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幼小的孩童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明显矛盾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商店里明明摆满了食物，但在街上仍可见到饥民?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逐渐消散在道德矛盾的迷雾中，因为各种解释被用来混淆年轻人原本清晰的头脑。最令人困惑的解释是，饥饿的人，因为没有钱而吃不到东西;不知为何，仅仅因为没有钱这一人类创造的最神秘之物，就足以让人们挨饿。因为食物丰足，也因为很多人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所以必须把食物保护起来，不让饥饿的人获取。
为此，作为人类，我们对建立一支警察部队，并使用暴力来阻止饥饿的人们获得粮食这件事表示了容许。在卡尔·马克思最早的一篇新闻报道中，他描写了莱茵兰农民受到的暴力行为，这些农民收集掉落在地上的木头生火。马克思写道，农民清楚惩罚是什么，包括死亡。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所犯何罪，为什么会被殴打和杀害。他们为什么会被殴打和杀害?收集掉在森林地上的木材不能被视为犯罪行为，饥饿的人们寻找食物，这种基本的人类需求也不能被视为犯罪行为。然而，在一个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里，社会财富却大量地被用来建立越来越庞大的镇压机构，从警察到军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可能会认为，在疫情流行期间，就业崩溃、饥饿加剧时，社会财富会从警察手中转移，用于消除饥饿，但这不是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的运作方式。7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发布了《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之前世界饥饿状况有所缓和;自那以后，这一数字急剧攀升，自大封锁以来，这一数字呈指数级上升。世界上一半的饥饿人口在亚洲，其中大多数在印度。大约有30亿人负担不起健康的饮食。食品仓库只是短暂开放，救济物资的发放也只是短暂的。受饥饿大流行的影响，当人们走上街头要求食物或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他们遭受到国家无情的镇压。
2020年8月，我们的南非办公室公布了《“血腥的政治”：南非的政治镇压》(‘The Politic of Bloo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South Africa)，这篇文章强力地展示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自1994年以来，那些在种族隔离时期萌生的暴力国家机构已然延续到了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国家。在过渡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为建设人民民主力量和参与式民主而做的斗争，已经沦为选举、法院、自由的商业报刊，以及现在被称为‘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取代民主形式的民众组织”。在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独立的自我组织形式和民众对更具参与性的民主形式的要求，经常被视为犯罪”。该汇编称，情况已经恶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南非，“警察杀人，被杀死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和黑人。他们人均谋杀的人数比美国警察高出三倍”。这个数字骇人听闻，暴力事件的范围之大令人震惊。
<Madelene Cronjé，New Frame(南非)，在数千名抗议政治压迫的棚户区居民运动的成员游行期间
警察封锁了市政厅的入口，德班，2018年10月8日>
在南非，对工会和棚屋居民群落等民众组织的压制在疫情期间并未减弱。近30万人在这几个月被逮捕;公众集会被禁止，这意味着人民组织在抵挡国家暴力的残酷时将十分艰难。其中一个试验区是德班，那里的棚屋居民运动——“棚户区居民运动”(译者注：Abahlali baseMjondolo是祖鲁语“棚户区居民”之意，以下简称AbM运动)已经领导了占领土地行动，当地政府对这些新定居点的居民采取了严厉的暴力行动。例如，7月28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简称“非国大”)领导下的市政当局攻击位于卡托庄园(Cato Manor)的名为“eKhenana Occupation”的社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通民众发起建立的工薪阶层社区。也正是在这里，1959年Dorothy Nyembe和Florence Mhize等女性反抗种族隔离状态的斗争，逐渐为非国大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所有这一切现在都被遗忘了，尽管法院命令保护居民，但依然有国家暴力驱逐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城市农业项目、以及给予他们食物主权的且为他们所拥有的合作社。
eKhenana Occupation悬挂着AbM运动的旗帜，并且作为他们国际团结精神的一部分，还悬挂着他们在巴西的兄弟组织——无地农民运动(MST)的旗帜。上周，在巴西，Quilombo Campo Grande社区遭到无情的国家暴力。在对宪兵进行了60个小时的抵抗之后，社区不得不从他们亲手建造的家园中撤退。我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写了一篇文章，向社区的家庭表示声援，内容如下所示。
<无敌农民运动(巴西)，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Quilombo Campo Grande社区遭受驱逐的过程中，一些家庭遭到了催泪弹的袭击，2020年7月14日>
诺姆·乔姆斯基和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就450户家庭被赶出Quilombo Campo Grande社区这一事件发表的声明
8月12日，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哲马(Romeu Zema)派遣宪兵将450户家庭从有22年历史的Quilombo Campo Grande社区逐出。他们包围营地达三天之久，恐吓这些家庭，企图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但这些无地家庭奋起反抗。8月14日，这些官兵用上了催泪瓦斯和音响手榴弹，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摧毁了一个曾经建造房屋和种植有机作物的社区(包括以Café Guaîi品牌出售的咖啡)。1996年，这些家庭在无地农民运动的组织下，接管了一个被废弃的糖料种植园(Ariadnópolis，由Azevedo Brothers Agricultural Company所有)。隶属于João Faria da Silva旗下的乔迪尔农业控股公司(Jodil Agricultural Holdings)是巴西最大的咖啡生产商之一，该公司意图接管合作社的生产，于是便希望驱逐这些村民。
州长和宪兵摧毁了教育儿童和成人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大众学校(Eduardo Galeano Popular School)，又一次体现了他们的冷漠。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 1940-2015)是南美的良心，我们作为他的朋友，对驱逐和破坏尤为痛心。
这次驱逐发生在主教Pedro Casaldaliga(1928-2020)去世几天之后。主教的一生都在为穷人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次驱逐事件仿佛侮辱了他倾尽一生奋斗的事业，也侮辱了歌唱以下歌词的人:
我笃信国际主义，
人们把头高高抬起，
人们平等地对话,
无数双手相互牵在一起。
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方式：手牵着手，而不是军警对农民投掷催泪瓦斯和发射子弹。
我们谴责对这些家庭的驱逐以及对他们的土地和学校的破坏。我们与Quilombo Campo Grande社区的各家各户站在一起。
本杰明·莫洛伊斯(Benjamin Moloise)是一名工厂工人和诗人，1955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德拉。他加入了当时被禁止的非国大，并创作诗歌。1982年，莫洛伊斯被指控杀害了技术军官菲利普·塞莱佩(Philipis Selepe)。卢萨卡(赞比亚)的非国大领导层承认是他们下令处决了塞莱佩，但称莫洛伊斯并没有杀死他。一场解放莫洛伊斯的国际运动并没有削弱种族隔离政府谋杀莫洛伊斯的决心。在1985年10月18日他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他的母亲波林·莫洛伊斯(Pauline Moloise)看望了他20分钟。他告诉她，虽然他没有谋杀塞莱佩，但“我并不后悔自己曾参与其中。告诉人民斗争必须继续下去”。近四千人聚集在约翰内斯堡悼念他的陨落。人们大声喊着“Mayihlome”，号召着拿起武器向种族隔离做出更顽强的斗争。
<Kerry Ryan Chance(南非)，妇女抗议驱逐和位于德班Siyanda棚户区的一个新住宅区的“重新安置”，2009年3月>
7月中旬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南非40%成年人表示，自2020年3月27日该国开始实行封锁以来，他们的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生计来源。而政府出台的保护人民免于饥饿的政策却十分微少，这对饥饿的影响是巨大的。与其派遣武装人员拆除人们的棚屋，铲除他们的农场，倒不如让一个国家与当地机构合作，安排必要的物资分配。这就是事情令人困惑的地方：对这些州来说，保护私有财产远比保护宝贵的生命重要得多。“告诉人们斗争必须继续下去”， Moloise说道。此后他就被吊死在监狱中，周围蓝花楹树环绕，瑟瑟冰冷。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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