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月14日文章】题：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这只“隐形之手”(作者 内德·特姆科)
“社会主义”标签在美国政治中长期以来的形象正在改变，社会主义已重返美国政治。
特朗普总统最近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表明，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对付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重要武器。
但是，虽然“社会主义”的标签在美国政治中长期以来被视为有毒，这种情况或许正在改变。特朗普的一些对手实际上正在提出对最富有人群征税和加以监管的激进建议。然而，这些建议是一个正影响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范围更广且日益强烈的趋势的一部分。
这并非要推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用国家所有和控制取代市场经济，而是要寻求对一个即便是主流政界人士也越来越承认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再以其过去或应有的方式运转。
各国的政策辩论各不相同，但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处于顶层的极少数人和公司掌握着巨大的经济实力，而其他人——不仅来自底层，也来自中间阶层——则挣扎着在一个变得面目全非的世界经济中保持现状。
在2008年市场崩溃之前，西方起支配作用的共识倾向于基本上对商业友好的政策，而非明确试图解决财富不均问题。如今的形势变了。对经济的不满情绪助长了民粹主义政客的崛起，特朗普就是其中之一。在意大利，民粹主义联盟通过做出保障最低收入等承诺上了台D在英国，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就任时发誓要解决工薪家庭的困境。反对党工党则希望对富人提高税收，并实行新的工人保护措施。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批准120亿美元用于向养老金领取者和最不富裕人群提供新的保障，来回应街头抗议浪潮。
我们所看到的并非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挑战。 250年前亚当·斯密的著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在他1776年首次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认为，通过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将给所有人带来繁荣。但他还假定有潜在的一种人类同情心，可以调和某些人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过度行为。这是这种同情心产生的意义所在，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同情心导致了包括关于反托拉斯以及建立工会的法律在内的一系列纠正措施;以及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一最新挑战自1970年以来就一直在逐渐加强。这些因素包括：放宽管制、公司收购、日益复杂的投资银行业务形式的兴起，以及各家公司几乎完全把重点放在为自己的股东谋取利益上。但随着一场真正全球化、并且越来越基于高技术的经济的出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场经济变革虽然带来不可否认的好处，但同时也让相当大一部分国家及国际财富和影响力为极少数人所拥有。2008年的崩盘——以及为防止崩盘愈演愈烈而对银行和企业进行的必要救助——凸显了这种局面。
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的国情咨文矛头指向一些有希望当选总统的人提出的、关于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新税，以及对他们所说的公司或银行过度行为采取监管行动的建议。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包括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来自佛蒙特州韵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特朗普的算盘看来是这样的：给他的对手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可以在选民心中唤起关于苏联共产主义或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崩溃的强烈联想。
他或许将被证明是对的。但变化中的政治气候看来也影响到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最新民调显示，就连大多数已作了选民登记的共和党人现在也赞成对富人多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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