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逐步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政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本文作者——乔尔·迈克(Jon Michael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对于商业化的政府持批判态度。本文节录自其作品《宪法政变》(Constitutional Coup)，该文章指出美国人民对其商业化的政府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却厌恶政府机构本身。自里根总统进行改革以来，过去保姆式的国家已经被商业化的政府所替代，但必须注意所谓国家机关的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逻辑有着本质的不同，其缺乏统一的目标，使得在市场上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并不适合政府。良好的政府需要的是多元的声音，即使繁琐，也是必须的。
正文
上世纪80年代，似乎是美国福利国家支持者们的末日。干草叉已经大批出现。专家、立法者和新兴的政治化的商业和宗教领袖加入到罗纳德·里根的队伍中，批评被撒切尔夫人嘲讽为保姆式国家(nanny state)的美国的图景。但在将其推向绞刑架的途中好笑的事发生了。民众害怕了。
举着火把和干草叉的群众意识到他们是真的喜欢政府的项目——至少喜欢那部分使他们直接受益的项目。他们喜欢他们的养老金、税收抵免、医疗保障、补助金、许可证，以及住房和教育贷款。他们喜欢他们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他们喜欢他们安全的工作场所。他们也享受他们能够相信的食品、药品、消费者产品、金融服务和机械设备。他们决定，他们不喜欢的是政府自身而已——它的人员，它的程序以及它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因此，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政界的当选官员也相应行事，一方面为了满足公众的偏好，另一方面也是蒙蔽公众，不再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至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服务。虽然这些做法总是以简政放权的名义来实施的，但事实上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政府本身。
不可否认，今天的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强大，但它的外观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系列遵循商业模式而进行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后果。简言之，里根没有，也无法杀死这个保姆式的国家。但他确实用一个商业的暴发户将过去保姆式的国家取而代之——将其变成了保姆式公司。
图为推行私有化改革的美国总统里根
图片来源：ILLINOIS REVIEW网站
想一想私有化的、企业式的国家在今天是怎么运作的。
私人承包商在今天数以百万计。这些承包商已经在我们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们经营监狱和移民拘留机关。他们促进国内的监督和反恐怖主义活动。他们起草主要规章、左右能源、交通运输、医疗保障和环境政策，并且做出公共福利方面的决策。除此而外，在广泛的行政扩张下，他们还征收赋税、监管和执行法规。
为这样的私有化辩解的理由通常是，承包商们比起被动的政府更有效率。而现在的普遍观点是，市场竞争能够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正在从内部进行私有化，通过从根本上改变其内部的雇佣政策，来更好地适应私营部门的情况。在其他方面，成百上千的享有终身职位的公务员被重新界定为可以任意解雇的雇员，就像他们在麦当劳工作一样，可能被随时解雇。
特朗普的政府走得更远，承诺取消剩下的职业的法律保护。此项变革的理由——官僚机构的市场化——基本上与将私人劳动力市场上的压力、需求和激励内在化于政府职员是一样的。
行政合同和官僚机构的市场化是目前有效率的政府行动最重要的体现。但那些试图重建国家的人已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实践。
他们创建了政府各部门间的风险投资的联盟和信息技术公司；将基本的官僚组织变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收益中心；将我们的传奇太空计划变为类似银河间的Uber；建立公益信托，允许富有的个人和有权势的公司提供资金，且有效地参与管理国家项目和倡议计划；并建立了VIP监狱，为那些愿意也能够支付得起高昂费用的人提供奢侈的居住设施。
不论好坏，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产品和服务非常狂热，也厌恶政府机构，市场的诱饵迷惑了他们。
但国家不能不考虑这对我们宪政秩序的严重违背，以及同人民、实践和基础设施的完全分离。正是这些人民、实践和基础设施——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国家合法化，确认了国家的主权、强制性和道德性的行为的有效性。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行动者、程序和机构将自由民主的治理与必要的规范性的政治、公民参与、专家意见、金融公正和精确度的混合体灌注进法律之中。
缺乏了这些基本的人民、实践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可能更适合被称为一部分是有门禁的社区，一部分是企业集团更恰当。
的确，有门禁的社区和企业集团有其自身吸引力。商业化的政府也是如此。它承诺了更快速、更具有创新性、更优惠，以及如同对待“消费者”的更友善的态度——毫无疑问这对我们都相当有吸引力，考虑到我们已经忍耐了车辆管理局的长队，在其他方面的浪费、僵化、无动于衷的政府。
但即使假定这些承诺都能实现，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来反对私有化、商业化的政府。
图为2005年在巴格达的美国黑水私人安全公司的成员
图片来源：Marwan Naamani/AFP/Getty Images
政府的力量，和其最终的支持决定了其完全不同于IBM或沃尔玛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政府应当维持一种根本上不同的事业形态。
商业化的政府吸收一切市场的逻辑和规范。但市场，至少就其纯粹理想化的状态而言，并非民主、审慎的，也不包含司法性质。它也不需要有这些特征。市场是熊彼特和科斯的世界，而非孟德斯鸠或麦迪逊的构想。
我们可以容忍，甚至赞美公司的等级结构，精简的机构，以及效率导向。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些组织有(或者被认为有)一个单一的目标：最大化股东价值。
我们可以容忍，甚至赞美资本主义残酷的法律。我们能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对个别企业的忠心才会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我们可以容忍甚至赞美对全能CEO的狂热。我们能这样做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的话语不是法律，他们的封地是有限的，他们几乎不能实施真正的强制力。
没有任何看上去不错的市场规范、实践、信托和法律义务很好的转化到自由民主的领域，更遑论进入我们的宪政领域。
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类似的所追求的单一公共目标。我们没有神奇的共和国架构，当然也没什么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政治等价物。
一些人肯定的将国家经济增长置于首位，他们可能比较接近企业的股东。但多数人并非如此。相反，我们认为穷人的困境和被剥夺公民权是更紧要的事。我们要么将社会公正或者环境因素置于首位，要么就认为最好的政府应尽可能的不引人注目。对军事霸权、生育权利和宗教自由的兴趣将更多不可控的变量也混合其中。
如此，我们不能将政府的目标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目标;也无法统一或协调我们的利益，并由我们的政治领袖——一个华盛顿特区版的史蒂夫·乔布斯或亨利·福特，来引导实现。
相反，我们需要多元的声音，通过多平台放大这些声音，不断与各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交谈。不存在一种很有效率或者井然有序的方式。但这是民主的，多元的，包容的，也是审慎的。
而且，即使我们能够有效地整合、排序或者协调我们的利益，指引一个独立的领导人来执行公众的意志，我们依然需要抵抗住这样做的诱惑。因为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绝对的权力滋生腐败，而且一个背弃公众意志的主权者产生的危害远大于一个糟糕的的企业管理者。
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能够有效的整合公众利益，并且确保选出一个忠诚的领袖，也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危险。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集团，或者这样的集团群体可能会采取一系列镇压广泛的少数派的行动。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我们都想，也确实需要一个多元组成的、重叠的、互相审查的政府来限制可能的短视或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
主权权力，不同于大部分（但不是全部）企业权力，其有意识地，也必须反映道德，且具有强制性。同样，只要是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而不是天使——来实施统治，主权权力就必须服从于审查和制衡，即使这些制衡和审查非常繁琐，浪费时间，即使市场行动者将其视为废物和顽疾。
图为美国最高法院
图片来源：美国最高法院官网
因为如上原因，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个简单的结构承诺——分权之上。分权阻止了暴政、保证了自由、丰富了公共政策。分权给所有重要又冲突的价值提供了发声的机会和审判的地点，给这些价值通向美国的法律和治理铺平了道路。
这个简单的结构承诺，以及它能够实现的一切，创造出了宪政结构。但并未止于此。该承诺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最终塑造了我们的现代福利国家。
然而，现在这个动态的承诺——在所有方面分权的承诺——已经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使得美国政府变得更像一家企业——而且又是政治化的。
翻译文章：
Jon Michaels, How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lowly became a business, Constitutional Coup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dec/18/american-government-business-privatisation-jon-micha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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