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梅·帕斯托尔 魏文编译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越来越混乱的时期，全球化带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和更大的冲突，“没有能够替代10年前进入危机的模式而被世界的寡头接受的模式”(哈桑2018)。在国际的全景当中统治倾向的特点是极端右派对政治议程的控制取得进展，当它不是它夺取政府的时候，在本国的环境中适应正在发挥功能的不同的面孔，面对国内外的敌人和力量的关系。
实际上，如果说在2008年的危机爆发之前在欧洲我们已经了解到极端右派的力量或专制的民粹主义的力量不可否认的上升，比如在奥地利、法国或意大利。明显的是从特朗普入主白宫起，这种倾向已经扩散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但是，它的多样性没有阻止证实它们分享某些共同的特征：
被感觉作为局外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局外人)的领导人面对腐败的建制派(包括大型媒体)的反应，建制派被指控对相关国家的衰落是负有责任的;
作为社会政治运动面对大型政党(主要反对传统的左派)被选择的才能，通过中产阶级和民众阶层的支持，他们感到是全球化的失败者;
将其国民身份转移到一种本质的概念(在大国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对失去的帝国的怀旧)，推想是受到在社会的阶梯中处在最下层的人们的威胁：或者说移民和难民人群的威胁，特别是来自阿拉伯或穆斯林宗教的移民和难民，他们被 虚假地认为对社会权利的破坏和公民的不安全加剧有罪过;
否定气候变化，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将赌注下在文化的战争上(靠通过社交网络和接近的媒体日益增多的谎言和仇恨)--特别是在成功的神学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创造了新社区联系的地方—最近的时期主要反对由女权主义运动、LGTBI运动、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取得的成果。
依靠这一切，尽管这些力量中的任何一个没有质疑在精英们统治的地方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比如现在萨尔维尼的北方联盟党面对欧洲委员会的情况，它维护在全球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激进的转向。这已经在唐纳德·特朗普采取的政策中得到足够的证实，他从自己大国的民族主义出发。在巴西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的情况，他也以最坚定的方式证实这一点，他未来的财政部长保罗·格德斯得到巴西金融精英们的支持。就是这种自我限定实际上确认这些新的极端右派，继续是一种不同类的现象，如同恩索·特拉维索所强调的那样，它们成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儿女，它们看到自己旧的政权作为自己的政策本身的后果如何解体，这是一种日益增加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裂造成的。
这些上升中的政治力量除了对在它们中间存在的旧的和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或是简单的反动的鸡尾酒的内容的辩论，因此还面对旧的新自由主义和腐败的传统政党的危机，作为一种重组的解决办法出现。此外，它们渴望奠定痛苦的阶级之间历史的集团的基础，在有魅力的领导人的周围，表现为将越来越专制的新政权强加于人，尽管意识到为了保障秩序与安全可能出现困难的稳定。
因此看来波弗、萨塞德-菲罗和福内做出一项正确的预测是很正确的，他们认为“在一次不可避免的失败以后，面对一种不正常的政治过渡，在一种恢复自由的民主框架内，将导致很快恢复一种正常的中—右的政治”。相反，这种中—右政治已经属于过去，与陪伴它的福利国家的模式一样，保障了它的合法性。这样，由于我们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找到的东西是一种日益增加民主—包括代议制的民主和多元主义的民主—与新自由主义不论是在跨国的框架内(如从很久以前在技术官僚—金融寡头的控制下)，还是在国家之间的框架内之间的对立。在激进的右派统治的地方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变成独裁政权，特别是将折磨居民中最贫困 的阶层。最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个关键的国家比如巴西，在那里博索纳罗代表着最危险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变种之一。
因此，在将来区分在俄罗斯或土耳其存在的所谓反对自由的政权将是困难的，在那里，由于将权力与基本的自由分离，不仅是民主，而且是法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落空。
因此，我们发现面对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一个新的阶段，它在许多地方面对2008年大衰退之后紧缩的转向，由愤怒的浪潮为开始的失败提供了便利，因为没有最后变成一个准备消灭新自由主义的不可中止的潮流。只有越来越国际化的女权运动能够抵抗这种退潮，如同安赫拉·大维斯路过马德里所要求的那样，今天作为一支准备面对新的反动威胁集体的社会力量出现：一个比白人和中产阶级只是关注玻璃房顶的运动走得更远的运动，以便让我们记住“种族、性别和阶级是相互交织的因素”，因此面对剥削和统治的不同形式必须寻求将所有的斗争汇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正在西班牙着陆，我们可以补充的是它具有某些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继续佛朗哥主义的遗产，因而没有与受到崇拜的过渡破裂，这说明极端右派在旧有的人民联盟(人民党)的右派中已经受到庇护;第二个特点是不论是西班牙的老右派还是新右派主要的敌人历来是内部的，特别是由外围的民族主义所代表，过去是巴斯克，现在再次是卡塔兰;第三个特点是由3月15日开放的周期有它自己的限制，到现在已经大幅度缩小，类似于马丽娜·勒庞或萨尔维尼所代表的力量的队伍发展的空间。
尽管这样，我们可以证实面对卡塔兰独立的挑战拉霍伊政府的社会基础的一个部分如何耗尽，与围绕着关于历的记忆的辩论、特朗普主义的传染和在欧洲排外的上升一起，已经为一支力量如沃克斯的出现提供便利，它没有表现为恢复佛朗哥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某种复杂性，没有充当非常保守的文化战争的轴心。这同时没有掩盖它监护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比如人民党和公民党的政策，没有质疑欧盟的建制派。正是这支力量—可能在明年1月将开始审理的案件中行使民众的指控—正在实现对其他两股西班牙右派力量的思维提出制约的条件。
这样，可以理解西班牙的三个政党以何塞·马丽亚·阿斯纳尔为共同的参照，围绕着一项紧张的战略已经进入了一种有力的竞争，将周围环境的理论引向最高点，以便试图使佩德罗·桑切斯的政府不合法，政府被指控对卡塔兰独立的政变 主义负有责任。争夺领导权特别是在人民党与公民党之间无疑将是激烈的，它的第一个证据将在12月2日安达卢西亚的选举中出现。
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和5月将举行的欧洲选举(自治的和地方的)的前景，“我们能够团结—共同—潮汐”的责任是巨大的：与人民团结在一起，如同巴西人民面对博索纳罗所代表的威胁一样，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紧缩和排外的斗争放在第一位，作为必要的基础(在从希腊的危机吸取教训之后，面对现在的意大利的经历)以便阻止激进的右派在从属的阶级中间上升;要求给予男女政治犯自由，进行有一切保障的公民投票以便让加泰罗尼亚能够决定它有前途;总之，面对桑切斯政府和他的政党努力保持自己的政治和战略的自主权，他忠实于政权和欧盟有足够的证明。
如果我们不在人性的阶级中间为重建社会的和社区的组织而工作，帮助开辟一个新的动员周期，准备反击右派的攻势，超越佩特罗·桑切斯政府社会的自由主义的胆怯，重新把中心放在从下层重建一个可选择的社会—政治集团，所有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实现。为了这个目标一个限于“拖住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大雄心的建议”的“我们能够”(政治组织)将没有用(如同我们正在证实的预算的协议一样网站负责人)，而是必须走得更远，马丁·莫斯盖拉的话在这里也适用，即重建一个“能够站在时代需要的高度的后进步主义的激进左派”。(作者海梅·帕斯托尔是政治学家，“南方之风”)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10月29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原载南方之风”网页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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