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老挝和越南等国家已经能够控制冠状病毒了，但这一事实却少有提及;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确认的死于新冠肺炎的案例。这两个东南亚国家都与2019年12月底首次发现新冠病毒的中国接壤，并且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业的关系都在蓬勃发展。印度和中国之间伫立着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巴西和美国与亚洲之间更是远隔重洋;尽管如此，拥有惊人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国家却是美国、巴西和印度。是什么使得老挝和越南等相对贫穷的国家能够试图打破这条感染链，而那些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却举步维艰?
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团队一直在研究老挝和越南等国政府为应对冠状病毒快速传播所采取的措施，以更好地回答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三个国家(古巴、委内瑞拉和越南)和印度喀拉拉邦的抗疫经验;这些调查现在作为我们第三份关于冠状病毒冲击的研究已经完成发表，题为《冠状病毒冲击和社会主义》。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在对新冠肺炎的应对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大体有四大区别：
科学VS幻觉。
从2020年1月20日中国科学家和医生宣布冠状病毒可在人之间传播的那一刻起，社会主义政府就采取行动，对入境口岸进行监测，对关键人群进行检测和追踪。他们建立了特别工作小组并制定了程序，以及时确保感染不会在民众中失去控制。他们没有拖延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在3月11日宣布全球大流行的那一刻才开始行动。
这与美国、英国、巴西、印度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非常不切实际。越南总理阮春福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对比可谓是天壤之别：前者保持着一个清醒且基于科学的态度，而后者始终对冠状病毒一笑置之，认为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流感。甚至直到6月24日，美国的态度仍然是漫不经心的。
国际主义VS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似乎没把心思花在应对病毒上，而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将病毒归罪于中国这一行径中。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转嫁自己的无能，而不是自己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呼吁“要团结而不要污名化”。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无法将美国或巴西从流行病的洪流中拯救出来;这两个国家很快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同时，越南——一个贫穷的国家，在人们的记忆中曾受到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轰炸。正是这个国家将防护设备运送给了美国政府。也正是中国和古巴的医生们去世界各地为对抗冠状病毒提供援助。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来自美国、英国、巴西或印度的医疗队。在种族主义的熏陶中，这些国家危险而无能的领导人试图把他们的人民催眠成无忧无虑的人。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就是为什么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呼吁法庭调查特朗普、莫迪和博尔索纳罗政府“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公共部门VS盈利性部门。
一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由于医疗卫生私有化和缩减，无法应对大流行病。屈服于当下的现实，便有了“使曲线变平”一词。正如我们在《健康是一个政治选择》(2020年6月)中所示，由于公共卫生系统受到了攻击，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一个警告，即在接受了医疗卫生服务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指令的国家中，任何流行病都存在激增的危险。
像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国家，能够依靠他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和公共部门，来生产从防护设备到药品等抗击病毒所需的物资。这就是为什么越南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有能力向美国这个富裕的国家运送50万套防护装备。
公众行动VS人口的分散和无所作为。
印度喀拉拉邦是一个拥有3500万人口的邦，在这里有许多由青年和妇女、工人和农民以及许多合作社组成的群众组织，他们直接投入到了打破传染链的工作中，并为人民提供救济。一家由450万女性组成、名为Kudumbashree的合作社生产了大批的口罩和洗手液，与此同时工会则在公交车站修建洗手池。这种类型的公共行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并不少见，例如动员制作口罩和支持卫生运动的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Committee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以及组织扩大了食品供应，确保人们的营养需求得到满足的委内瑞拉社区厨房及供应和生产地方委员会(Local Committees for Supply and Production，CLAP)。
这种水准的公共行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那里的群众组织已经被束缚住了，自愿行动在非盈利组织中已经变得专业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庞大的民主国家中，人口被分散开来，依赖于政府的行动，而政府显然没有行动起来。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老挝和越南才没有出现死亡病例，古巴和喀拉拉邦能够控制住感染率;委内瑞拉目前仅有89人死于新冠肺炎，尽管与巴西的72,151人、美国的13.7万人和哥伦比亚的5307人相比已是少之又少，但如果没有受到其邻国——深陷新自由主义政策泥潭的巴西和哥伦比亚中被感染人群的影响，受感染的人数会更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字悬殊，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Maduro)仍坚持认为，严重的不仅是疾病本身，随着89条生命的逝去，他们每个人身上承载的价值的丧失也是沉重的代价。
尽管老挝、越南、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遏制住病毒了，但是它们还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古巴和委内瑞拉仍然受到美国制定的无情制裁方案的威胁;他们既无法轻易获得医疗用品，也不能轻易地花钱购买这些物品。
一位老挝政府官员曾告诉我，“我们战胜了病毒危机。现在我们要被债务危机打败了，这不是我们造成的。”今年，老挝将有9亿美元的外债还本付息;其外汇储备总额不足10亿美元。在没有全面免除债务的情况下，冠状病毒导致的经济衰退给那些能够勇敢地控制新冠疫情的社会主义政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呼吁债务免除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新冠肺炎后，为全球南方提出10点议程》的关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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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绪不由地飘向了早期为创造人类而战斗的诗人和武装分子。浮现于脑海的是两位伊朗诗人，他们都在福拉夫·法罗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1934-1967)和科斯罗·戈索尔基(Khosrow Golsorkhi，1944-1974)的独裁统治下被不同的方式被杀害。法罗赫扎德的名诗：《与众不同的人》(Someone Who Is Not Like Anyone)敦促着某个人能出现，为大家“分发面包”、“分发百日咳糖浆”和“分发医院入院号码”。她最终死于一场车祸;当时的情况扑朔迷离，不得而知。
戈索尔基被指控密谋杀害国王的儿子。在审判中，他宣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的演讲是面向人民和历史的。你越是攻击我，我就离你越远，离人民越近。即使你们把我埋葬——你们肯定会这么做的，人们也会用我的尸体来制作旗帜和创作歌曲” 。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歌曲，其中一首歌成为了我们这篇新闻稿的标题，并告诫我们要克服时代的不确定性：
我们必须爱护彼此!
我们必须如里海一般咆哮，
即使我们的呼声不会被听到，
但我们必须汇聚起我们的声音。
心脏的每次跳动都是我们的歌，
鲜血的殷红，是我们的横幅，
我们的心脏，是横幅和歌。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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