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街头的“黄背心运动”已经持续了半个月，西方主流媒体对法国人民的呼声视而不见，将群众运动丑化为一场破坏性的动乱。我国的某些国家主义者也对这场运动嗤之以鼻，嘲笑“民主的缺陷”，甚至冒出“高福利养坏法国人”的奇谈怪论。
这场运动或许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同“占领华尔街”一样大概不会走太远，无论是法国的左翼团体还是右翼团体，都没有宣布对运动负责，运动没有领导者、没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纲领(可能是西方媒体有意屏蔽也可能确实没有)——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得不惊叹这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对革命力量的消解，但事物的发展并未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群众的反抗运动仍然“意外”地到来了。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马克龙政府计划于2019年元旦起上调汽油税及柴油税”，但民众对法国政府普遍不满的情绪背后，则是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和社会贫富分化。
令人欣慰的是，凯旋门被示威者写上了“打倒资产阶级”的口号，民众举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鲜红旗帜——尽管这可能是个别的、零星的现象，但足以说明50年前，即1968年毛泽东主义撼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那场“五月风暴”的影响还犹存。
这里推荐美国《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杂志2008年9-10月号刊登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学者米歇尔·罗伊(Michael Lowy)评论1968年"五月风暴"及其遗产的访谈文章，米歇尔·罗伊指出，"五月风暴"的所有因素今天依然存在和活跃着，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围绕着不同的问题展开，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篇访谈发表10年后的今天，法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证明：“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以下是文章正文：
记者：您曾将1968年“五月风暴”的精神描述为“陶醉的混合物、混合着各种成分的爆炸性鸡尾酒”，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
罗伊：大概是反对旧有秩序、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社会的野蛮等级、宗法家庭、殖民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烈的愤怒。这种怒气、抗议、愤慨伴随着对于权威、官僚机构和政党的深深的不信任;它能带来浪漫的、乌托邦式的和革命的形式，能激起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或激进民主政治的潮流，但是它高于任何政治立场。事实上，在概念的辩证性含义中，这样一个否定性的时刻是任何社会改革运动、任何叛乱或暴动的必要起点。
记者：您认为其中的哪些因素和成分依然存在和活跃着，它们怎样从社会和政治方面影响了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
罗伊：1968年反权威的“五月风暴”的所有因素今天依然存在和活跃着，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围绕着不同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表达形式。历史从来不重复它自身;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反抗风格。
20世纪60年代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些独特成分已经褪去：比如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幻灭，过于乐观的对立即作出改变的期待。但其它的成分，比如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比起在60年代，它们今天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国际主义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在今天的全球正义运动中，我们不只是在南半球团结起来作斗争——比如萨帕塔运动，而且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战争、世界贸易组织。
记者：在2002年，您曾经说过1968年“五月风暴”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也即被您认为是“一场在前现代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名义之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那么您认为今天谁是它的继承者呢?
罗伊：我可以给出拉丁美洲的一个例子：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它已经获得了全球的同情和支持。自1994年起义以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The 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一直致力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破坏性的“自由贸易政策”。事实上，它是恰帕斯原住民植根于“前现代”共同体传统、反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场反叛。这个运动既有现代革命运动色彩——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也表达了本土的集体主义、民主传统与文化。这一独特的混合体使萨帕塔解放军成为了当代“浪漫主义革命运动”最有趣的例子。
记者：法国“五月风暴”通常被认为是一次整体性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家庭、工作伦理等等)，那么它的“积极内容”和建议又是什么呢?
罗伊：“五月风暴”运动中不存在普适的“建议”，但存在普适的价值：团结、自由、社会(性别)平等、横向民主等。斗争本身不屈服，起义、抗议都体现出了这些价值。支持第三世界的抗争，支持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支持社会主义经验——古巴、越南，这些都是这一共同议程的组成部分。
有些人提出了教育改革、工厂自我管理、医疗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其它人从社会主义角度(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出发，提出要进行革命性变革。这些主张都曾被热烈地讨论过，但并没有为所有人认可。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参与“五月风暴”的很多人现在成了资本主义的经营者，这些人在生活中出现了“深层的伦理和政治断裂”，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
罗伊：并非所有该事件的参与者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经营者”，很多人仍然活跃在革命运动中，比如我的朋友丹尼尔·本萨伊德(Daniel Bensaid)，楠泰尔3月22日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其它许多人不再从事社会运动，但他们仍然忠于青年时代的理想。很多人在调整自己以适应资产阶级秩序这也是事实，甚至有些人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反工人的“改革”和美国帝国主义冒险行动的殷切支持者。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它有笼络、腐化或者整合知识分子的能力，在士气低落、失败和运动退潮的时代，发生这些并不令人感到吃惊。这和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发展情况是一样的。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精神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否适合发展新的革命思想和先锋思想?
罗伊：在长时间的革命低潮后，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和“乌托邦之死”，新自由主义的进攻随之达到了一个高潮，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新一波激进运动的迹象。
它的主要表现是寻求全球正义的新的跨国运动——表现在1999-2000年西雅图和热那亚壮观的“反新自由主义动员”中，也表现在世界社会论坛上。世界社会论坛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运动中的运动”，包括社会运动的巨大网络，以及许多不同的左翼激进思潮。
对于革命思想的发展这是非常有利的文化环境。运动是多样性的，但是都具有强烈的激进成分，它们清楚地看到敌人不只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革命者可以在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氛围中提出女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生态主义的替代方案。
记者：鉴于历史的差异性，在未来的岁月中是否有可能重现一种新的“五月风暴”?
罗伊：事实上，自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显着的革命高潮，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从1979年的桑地诺解放阵线暴动到1994年的萨帕塔起义，再从200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动乱到2007年的瓦哈卡公社(Oaxaca Commune)，但是不可能再有“新五月风暴”，就像不会再有“新巴黎公社”和“新十月革命”一样。
革命最迷人的一面就是它总是不同，总是让人意想不到。起义或群众运动的高潮将在未来以不可避免、新颖、难以预测和令人惊讶的形式发生。但是过去的革命传统，从1789-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将永远存在，它们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未来的叛逆者心中永存。
(郑亚捷/译，原刊于《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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