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保健所工作的自治体(即地方政府——译注)工作者。工作现场被疫情对策折腾着，业务量之大是今年以前从未预料到的，必须尽快增加人手。
就算有人过劳死都不奇怪
以保健师为首、包含管理人员在内，每人每月要加班100小时以上(有的人高达240小时!?)，随着疫情的长期化，陷入了就算出现过劳死都不奇怪的状态。二月到三月是最混乱的时期，当时也没有增援的人手，非常辛苦。从四月开始，有多人停职，又增派了10人左右，但是，由于要做的事情又增加了，所以如履薄冰的感觉还是没有变。
我原来负责的是跟结核病和疑难杂症相关的事务，有空的时候还要负责用电话跟归国者、接触者联系。但是，最近负责跟疫情有关的开支与预算的编制、与医疗机关签订的契约、疫情对策的职员的工作量都增加了，非得加班不可。还出现了由于病情恶化而休息的职员。到了六月，虽然疫情平息了一些，但是，在七月的第二波疫情中，听说保健师都不能很好地享受周休。
当初我就觉得“公共部门真是弱爆了!”
这都得怪上头削减了太多的公务员！
情况严重的时候，厚劳省会在凌晨两三点钟或黎明时通过邮件发送指示，而且还不断更新。由于要应付现场的工作，所以连好好读指示的时间都没有。在四月和五月间，接到希望进行检测的电话时，在确认感染途径和症状后，如果无法确定对方必须马上接受检测的话，我只能催促对方尽快到医疗机关就诊，有时对方还会生气。
另一方面，大约从五月开始，国家就陆续发出一连串的通知，说什么“增加检测数量”、“为了减轻保健所的负担，将业务外包出去吧”、“这是可以接受外包检测业务的公司名单”、“与医师会一同增加检测中心的数量”。难道国家以为，只要下发通知，现场就能马上办到吗?我在为“保健所是不是限制检测数量了?”的报道而心疼的同时，只好表示“实在做不到。人手不够。这样的体制应付不来!”，这就是工作中的情形。
我反对外包，话说回来，如果要为了增加检测数量而外包检测业务的话，我们都腾不出人手来办理外包手续。我想说的是，“检测数量上不去，都得怪上头削减了太多的公务员!”现场的生手很多，四五十岁的老手很少。虽然经常招募保健师，但没招到多少人。
检测费用虽然号称由公家负担，但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先暂时由自治体负担，然后再向国家收取二分之一的费用(如果住院的话，就增至四分之三)。剩余的部分由自治体负担，五月出台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地方创生临时补助金”(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応地方創生臨時交付金)之后，这部分由国家来填补，但是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恐怕这就是当初不鼓励检测的原因。总之，作为自治体职员，此前我们只能利用捉襟见肘的预算来勉强完成业务，但是，现在就算国家大笔一挥，拨下来跟疫情有关的预算，我们也跟不上了，不管发下来多少预算，没有足够人手的话，还是什么都干不成。
此外，国家还趁疫情之机，为了推行信息化、普及个人编号卡(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和推动外包化而大撒金钱。国家以预算不足为借口，削减地方分配税、裁减公务员，这算是怎么回事?然而，拨给重要的公共部门的预算实在是太少了!在住院治疗这方面也是，一开始只有公立医院才能接收病人。我认为，为了让必要的人接受必要的医疗，必须把医院全都纳入公共部门。
对于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外包化，自治体工会必须发出反对的声音，可是本部却什么都没有做!必须从现场出发、从头开始建立一个运动。
排斥感染者的社会实在是不正常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话，就会在网站上公开，但是，工作现场还留有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名单。在这些名单当中，有的是这样的：“发烧38摄氏度、咳嗽、呼吸困难、肺部有阴影、从诊所接到检测的委托，检测结果呈阴性”。相反，也有完全没有症状，但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例子。
表面上看，保健所好像不鼓励人们去检测，但这可能是因为一般人的印象，与保健师的经验意识不同所致。老实说，我在工作现场也有过这样的想法：“要是疑心自己感染的人全都来做检测，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听说在某个自治体，有人确诊之后，因为呆不下去而搬走了。最近也有成了检测对象但拒绝接受检测的人。确诊的话，就会遭到同事和周围的人的白眼，在经济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只要不是太严重的话，就不想去做检测，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预防是必要的，但是把感染的责任推给个人是错误的。应当提供保障，让人们即使感染了，也能安心地接受医疗，并继续生活下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成了赚钱的手段，结果，无论是检测、治疗、传染病的研究、还是药品……到头来，究竟什么才是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我感到已经无法做出综合的判断了。增加检测与医院的数量、全体接种疫苗、让经济回复原状，这样就好了吗?我不认为有什么政策能够起到特效药一般的效果。
我认为，工人必须拿出勇气，直面这破产的现实，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国各地的保健所里工作的工友们，医疗工作者们、在自治体和厚劳省工作的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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