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1971年，本文作者多夫曼(Ariel Dorfman)共同著作的《如何阅读唐老鸭》于智利出版，批判世界闻名的卡通人物唐老鸭，如何作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且揭露迪士尼卡通作为「意识形态工业」，一方面诋毁拉美马克思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孩童灌输美式拜金、竞争、享乐的价值观，塑造「自我殖民」的心灵弱智状态。1973年9月11日，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森的支持下，皮诺契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阿叶德社会主义政府，智利此后经历16年的独裁统治，多夫曼本人也被迫逃亡。
今日，美国对于不愿俯首称臣的国家，动辄祭以经济制裁、资助反对势力，甚至遂行军事介入，相似的历史情节持续于亚拉非各地上演;大众媒体也自甘沦为帝国主义发声筒的角色，在尼克森所谓「积极创造政变环境」的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无怪乎多夫曼在45年后的今天感叹，川普掌权的「前法西斯主义时代」中，世界局势令人联想起皮诺契特统治下的智利。
原文标题"How we roasted Donald Duck, Disney's agent of imperialism"，刊载于英国《卫报》。
文 / Ariel Dorfman(前阿叶德政府文化顾问、杜克大学荣誉教授)
译者 / 张宗坤(苦劳网特约记者)
如何阅读唐老鸭蕴含的美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当我看到《如何阅读唐老鸭》(How to read Donald Duck)——我与比利时社会学家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合写的著作——被智利军人在街头上烧毁时，我大可无须如此惊讶。1973年9月中旬，该国总统萨尔瓦多‧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刚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终止了他以和平手段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
我在某个安全的住所，亲眼目睹自己的著作和其他数百本颠覆性的禁书，被送入审判的火堆之中。我之所以要躲起来，除了因为热情参与刚被推翻的革命政府，还因为唐老鸭这本书引发智利新政府与其右翼公民同路人的仇恨。
我们收到了死亡威胁，有个愤怒的女人试图用车辗过我;邻居和他们的小孩对着我与妻子安洁莉卡(Angélica)位于圣地牙哥的房子丢掷石块，并大喊「唐老鸭万岁!」后来我也发现，这本书第三刷的5,000本书，被智利海军从仓库中带走并丢进瓦尔帕莱索湾(Valparaíso)。
我们干了什么，招致如此敌意?
阿芒和我谴责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将帝国主义体现在唐老鸭的生活、冒险与恶行之中。然而，唐老鸭却被看作一个无害的偶像，并是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我们详细研究数百幅在智利报摊与其他国家售出数百万份的迪士尼连环漫画，试图揭露这些看似纯真、非关政治的故事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讯息。
我们希望智利的读者能够理解，迪士尼的人物所灌输的价值，对于将他们自数个世纪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革命而言，非常不友善。这些价值包含：竞争优于团结、偏见好过批判思考、服从胜于反叛、家父长专制而非抵抗、金钱比同情心更重要的价值标准。
我们认为，光是改变有利于少数富人及其国际企业友人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还不够;了解我们国家昔日的统治者，如何将这种征服妆点得看似正常、自然且良善，也有其必要性。他们暗中向我们推销美式的成功与富裕模式，并将其作为贫穷与发展不良的解方。事实上这并非正解。
正如智利的铜矿与其他自然资源必须重新国有化，我们的梦想和期待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夺回主控权、建立新认同，并且设计新的娱乐形式。我们著作的目标是要挑战美国输入的威权主义情节，并为我们原生的故事开创更多空间。
在上述简略的说明中，《如何阅读唐老鸭》看似是又一个沈闷、学术、充满行话的左翼符号学运动，谴责布尔乔亚、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文化输入。虽然阿芒和我确实是大学教授，我们的研究也以塞万提斯(Cervantes)、莎士比亚、艾可(Umberto Eco)和葛兰西为基础，但是本书以一种容易理解、有趣，嘲弄且活泼的语汇来抨击唐老鸭。
我们利用迪士尼的卡通，显示唐老鸭家族中洁净且压迫的性与性别、展现第三世界人民如何被描绘为野蛮人和白痴，以及总是投资者而非工人创造财富，并且带着种族偏见描绘恶棍。在迪士尼卡通里，女鸭子轻佻地担心她们的美貌，却莫名地去性欲化。(黛西：「如果你今天下午教我溜冰，我就会给你任何你一直想要的东西。」唐老鸭：「你的意思是⋯⋯?」黛西：「给你⋯⋯我的1872年硬币。」)另外，唐老鸭的侄子杜威(Dewey)在学校玩游戏时，表明自己长大之后的理想工作是「成为一名银行家!」，另一个侄子修伊(Huey)也说，「我会假装自己是大地主，有很多可以卖的土地。」另一个例子是吹嘘自己国家很现代的巫医，因为这个国家「有电话。唯一的麻烦是只有一条线路，就是世界贷款银行的热线。」
迪士尼卡通蕴含对于第三世界人民的歧视与偏见。“这个国家有电话，但是唯一一条线路是世界贷款银行的热线。
我们想让这本书跟我们贬低的唐老鸭一样有趣，决意与我们试图纠正的故事一较高下。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喧闹、讽刺的语气，激怒了那些将迪士尼捧为道德完人、健康的纯洁王者、拥有通往魔法王国与永恒童年钥匙的叔叔的捍卫者们。难道没有任何事物是神圣的吗?
这本书有其实用目的。有史以来，左翼的阿叶德政府首次掌握了广电资源(电视台、电影制片厂、杂志还有大型出版社)，得以创作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体故事。推广另类叙事的其中一种方式是：揭示支配文化如何操纵和诱惑消费者的策略。基于此点，《如何阅读唐老鸭》也是在让智利变得更公平的斗争中，解放工人、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工具。
这本书因此具有某种反常的意义。一本作为阿叶德革命遗产的书，遭受这种程度的暴力，代表的是智利的新军事统治者，正对许多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者犯下暴行。本书现实或潜在的读者，泰半都被处决、虐待、流放和监禁(为了监禁遭罢黜总统的众多支持者，好几个足球场被改建为集中营)：透过教训这些新兴人民，确保他们再也不敢想像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文字总是有超越打压和审查的力量。虽然《如何阅读唐老鸭》在智利被烧毁、湮灭、查禁，但我和阿芒带着我们的家人与著作一起逃亡后，却发现这本书最终在智利之外重获新生。它被艺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誉为「去殖民指南」，并被翻译成英文等数十种语言。
1975年，一间伦敦的小型出版社发行此书，并且试图将4,000本输往美国。然而，代表迪士尼的律师从中作梗，整批货柜被海关扣押。迪士尼的律师指控本书作者涉嫌盗版，因为我们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复制了版权归他们所有的图像。透过纽约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New York)的协助，我们赢得了诉讼，确立学者们可以自由与合理运用的代表性案例。
迪士尼可能输了那场前哨战，但到目前为止，它已在争夺人类灵魂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如今，迪士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娱乐集团之一，并且持续并购其他公司(最近案例是二十世纪福斯)。我们曾强横地威胁要把唐老鸭给烤了，如今唐老鸭却似乎吃定我们，更吞噬了我们要留给孩子们的遗产。
虽然如此，本书如今在美国首次出版，并于英国再版，这或许证明：在川普、英国脱欧和民族主义复兴的前法西斯主义时代里，本书仍有重大意义。当前情势发展都让我们想起了皮诺契特执政下的智利。
本书是在10天之内，疯狂地匆忙写出;当时我们正处于一场宁静革命，同时肩负其他迫切的任务。在这个新时代中，本书不会以相同方式被写出来。现在，我试图更留意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事实上，智利等国的文化工作者所生产的作品，并非总是鼓舞人心;同样地，并非所有自外国(包含美国)输入的大众文化商品，都是负面的。少数族群和女性主义者持续对迪士尼施压，如今该公司已经有所演进，自诩捍卫LGBTQ的权利。
1973年9月11日，美国支持的皮诺契特将军发动政变，阿叶德的夥伴遭士兵挟持。(图片来源：路透社)
正如我在《朝南走，向北看》(Heading South, Looking North)这本阿叶德时代的回忆录中所说，「在遥远的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宛如空荡荡且纯洁的容器，顺从地等待帝国倒入它的歌曲」也许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人们更像是一群难解、复杂且狡猾的生物，准备好挪用并夺取朝向他们而来的讯息。」
不过，我们在书中试图戳穿的价值观——包含贪婪、极端的竞争、支配一切的个人主义、对暗色皮肤人种的征服、对外国人和移民(墨西哥人、穆斯林与亚洲人)的嘲笑、对有组织的劳工的质疑、对奢侈消费主义的崇拜...，这些价值观都被一种无法企及的虚假幸福信念所妆点——驱动着许多热烈拥戴川普与其他恶霸领导人的支持者。这些领导者都承诺，他们将是带来从未存在过的纯净、神奇世界的救世主。
虽然我坚持仔细审视迪士尼虚假的纯洁世界，但今日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我全部书写里最宝贵的，正是这本书最炽热的特质，也就是智利人民的喜悦。他们从不害怕向未来迈进，更敢于重新定义现实。在这可怕的危急时刻，或许我们的书，可以将这份喜悦的种子埋入为更美好生活而努力的斗争里头。对于处于危及的地球而言，这比所有过往任何时刻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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