的首席部长玛雅瓦蒂·库玛丽。在其他一些邦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印度的议会民主出现了深化。
但是，安德森指出，种姓比阶级更为牢固。各种姓内部又存在社会分化，所获得的好处一般由种姓的上层获得。在选举中，各个种姓结盟或对抗，以获得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岗位，将选举变成了分肥。 在一些地方，婆罗门、刹帝利与“不可接触者”结盟反对其他低种姓，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其他较高种姓与“不可接触者”开战。
但这意味着低种姓的解放吗?在选战之中，政治领导人们只是给予追随者提供某些受到尊敬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解放。北方邦出身于“不可接触者”的首席部长玛雅瓦蒂树立起了15万座“不可接触者”领袖、“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1958)的雕像，以及200座她的政党与她本人的雕像(高达24英尺)，而并不是致力于改善民众的教育与医疗条件。选举动员激活的这种“身份政治”并不是取消种姓，而是进一步地加固了它。人民党因而不得不面对更为碎片化的区域政治版图，它必须与许多地方的政党结盟，才能够坐稳在中央的位置。
人民党与国大党也越来越像。两党对内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外都讨好美国。但在组织上，两党差别却非常大，人民党拥有真正的组织和干部，而国大党只有对它们的回忆。国大党比人民党显得更世俗一些，在穆斯林和部落民中仍有影响力，而人民党则能够以民族主义来动员一个正在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外界许多人希望两党能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改革，但两党都抗拒这一选项。
接下来，安德森列举出一系列数字和现象，证明印度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败坏。下院中充斥着富豪与犯罪分子，而大部分政党变成了类似家族企业的东西。尼赫鲁将国大党交给自己的女儿，大概起了一个坏头，败坏了印度其他政党。而在这方面，人民党和共产党还算是例外。 在这一背景下，安德森对印度最高法院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是难得的制约滥权、盗窃公共财产与对自由的威胁的力量。印度最高法院不仅进行违宪审查，甚至直接要求议会通过它需要的法律。安德森评论说，这是地球上最有权的法院。
安德森指出，印度的经济当然发展得不错，但结构畸形，服务业占到GDP一半以上，90%劳动者是非正式雇佣，正式经济部门只雇佣了6到8个点的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二是在政府岗位上就业。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40%，但产量比中国少一半。 过去印度最成功的产业是IT业，但只雇佣了2%劳动力。即便在高科技产业中，印度的劳动生产率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度的增长率不错，但其经济与中国比，则又相形见绌，社会不平等比中国更厉害。婴儿死亡率是中国三倍;半数5岁以下的印度儿童营养不良，这一状况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状况更糟糕;在11个邦里有五分之四人口贫血。印度国家再分配的能力低下。三分之二政府补贴给了比较富裕的农民，而不是真正的穷人;80%医疗开支是私人医疗;五分之一儿童从未上过学。军费开支是所有扶贫开支的总和。
但对于印度国内大资本和国外投资者来说，印度国家对它们的服务仍然不能令它们满意。僵化的官僚机构、政客的民粹主义动员，都不利于自由市场。国家仍控制银行系统，私有化推进缓慢，贸易壁垒和关税都很高......印度侨民根本不像中国的海外华人那样，乐于在自己的家乡投资。安德森引用印度政治学家Zoya Hasan的话指出，在印度存在着一个政治矛盾，那就是选举了却无法控制政府的大众内心的挫败感，与没选举却控制政府的精英与中产阶级的自鸣得意的冷漠之间的矛盾。后者倾向于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大众民主的一定制约。但是，大众民主又不能够获得大众所期待的政策结果。
接下来，安德森对印度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简要的评论。印度知识分子对于印度的社会问题往往有尖锐的批评。但在政治上，批评就没有那么全面和有力。传统的分析通常将印度政治上的病症追溯到社会层面的原因。但是安德森认为这二者的关系恰恰不是人们通常想的那样直线，而是充满了矛盾。印度森严的社会等级恰恰是其最初的政治民主稳定性的基础;当种姓制度演变成一种割据式的身份政治，这种变化一方面深化了民主，另一方面也败坏了民主。种姓制度是一个将印度民主整合在一起的牢笼，后者迄今还没有逃脱出来。
如果说印度的民主不完善，它的世俗性模糊不清，那么，印度民族及其国土的统一，基本上是一个无法触碰的问题。印度教相信轮回，而这导致它对历史非常忽视，甘地曾说，历史是对自然的打断。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印度领导人会肆无忌惮地用神话传说代替历史，并以此来主张自己的国土范围。安德森在这里再一次提起克什米尔问题。在这里，经过印度的种族清洗，穆斯林从人口的多数，降到不足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如果在印度国内质疑克什米尔问题，不仅可能会引起印度民族主义情绪，甚至还会引罪上身。安德森将阿玛蒂亚·森作为受印度统一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典范——阿玛蒂亚·森谴责本国的总理与侵犯人权的缅甸领导人谈笑风生，却对本国政府在克什米尔的所作所为置若罔闻。
安德森指出，困扰印度爱国者们的政治疾病并不是一个曾经健康的系统突然或晚近的病变的结果。印度的体系，在安德森看来，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印度教与种姓制度的交织、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的印度观念本身的缺陷、尼赫鲁家族的王朝主义作风，等等，使得印度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
最后，安德森指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造像是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当地的人民党政府批准造一尊高达六百英尺的印度国大党领袖萨达尔·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像，这个高度是自由女神像的两倍。这尊像将成为印度统一的代表。而在之前，帕特尔的那些同伴们也被神圣化了。现在，到了收起这些雕像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东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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