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出版了新书《痴心妄想：自由主义梦与国际现实》，对美国近年来的对外政策进行批判。他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实力超群，于是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试图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制国家，同时发展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机构。他认为，这种政策的本质是基于美国模式重塑世界，并称之为“自由主义霸权”。针对一些人认为这种政策有助于解决核扩散和恐怖主义两大问题，可以让世界更加和平，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强化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安全的观点，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霸权”不仅行不通，反而导致国际安全局势恶化、战争频发。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政府为何现在倡导“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并打算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现将该书涉及上述观点的内容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自由主义导致黩武主义
自由主义者往往喜欢谴责战争的邪恶，强调摒弃强权政治、建设和平世界的重要性。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是黩武主义者，热衷于推行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并且不惜诉诸武力。
自由主义的一项核心使命，是向权利遭到践踏的民众提供保护。如果有大量外国民众遭到杀害，自由主义者干预他国内政的冲动就会非常强烈。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国际社会未能加以干预。此事催生了“提供保护的责任”这一理念，认为各国不仅有责任保护本国民众免遭种族清洗、大屠杀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有责任为外国民众提供同样的保护。换言之，各国应当密切关注全球局势，一旦发现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就应立即采取行动加以阻止。该理念大力主张，国际社会特别是具备充分军事能力的自由主义大国，要干预此类情况。
对于此类情况的干预，很容易演变为在国外积极推广自由民主，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民主制国家致力于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有助于实现经济繁荣，从而促进和平。美国自由主义者发表过很多类似言论。例如，曾任美国国务卿、战争部长的伊莱休·鲁特在一战期间表示，“民主国家要想安全，就必须在力所能及的地点和时间杀死敌人。这个世界不能一半民主、一半专制”。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宣称，“除非整个国际环境都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否则美国就不会安全”。著名自由主义者约翰·欧文主张运用武力达成目标，表示“自由主义思想让自由民主制国家彼此之间避免战争……又促使自由民主制国家对非自由国家开战”。
诞生于2002年的“布什主义”，大概是此类干涉主义思想的典范。“9· 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小布什政府认为，为了赢得“全球反恐战争”，美国不仅要打败“基地”组织，还要对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国家不仅与“基地”等恐怖组织关系密切，还致力于获取核武器，甚至会将核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小布什主张使用武力把上述国家及其他中东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制国家，这样才能促进地区和平发展，消除核扩散的威胁，并以此为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是“自由主义霸权”的典型特点。一旦自由主义者可以支配强大的军队，往往不仅会通过打仗来保护外国民众的人权，还会通过打仗推广自由民主制，认为这是保护人权、消除重大安全威胁的最佳方式。鉴于当今世界不乏专制国家，对他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以及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如果随意推行“自由主义霸权”，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自由主义阻碍外交工作
“自由主义霸权”国家容易陷入黩武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霸权”难以与威权主义国家进行外交磋商，加剧了爆发战争的风险。存在利益冲突的各方讨价还价，以便和平解决争执，这个过程就是外交。为了取得成功，外交活动的参与方都需要做出一些让步。正如基辛格所言，外交“是限制权力运用的艺术”。参与方不一定要平等相待，但至少要有一定的相互尊重，才能进行外交活动。如果秉持现实主义原则，自由主义国家通常能很好地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可是，一旦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束缚，“自由主义霸权”往往非常厌恶威权主义国家。它会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分为势不两立、非善即恶的两类，并认为只要有机会，就应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铲除威权主义国家。既然不能与邪恶势力妥协，自由主义国家也就无法与非自由主义国家进行有限战争，必须取得决定性胜利，让后者无条件投降。
这种铲除异己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他认为，必须严惩德国等一战战败国，因为无法通过利益妥协实现和平，妥协是均势政治——“国际政治旧秩序”的体现，必须“彻底摧毁”均势政治。谈及1 91 9年《凡尔赛和约》，威尔逊表示，“我听说条约对德国非常严厉。如果有人犯下罪行，惩罚虽然严厉，但却符合正义。在肆无忌惮的统治者带领下，德国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因而必须接受惩罚”。
简言之，自由民主制的霸权国家，如果不愿意宽容对待，甚至厌恶非自由民主制国家，就不会愿意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分歧，这加大了爆发冲突的风险。
自由主义损害主权原则
“自由主义霸权”国家好战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往往损害主权原则。尊重国家主权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规范，其目的是减少各国之间的战争，促进和平。主权意味着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他国无权干涉。这是国际法的基石，意味着一国不能入侵另一个国家，除非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主权原则起源于1 6世纪的欧洲，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现，集中体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之所以提出主权原则，是为了阻止欧洲频发的宗教战争。但在之后的200年间，欧洲国家推行均势政治，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不惜破坏主权原则。此外，主权原则并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欧洲列强可以放开手脚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建立帝国。
民族主义先后在欧洲(1 9世纪)和各个殖民地(20世纪)兴起，强化了主权原则。民族主义的要义是民族自决，即生活在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外国无权将其意见强加给另一个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主权原则拓展至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消解了帝国的合法性，推动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运动。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变本加厉地干涉他国政治，削弱了主权原则。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可以全球投送武力，而且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干涉他国事务的动机也很强烈。英国等西欧国家也积极协助美国推行其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尽管美国有时会独自行动，但通常会大费周章地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实施干涉，这样就可以声称自己的干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增强其行动的合法性。主权原则被损害之后，美国领导人发动战争就变得更容易了。
自由主义干涉导致大国关系恶化
“自由主义霸权”虽然倾向于通过战争保护人权，但通常不大可能针对其他大国发动战争，或试图促成政权更迭，主要是因为成本太高。不过，霸权国家会另辟蹊径，干涉其他大国的内政，例如，通过非政府组织支持该国的某些机构或政客：把该国的人权纪录与援助、国际组织成员资格、贸易等问题挂钩;公开谴责该国侵犯人权的行为等。但这种方法奏效的可能性不大，反而会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因为其他大国会将自由主义大国的举动视为对其内政的非法干涉，对其主权的侵犯，并采取反制措施。
近年来，美国就是这样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美国领导人总喜欢教导中国和俄罗斯听众，他们的国家应该变得像美国那样。美国还一度暗示，将在俄罗斯国内煽动颜色革命。例如，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世界各地促成政权更迭。其负责人2003年9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警告普京，称其在位时间屈指可数。
迈克尔·麦克福尔，曾在20 1 2年1月至2014年2月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他一直致力于在俄罗斯促进民主，这在其言行中表露无遗。麦克福尔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俄两国关系的恶化。他本人也承认，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俄罗斯媒体将他称为“奥巴马派来领导另一场颜色革命的特工”。俄罗斯的指责不无道理。关于俄罗斯介入201 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这表明美国人非常厌恶外国干涉其国内政治。当美国成为他国的目标时，美国人开始极力推崇民族自决。其实，俄罗斯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美国其实很难影响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内政。美国显然不能通过入侵来阻止践踏人权的行为，或者推动政权更迭。经济制裁或其他外交手段也难以奏效，因为大国能应对胁迫，而且可以进行反制。较为弱小的国家缺乏防御能力，更容易沦为美国的目标。
自由主义干涉在小国也行不通
“自由主义霸权”对小国的干涉往往也以失败告终。“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曾试图在大中东地区推翻威权主义统治者.但均未获得成功。这表明，在国外实施社会改造绝非易事。有5个国家成为美国的目标：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美国亲自出兵推翻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并间接促成埃及两次政权更迭，给叙利亚内战火上浇油。
在这5个教科书式的失败案例中，美国决策者一开始都自信满满，认为美国能把相关国家建设为稳定的民主国家，与美国关系友好，会协助美国应对核扩散、恐怖主义等严重问题。但美国每次都遭遇失败，导致大中东地区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陷入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
目前，阿富汗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无论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采取怎样的政策，都无法打败塔利班并把阿富汗转变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塔利班目前控制着阿富汗大约30%的国土，而美国顶多只能延迟塔利班重新控制其余地区。简言之，美军虽然在阿富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在阿富汗重建上投入巨资(金额已超过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欧洲重建上的投入)，但美国注定在阿富汗遭遇失败。
奥巴马政府曾试图扶持叙利亚的“温和派”反政府武装，以便推翻阿萨德政权，先后投入了1 5亿美元向叙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训练。但是，该战略已经彻底失败。阿萨德仍掌握着叙政权，但叙内战已导致40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将近一半人口背井离乡。即便阿萨德政府真的倒台，类似于努斯拉阵线(“基地”组织分支)这样的极端主义武装组织，几乎肯定会夺取叙利亚政权，并对阿萨德政权的很多成员和支持者进行血腥报复。而且，新政权会非常仇视美国。实际上，由于阿萨德政府得到了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的支持，倒台的可能性不大。叙利亚内战可能还将持续数年，造成更多灾难和动乱。此外，内战导致大量叙难民拥人欧洲，引发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破坏了欧洲的安全稳定。
简言之，美国原本想在大中东地区保护人权、促进自由民主，最终却事与愿违，成为死亡与动乱的传播者。这种结局其实不难预见。在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造都是艰难而复杂的任务。让人吃惊的是，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盲目自信，认为美国能从根本上改变诸多中东国家的政治形势，并将这些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美国根本不了解这些国家——美国政府中没有几个人会讲阿拉伯语，也没几个人明白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不同的派别。美国侵犯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决权，注定会引发不满。特别是占领外国的美军，免不了要执行民族构建、国家构建活动，以便将其转变为运作良好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但在民族主义时代，军事占领几乎总是会引发叛乱，美国在菲律宾和越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反叛乱行动总是旷日持久、血腥暴力，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历史已经表明，将民主强加给另外一个国家的举动，通常会以失败告终。例如，安德鲁·恩特林和J.迈克尔·格雷格，研究了1 800年至1994年期间外部势力把民主政权强加于某国的43个案例，发现其中将近三分之二以失败告终。正如亚历山大·唐斯指出的，只有当某个国家原本具备较好的内部条件时，强加民主的做法才可能奏效。“不幸的是，在干涉成本较低的国家，这些条件通常都不具备。”但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当成本较低时，才会通过入侵来实现外国政权更迭。这意味着，该国并不存在建设自由民主制政府的必要条件。
可以预料，美国的此类行为通常以失败告终。纽约大学教授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研究发现，二战后至2004年，美国曾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35次干涉，但只有哥伦比亚在美国实施干涉后的10年内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成功率不足3%。这并不是说美国在海外强加民主的行动不可能实现成功。如果某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归属基本相同，具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且具备一定的民主制经历，那么通过外力建立民主政权的可能性较大。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都符合上述条件，但这类国家为数不多。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很容易失败，而且失败的成本很高。但即便能意识到风险的人，有时也会认为有充分的理由采取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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