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4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六版有一篇杨小红写的《我看德国的“拾金不昧”》，一开头就是纯属个人经验的中德对比：
“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往往会对以前许多在国内形成的一些观念产生思考。比如，拾金不昧是美德吗。是美德就值得褒奖，值得宣传，那么拾金不昧值得褒奖和宣传吗。在国内时候，经常听到表扬拾金不昧的事，谁谁捡到东西归还失主。在德国生活10年，却很少听到赞扬拾金不昧。并不是没这样事，而是德国人认为拾金不昧是人的基本道德，捡到东西归还失主，天经地义。”
言下之意，拾金不昧对中国人不是天经地义，因此属美德，所以要褒奖和宣传;相对，此举在德国是人人遵守的基本道德，无须赞扬和宣传。
然后进一步例证德国人基本道德之高水平：
“有一则德国电视这样报道：火车站大厅人来人往，有人在离失物招领处不远的电话亭，故意放钱包一只，内有各种证件和上千马克现金。摄像机摄下了10个人捡到钱包的经过。捡钱包的有年轻夫妇、学生、推孩子的年轻妈妈、修养不错的老年夫妇，还有来去匆匆的白领，等等，其结果是，捡到钱包的10个(对)人，其中有9个将钱包交到了失物招领处。”
还讲述自己钱包在电话亭失而复得的经历：
“从朋友家出来，已是几小时后。我意识到钱包丢失，怀着侥幸心态，到人来人往的电话亭。报亭主人这样回答，有一个小伙子让留话，说他捡到钱包了，准备送警察局。报亭主人安慰说，我可以放心，据他的观察，捡钱包的小伙子是规矩人。最后他建议我，拿一瓶酒或一点现金表示感谢，小伙子会心安理得接受，这是这儿的习惯。回家一看，录音电话已有那小伙子留言。他告诉说在钱包里找到了我的名片，并说可能捡到了属于我的东西，最后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不一会儿，开车前往，小伙子已在门外等候。”
于是当年强租青岛主城区的八国联军刽子手就成为超有良心的民族：
“我问德国朋友，为什么这个捡钱包的小伙子，那么着急地把钱包还给主人。朋友说，如果他将钱包私吞，会因为做了坏事而受到良心谴责，会使他夜不能寐，其损失绝不是捡别人的几百马克所能弥补。既然，他有心归还，当然就是越快越好，免得失主着急。我接着又问，如果这个小伙子没有良心谴责，会不会另个样子。朋友说，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没法摆脱这种良心谴责，因为有从小深入人心的教育。难能可贵的是：德国人做坏事受到良心谴责，不是因为被别人看见，而是自发的!所以，拾金不昧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惊天动地，没什么超乎寻常，算不上好人好事。”
作者认为德国人因有自发的良心谴责，拾金不昧乃成为理所当然，所以迥异国内很少听到赞扬之声，真如此吗?我们不妨读读2015年7月13日《重庆晨报》上的一段报导：
“几年前，一位中国体育记者在德国采访一次国际大赛赛事时，碰巧捡到了一个钱包，他立即把钱包上交给一名正好路过的巡警。过了不久就来了个警官，在礼貌地向中国记者表示了谢意后，便请记者跟随他去市府领奖。记者谢绝了警官的好意，并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中华民族向来就有拾金不昧的好传统。’但警官微笑着反驳道：‘您这是在德国，请您遵守德国的有关规章。’最后，这位中国记者不得不去领取了政府颁发的200欧元的拾金不昧专门奖和一枚荣誉奖章。”
可见德国是以规章制度来表扬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还没有伟大到凭自发的良心谴责就可臻人人不起贪念的境界，同上报导所叙与德国同属基督教文明的英、美二国自发良心之低或然可供参照：
“在英国，去年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五分之一丟失了的钱包能够物归原主。与此同时，60%的英国人声称如果他们捡到钱包，会尝试物归原主。调查还发现，如果在公交系统或咖啡厅丟了钱包，找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有75%的人声称如果他们捡到钱包，会尝试物归原主。与此同时，只有33%的人表示他们的钱包能够失而復得。”
杨女士最后发出这样的论调：
“拾金不昧是否美德，表示出不同的社会风气。如果拾金不昧是美德，说明有很多人捡到他人东西，有不捡白不捡不要白不要的心理。事实上也是，在国内有不少人捡到别人东西，只要没被他人看见，有些人就会暗自庆幸，良心谴责和道德约束靠外界环境。看来，拾金不昧从美德到基本道德，还是一条漫长的素质教育过程。”
怪了!具拾金不昧美德的社会反而风气不良?又何以华夏向来的美德竟不如德意志奖赏出来的基本道德?200欧元和荣誉章所褒奖的难道不也是美徳吗?“有不少人捡到别人东西，只要没被他人看见，有些人就会暗自庆幸”的道德洼地恐怕更适合于英、美等国吧!在德国生活10年者“对以前许多在国内形成的一些观念产生思考”的结果是，以有强盗前科之徒的基本道德来贬损自家传统美德之不足，还要用素质问题给国人贴标籤。这般昧于事实的异化思维，说穿不过借贱视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来强化崇洋留洋的虚假道德优越感而已，如此媚外丑华，其心可鄙，其文可厌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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