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萨·米丽亚姆·埃利萨尔德 魏文编译
我们在这些殖民主义2.0版产生的公民中间如何设计一个左派新的合作形象?他们能够因为一只猫叫而动员起来，但是面对死亡或数百万人的饥饿他们被麻醉了。我们如何与青年们沟通?数字文化已经进入他们的遗传基因。我们如何宣告政策，以便不要成为一种抽象或打呵欠?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赫伯特·I.席勒就认为已经存在一个“新兴的美国帝国”，它的使命生活在好莱坞。“这是一个只有最低限度的道德本质的帝国，但是好莱坞只是这个帝国最明显的地区。存在一种政府的、军人的和企业家的利益广泛和积极的联合，包括计算机工业、信息产业和媒体业。这些角色拥有的对世界的知觉决定性是电子的”。
1993年在美国制定了发展国家信息的基础设施的政策，从那时起通信的法人工业回应有前途的机会，开始一个疯狂兼并和集中的进程，大公司积累资金和资本。这些公司由一系列无线电频谱轻率的拍卖，电信巨商赢得这些拍卖。一旦确保这些物质条件，私人部门的通信巨商做好准备并受到鼓舞，以便最大限度地开发新诞生的数字网络，创造条件以便履行美国大西洋行动的负责人休·蒲伯1997年宣布的事情：“信息是在地球的表面上没有我们不能到达的国家”。
当美国变成因特网的“沙皇”和将一个依附于市场的逻辑和破坏生态的模式强加给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比这更威严的事情了。这种模式将人的关系编码，改造成数据，因此改造成产生价值的商品。孤立的数据不说明任何问题，但是巨大的数据群加上一个平台就获得不寻常和有争议的价值，在一个生产、商品的贸易与物质的服务的社会加速向数字服务过渡。
新的通信与文化加紧集中比跨国和我们熟悉的国家的文化工业的集中更加全球化。比如，仅是美国有一家私人企业就决定世界居民的四分之一每天如何支配近5000万个小时。它的有差别的价值是用户以极快的速度和庞大的指数增加，不仅指总体的数字，而且指它的密度和范围。
世界上的手机使用最多的五个应用的公司中的四个—脸书、社交媒体、网络信使和信使号—属于由马克·扎克伯格成立的公司，它们长期收集可以货币化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尽管最后时期在华尔街股票交易所丑闻爆发，脸书的交易达到117.9亿美元，比一年前几乎多出40亿美元。在这个总额中98.5%来自广告。
谷歌进行了近92%的因特网搜索，这是一个价值达920多亿美元的市场。世界上最有实力和最富的企业—其中五个从事电信交易—的收入总计达到3.3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5%。仅苹果公司的收入相当于43个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1万亿美元)。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只有16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苹果公司现在的市场价值相等或是超过它。
现在在国家的范围或是全球的范围只有少数公共机构能够面对这些可怕的跨国权力，它们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公共通信的性质。不存在仅靠自己能够重塑网络的国家，也不能制约2.0版的殖民主义，尽管在它们实施本地反垄断的保护准则，在社会、生态、经济和技术领域完美无缺的可持续的政策的时候。更不可能建设一种可行的选择，中断与所谓“信息的社会”的联系，它的阴影--难以捉摸，但不因此更少现实性—甚至达到处在因特网之外的人。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我们的地区在因特网的意义上对美国的依附最多。本地区80%的电子信息以某种方式经由美国直接或间接进行管理，主要由在迈阿密的所谓“美国网络访问保护”管理—这是亚洲的两倍和欧洲百分比的4倍--。估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内部交换的数据70-80%也送到美国的城市，组成因特网总代码的13个根服务器有10个在美国。
拉丁美洲在本地内容的生产中是最落后的地区，但是在社交网络中网民的存在处于领导地位，在本地区普及率最高的100个因特网网页中只有21个有本地的内容。此事意味着它不是为本地区创造财富，本大陆将财富转移到美国，大型因特网企业就设在那里。专家们确认拉丁美洲的数字文化最有意义的方面之一是社交网络的密集使用。事实上本地区的某些国家社交网络的使用与发达国家持平或是超过。世界上使用社交网络时间最多的十个国家当中有5个是拉美国家，排在前三位的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用户，每天4个小时。
28%的拉丁美洲人在本地区生活在社会排斥的状态，但是在这个居民群体中与5年前相比因特网用户的数量增加了两倍。每十个拉丁美洲人中有九个有一部移动电话。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57%的人获得食品有困难，但在脸书和网络信使中是非常积极的，此事表明在他们的家里有某部智能电话。他们中51%的人承认在他们的住宅没有饮用水，他们也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
数字的裂缝与经济的裂缝不是同一回事。进入因特网与有能力打新技术的电话不是同一回事，说明这个大陆的发展深深地不平等。缺乏数字的才智和不可能利用新技术的潜力将使这种脆弱的状态持久下去，即使是当穷人手中有新部件的时候。
非常过早地谈到这些问题，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警告说，一项革命的技术在手里，“存在一种正在实施的殖民化。美国正在极为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在寻求补充的意义上说，将使我们长期依赖他们……”他补充说，“看到这种新的文明和他们所有的威胁，我担心我们的人民再一次不团结，这些人民尽管他们有所有的潜力，结果将沦为二等民众”。
美国和它为拉丁美洲“有效的连接”行动
这是对问题的第一个观察。让我们看第二点：这种局面已被连接在一项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更为广泛的控制内容和公民参与的环境的计划中，这项计划的实施完全不受惩罚，左派对此没有最低限度的关注。2011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被某些学术界称为“有效的连接行动”计划。美国国会在一份公共文件中宣布这项计划，以便在本大陆“扩大”“新的社会媒体”，强调推动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
这份文件解释了在所谓本大陆的社交网络中什么是美国的利益：“世界50%以上的人口不到30岁，新的社交媒体和与之相结合的技术在这个人口的群体中非常普及，在未来通信将继续革命化。在拉丁美洲社交媒体和技术的刺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于美国政府在本地区努力的成功将是关键的。”
这份文件总结了一个专家代表团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访问，目的是为了了解这个地区政治和资金的情况，此外会见了主要的因特网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和美国的官员。结论是对我们每个国家都提出了特别的建议，这意味着“增加联系，最低限度地减少对美国关键的风险。为此我们的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应当是领导者”。文件还补充说：“社交媒体的用户数量呈指数型增加，由于新奇事变成了准则，可能影响到政治的思维和未来这里的政策。”
对拉丁美洲来说这个“有效的连接”背后有什么东西呢?人们有用的视角容易受到数字技术的统治;可以确信的是在任何情况下所谓的社交平台都不是一种中立的服务，它利用一种普遍的服务(比如家用电器，一种语言，一个勺子等)，建立在技术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机构化和自动化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设计和操纵这些联系。
几个月以前，脸书在多年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普遍服务的平台之后，最后承认它是一种通信工具。我们希望结束在学术界拒绝看到跨国公司占统治地位的混乱。
美国政府对“有效连接行动”估计的事情是这些工具可能创造一种基础的伪装，从这里出发毁坏结果不适合它的制度。在今天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经历的形势中哪个部分“有效的连接”行动已经在社交网络运作了呢?如同我们此前在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和阿根廷所看到的那样。
当政策是技术—政策的时候
只有大企业具有加工社交网络上庞大的数据量的计算能力，每次点击都获取我们留在搜索引擎、移动电话、磁卡、聊天和电子邮件中的数据。这些方法加在一起和对数据的加工帮助它创造价值。连接更多就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但是开放数据的重要利益和邀请“分享”提供“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再次推特”等，这不是用户的利益，而是公司的利益。
这种权力在争取控制信息的战斗中为所有者提供一种巨大对用户的优势。剑桥分析公司是一家美国从25年前就在活动的网络中从事军事行动的承包企业在伦敦的分部，它介入半个世界的200次选举。它的行动模式是“心理行动”模式。其目标是改变人们的舆论，影响他们，不是通过说服，而是通过“信息的控制”。新奇的事不是移动电话、自由欧洲电台或马蒂电视台的使用，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它们帮助封闭在一个可以观察到能用参数表达和可以预见的泡沫中每个公民在网上留下的痕迹。
跟踪这项阴谋的人已经看到剑桥分析已经承认它卷入了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和墨西哥反对左派领导人的选举进程。比如在阿根廷它参加了2015年毛里西奥·马克里的竞选运动。已经揭露出总统的内阁负责人和现在联邦情报局的负责人与这家企业的联系，企业制作了仔细的心理图表，确定可以渗透以改变舆论的人员，然后通过虚假的消息和部分选择的信息施加影响。马克里几乎一上台，就颁布法令取消在阿根廷由进步政府打造的通信机构和法律的基础，依靠官方机构的数据基础批准帮助他留下来的一项法令，他使用这些数据支持自己的竞选运动。
所有这一切表明的事情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治已经变成技术--政治，变成它最无耻的参数。最近几年右派的政府完全厚颜无耻地重新靠走门路得到职务，显耀他们拥有在迈阿密、哥伦比亚和巴西通过合同得到的通信设备。剑桥分析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面对他的拉丁美洲客户感到自豪，为了说服他们“真相并不重要，需要的是他们说出可信的事情”，他强调一件无可质疑的有经验意义的事情：使大规模的商业广告没有信誉是与增加社交媒体上的广告直接成正比的，而这种广告是高度个性化和野蛮的有效的。
现在我的印象是，由于剑桥分析对(美国)黑水公司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是美国一支战争的军队。它不幸倒下，以便有效地服务于隐藏分包商的雇佣军事业，这些分包商致力于安全、情报、维修或训练的任务，它已经扩大，继续对美国政府和它的盟国很有用处。
检查脸书的伙伴(脸书市场合作开发伙伴)的网页，会发现数百个从事买卖数据的企业，它们与蓝拇指公司交换数据。某些公司甚至在地理区域或国家实现专业化，比如西斯内罗斯互动—西斯内罗斯集团，当然这个集团本身2002年参加了反对查韦斯(委内瑞拉前总统)的政变—它是脸书的经销商，它已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17个国家控制着数字的市场。
面对2.0版的殖民主义怎么办？
通信不是一件技术的事情，尽管也是技术。它必须走上街头，一家一家敲门，如同它刚在墨西哥莫雷纳做的那样，以便让政治表现在社交网络中，面对保守派的复辟和帝国的进攻。但是数字的舞台是一个绝对不可轻视的舞台，是左派与它的基层特别是青年人联系的渠道。如同最近在哈瓦那阿根廷导演特里斯坦·鲍尔所说的，“为了获胜网络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在我们输掉选举的时刻继续是非常有用的”。
不幸的是这些问题还远离专业的辩论和本大陆进步运动的计划。妖魔化的演说过多，或者相反，实施摧眠术，新的技术文明在发现我们，但是缺乏战略和计划帮助我们挑战和干涉公共政策，制定行动路线和进行确定的工作，以便在我们的大陆建设一种真正有信息和通信主权的模式。
我们在地平线上提出具体的任务。在本地区还没有具体落实一条自己的光纤电缆，这曾经是南美洲国家联盟的一个梦想，继续是拉丁美洲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战略，也没有一个同类的和可靠的法律框架将美国的控制最小化，确保网络的传输在邻近的国家之间交换，推动技术的使用以保障通信的保密，保护本地区的人力资源和消除工具、内容和在我们的祖国产生的数字服务贸易化的障碍。
不幸的是在一个共同的超国家的通信议程中没有取得进展。如果我们谈到通信、对因特网、版权和主题的管治，对于未来这些都是战略性的，如同是技术主权、革新、我们的文化工业的发展、在我们的政治讲述中加入当代美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共同的议程和使这种政治讲述具体化的空间。
我们需要观察台的网络，除了提供基础的指数和对于将我们的数字空间殖民化的警告以外，帮助恢复和在本地区使用这些技术的良好实践和抵抗的行动社会化，从理解面对这些新的不平等出发，它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政治的决定。
南方的一个国家自身—更不用说一个孤立的组织—能够找到资源以便挑战右派的权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以点击的速度进行动员，但是一个专业工作者、组织、运动和左派政府的集团将会有更强的能力施展回答的水平，至少是为了在一些关键的领域确认地区的主权。面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他们的企业的大国，这将帮助我们有更强的谈判能力，此外在确定治理的政策的地方挑战全球的要求。我们自己必须适应大数据。
组织一个通信的中央指挥部费力要小得多，它将为一个电视频道提供资金。因此，在政治的和专业的关于通信的辩论中这应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特别是在那些讨论公正与发展的那些国家，建立一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左派的政治通信学校将帮助我们分享关于媒体背后权力阴谋的知识，必须将这些知识民主化，为新的信息技术营造机会。因为存在机会，存在准备得很好的专家，他们心向左派，但被谴责为异教徒—比如罗克·达尔顿。存在这些专家，在网络的协调中也存在左派典型的经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他们像孤独的风筝，没有创立任何东西或几乎没有这样做。
在辩论的空闲时间我停下来是为了在我们中间鼓励有风险的观念。那场关于可怕的和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辩论刚刚转播了。温贝托·埃科描写的那个稳定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在地平线上有几个世界，其中一个可能是那个我们将做到创造自己解放的工具的世界。但是选择的寻求和建设不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这取决于在短期和中期内“集体的行动”，在面对面和虚拟的通信中有战术和战略的前景，将为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有利于我们的人民技术架构提供便利。让我们去干吧，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环球视野》摘译自厄瓜多尔拉美社2018年8月11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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