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塑造论争的内部因素：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演变（至1927年）——《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第二章

「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分析自己的社会之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日本化」不可能发生。」

译者按

本章是《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全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它介绍的是论争爆发之前漫长的思想准备和组织酝酿。霍斯顿将这段"内部前史"从明治晚期马克思主义初入日本一路铺陈到 1927 年劳农派退出日共，以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展开，旨在回答一个关于"资本主义论争"的前提性问题：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怎样的思想遗产和组织经验，步入了那场持续十年、至今余波未息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与日本化。马克思主义进入日本的时间并不晚于中国——1904 年堺利彦与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了第一个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节译，1906 年幸德的《社会主义神髓》和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已经尝试用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概念解释日本社会的弊病。然而，本章指出：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恩格斯系统化为"科学社会主义"、再经布哈林等人作机械唯物主义解读的二手版本。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人文主义著作要到 1930 年代以后才进入日本视野——这意味着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爆发时，其参与者无法借助青年马克思关于异化、实践和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论述，只能以经济决定论为主色的话语体系去分析天皇制国家的性质。河上肇在京都帝国大学的长期论争——与堺利彦论道德、与福田德三论雇佣劳动、与高田保马论剩余价值——构成了这一时期日本消化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主战场。到 1920 年代中期，河上从伦理人道主义者转向科学的经济分析家，日本经济学界也迈出了将马克思范畴运用于本国经验的初步尝试(佐野学的《日本社会史序论》、本庄荣治郎的系列著作)，为论争储备了必要的学理基础。

其次，理论的接受受影响于日本共产党内部的组织路线斗争。如果第一条线索回答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了什么"，那么第二条线索回答的是"他们想做什么、怎么做"，而这又取决于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也就是"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山川均在 1922 年提出的"方向转换论"强调党的"大众化"(taishū-ka)，主张以合法的单一无产阶级政党取代列宁式的先锋党——这一思路在 1924 年直接导致了日本共产党的自行解散。福本和夫则在 1925–1926 年间发起反击，提出"分离结合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先通过严格的理论斗争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分离开来，将自己"纯粹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再以结晶后的先锋党去领导群众。福本的主张在 1926 年底成为党的官方路线，但其"左派幼稚病"式的宗派主义迅速导致了运动的碎片化。1927 年 7 月共产国际"二七年纲领"同时否定了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劳农派因此退党，论争正式拉开序幕。

霍斯顿将山川与福本放在同一框架中对读，其用意耐人寻味：山川从建党者走向解党者、福本从书斋闯入实践战场后迅速破产——二者的命运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困境——在缺乏对日本社会结构的独立分析之前，任何试图"日本化"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都只能沦为对苏联模式的要么简单追随、要么简单拒斥。这正是本章最核心的论点：直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分析自己的社会之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日本化"不可能发生。而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恰恰为这种分析提供了可能的历史条件。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第二章与第三章构成一对互补的"起源叙事"：第二章聚焦日本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吸收与组织斗争(主体条件)，第三章则聚焦共产国际对日纲领这一外部变量(客体条件)。两者共同解释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何以在 1927 年、以那种方式、在那些参与者之间爆发。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中国读者而言，本章提供的不仅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知识考古，更是一面值得细读的参照镜：一个非西方国家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时，其理论供给的局限如何限制了后续论争的问题域、组织路线的内在矛盾如何左右了运动走向——这些经验与教训，恰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通过革命实践完成本土化的道路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

平民社的編集室。左起依次为神崎順一、幸徳秋水、堺利彦、石川三四郎、西川光二郎、柿内武次郎。

INTRODUCTION

第二章：塑造论争的内部因素：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演变(至1927年)

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场论争表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已在日本被充分吸收，足以使其被创新性地运用于分析日本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议最初源于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成立以来为解决紧迫的革命策略和战术问题所做的实际努力。论争本身自1927年发端到1937年被警察骤然压制的过程，反映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过程中的这一总体模式，标志着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向更高、更抽象、更精密的分析水平的快速发展。到1930年代中期在论争中最终出现的更为复杂、更具历史性和理论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反过来为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提供了基础。

论争的轮廓及其所产生的学术特征，是由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演变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共同塑造的。在对论争进行简要概述之后，以下是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及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中刺激日本资本主义争议的趋势的分析。

OVERVIEW

论争概述

日本学者通常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区分为两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从1927年到1931年，开始于以前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山川均为首的异见派别(劳农派)退出该党。山川的团体反对日本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先锋革命党的存在;该团体于1927年11月退出该党，其直接导火索是该党采纳了共产国际1927年7月的关于日本的纲领。根据"二七年纲领"，经济中农业部门和上层建筑中"封建残余"的持续存在——天皇制、枢密院、元老的法外影响力、内大臣和宫内大臣——表明明治维新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因此，需要采取二阶段革命的策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完成日本软弱的资产阶级所放弃的任务，然后随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山川的团体拒绝共产国际将日本描绘为过于落后而无法进行立即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27年12月创办了《劳农》杂志——该派别由此得名——对日本共产党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并提出其主张单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

因此，1927年至1931年的早期阶段，是以劳农派领导人山川均和猪俣津南雄(1889-1942)倡导一阶段革命以及日本共产党忠诚派在《马克思主义》和《太阳》等左翼杂志上发表反驳文章为特征的。【3】日本共产党内的劳工领导人，如野吕荣太郎、渡边政之辅(1899-1928)、市川正一(1892-1945)和高桥贞树(1905-1935)，攻击劳农派以捍卫共产国际的二阶段革命方案。在这一阶段，争议集中在政党组织和革命策略与战术的实际问题上——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推动劳农派退出了日本共产党。然而，最初作为党内争端的问题，很快便溢出到党及其异见者之外，涉及越来越多的非党学术马克思主义者。【4】对这些学者来说，不言自明的是，一阶段革命还是二阶段革命的问题最终取决于对日本当前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而这只能依据过去来理解。

这种思想关切与1932年前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相结合，将论争推入了第二阶段。对革命运动的官方镇压在1920年代稳步增长，特别是随着1925年治安维持法的通过。根据该法，日本警察在1928年3月、1929年4月和1930年2月的搜捕中进行了对日本共产党成员和疑似同情者的大规模逮捕。这种政府镇压迫使《马克思主义》于1929年4月停刊，并最终使关于实际问题的公开论争几乎是不可能的。【5】事实上，正是日本特高(思想)警察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在1930年代初将论争推入地下，随后在1940年前将其完全肃清。【6】

论争的第二阶段因此反映了这些压力。1932年，共产国际发布了关于日本的新纲领，重申需要进行二阶段革命，以摧毁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忠诚派进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努力，以七卷本学术著作《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形式问世——这部出版物使讲座派由此得名。【7】《讲座》的出现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二阶段特征的严谨且日益抽象和理论化的贡献开始出现。随着劳农派-讲座派论争的加剧，两个派别的作者都集结了大量的经验数据;这一时期产生了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其中许多至今仍是日本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基石。

在这一时期，战线变得硬化，双方提出的论点变得更加连贯。虽然各派别没有正式的成员资格，但它们的支持者通过其所信奉的观点即可容易地识别出来。著名的名字包括：

(1)讲座派：相川春喜、羽仁五郎、服部之总、平野义太郎、井汲卓一、井上晴丸、小林良正、野吕荣太郎、坂本三千、信夫清三郎、辰田信夫、田中康夫、山田盛太郎。

(2)劳农派：青野季吉、荒畑寒村、藤井米藏、猪俣津南雄(至约1930年)、伊藤好道、北浦千太郎、串田民藏(栉田民藏)、冈田宗司、大内兵卫、堺利彦、向坂逸郎、铃木茂三郎、土屋乔雄、山川均。

(3) 持中间立场者：守屋典郎(更接近讲座派)、木村正宪(川井悦三)、户田慎太郎、对马忠行(更接近劳农派)。【8】

被认为各自派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从《讲座》中汇编而成的平野和山田的两本论文集，以及劳农派理论家对此撰写的反驳。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1934年)，与弗·伊·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相似，成为讲座派的"圣经"。【9】其复杂的结构性经济方法，得到了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1934年)中对日本发展的政治方面的强调的补充。劳农派对这些分析的回应见于串田民藏(栉田民藏)的《农业问题》(1935年)和向坂逸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诸问题》(1937年)。此外，专门关注日本资本主义起源的子论争(所谓的"工场手工业论争")在讲座派的服部之总(《维新史的方法论》[1933年])和劳农派的土屋乔雄(《日本资本主义史论集》[1937年])之间展开。除了这些主要著作外，支持劳农派和讲座派的论文出现在与某一派别有紧密关联的杂志上。讲座派思想的传播载体包括《历史科学》(1932年5月至1936年12月刊行)、《经济评论》(1934年9月至1937年10月刊行)以及1932年11月创刊的《唯物论研究》。除1932年接替《劳农》的《前卫》外，对反对派的支持发表在1935年6月创刊的《先驱》和1934年7月复刊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上。《中央公论》和《改造》都被认为与劳农派有关联，但实际上发表了来自所有观点的论文。中间派倾向于在《社会评论》(1935年3月至1936年4月)和《工薪族》上发表。【10】

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第二阶段，见证了最初的两个派别之间的对立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硬化和加深。一方面，在1932年至1937年间，论争越来越集中于"三二年纲领"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该纲领将明治时期以来的日本国家描绘为一种类似于英、法、德、俄绝对主义的——以封建或半封建地主为基础的——绝对主义国家;明治维新本身的主要原因在多大程度上纯粹是外部的，还是部分地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动力的结果(在"工场手工业论争"中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村中的土地所有权关系问题，即农业地租仍然是封建性的还是已经是资本主义性的。同时，1927年劳农派从日本共产党分裂时出现的关于党组织的基本方法分歧仍然存在。劳农派在此期间经历了反复的内部争议，【11】 继续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团体【12】——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但不属于列宁主义的分派——并试图建立一个不是先锋党而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寻求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措施事实上帮助劳农派在1930年代初大多数日本共产党成员身处监狱之际躲避了警察压力。

事实上，当劳农派在被苏维埃俄国支配的"国际革命先锋联盟"中决裂时，【13】 它刻意寻求在当局眼中将其自身与遵循共产国际路线的日本共产党正统成员区分开来。这一步与政府对左翼运动的三·一五事件(1928年)镇压直接相关——在该事件中1,568人被捕——以及四·一六事件(1929年)，在此事件中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劳动农民党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均被取缔。【14】山川拒绝接受渡边在其论文《日本共产党检举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蛊惑宣传》中加于劳农派团体的"社会民主主义"标签。【15】山川、猪俣和荒畑坚持认为劳农派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同学派，仔细地将自己与那些理应被镇压的更"极端主义"和危险的共产主义分子区分开来。内田让吉和中野次郎引用并阐述了山川、猪俣和荒畑在《劳农》1928年5月号上发表的联合声明：

"资产阶级，正如极左的分裂主义者[福本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故意混淆了先锋党与三个作为公开群众团体的左翼团体——将其视为同种性质的现象——并命令[将它们]解散。这是统治阶级意图彻底镇压所有无产阶级团体的意图表达的第一步。"[着重号为内田所加。]根据序言中的这一观点，这等于说先锋党[日本共产党]被镇压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分别地并不反对此事。但由于先锋"极左"分子与我们之间存在差异，[针对我们]不要再进行超过此[范围]的任何进一步镇压了。【16】

此类言论立即招致渡边和其他日本共产党忠诚派——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片山潜——的愤怒，他们从1928年底至1929年1月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攻击山川派别的文章。1928年夏，在其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在让日本共产党开除劳农派之后——原则上拒绝在共产党之外存在一个劳动党和农民党。【17】 然而，虽然劳农派作为一个团体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冲突，但它对共产国际以及对一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并非一致。山川领导那些质疑"共产国际的存续本身"并从原则上反对"任何国际机关对[日本]运动的控制和领导"的人。相比之下，猪俣主张，劳农派应努力"通过证明劳农派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使共产国际将劳农派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形式。"【18】

然而，该团体通过将自己与日本共产党及其理论划清界限来避免逮捕的努力，在随对华战争扩大而来的压力下证明是徒劳的。1936年的人民战线事件和1938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集团事件，见证了当局专门针对劳农派的行动，甚至连那些仅被怀疑为同路人的学者也被捕，劳农派到1940年前被有效粉碎。【19】 可以论证，劳农派通过放弃非法地下活动来保护自身的努力的无效性，恰好暴露了其对日本资产阶级民主进步的乐观主义是错误的。该团体最终未经逮捕的威胁即被禁止继续开展政治活动，甚至不能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高警察的持续压力更充分地符合讲座派的观点——即日本的上层建筑如此落后，以至于政治民主不过是一个迫切等待完成由明治维新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幌子。

如果说有一个贯穿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两个阶段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于日本条件。在军方处于超国家主义情绪高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反对派之间论争的此一总体维度也有其自身的民族主义含义。无论是在正确的党组织问题上，还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上，基本选择都在于接受还是拒绝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日本落后性及其革命前景的解释，在于采纳还是否定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从一开始，劳农派不仅质疑共产国际的分析，也质疑其权威：共产国际的观点之所以令人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起源于俄国和苏联。在这方面，劳农派领导人山川和荒畑在日本共产党成立之前曾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可能并非无关紧要。【20】

在理论层面，劳农派直接拒绝了列宁主义——正如俄国革命历史所代表的那样——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例如，山川在其自传中明确写到了俄国模式二阶段革命的局限性：

布尔什维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并不意味着它是从马克思基本理论出发的唯一的[可能的]发展……而是意味着它使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以回应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各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展其各自相应的革命理论……它不是意味着模仿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或俄国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并从那里开始。【21】

简言之，围绕山川的团体不接受共产国际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一方，与推翻日本天皇制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另一方之间所做的类比。【22】 用一位有劳农派倾向的学者的话来说，山川从日本共产党的退出"也标志着在日本正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本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裂。"【23】 因此，劳农派作为一个整体，反复对讲座派加以诽谤，将其描绘为一个仅仅是共产国际路线的被动追随者。例如，劳农派史学家对马忠行论证说："讲座派理论是'三二年纲领'的学术基础。农业关系中农奴制的存在，国家中的绝对主义统治——它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学术依据，从而试图使二阶段策略理论的正确性[成为]必然[结论]。"【24】

说《讲座》与"三二年纲领"之间存在实质性一致是正确的。然而，将讲座派与"三二年纲领"如此完全等同起来，鉴于《讲座》本身的出版时间顺序以及启发了《讲座》的野吕早期著作的出版时间，是具有误导性的。野吕曾在大山郁夫和河上肇编辑的十三卷《马克思主义讲座》中发表了多篇论文。在总标题"日本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条件"下，野吕的著作分三部分发表于1928年3月、6月和1929年3月(第5、7和13卷)。1931年中期，在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发表后不久，野吕向出版人岩田义道(1898-1932)建议，他应计划编写一部讲座(kōza)，通过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其基本特殊性及其根本矛盾"的全面分析，提供"各种当前问题根本性解决之钥匙"。【25】 为此，野吕汇集了来自党内外的理论家和学者，特别是那些已经参与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产业劳动调查所的人。【26】

因此，到1932年纲领发表时，《讲座》的大多数稿件已经完成。《讲座》与新纲领之间如此多的契合当然不是偶然的。讲座派深受"二七年纲领"的影响，而"三二年纲领"又支持了"二七年纲领"。然而，在野吕的督促下，该团体拒绝让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的发表——该草案因对劳农派立场给予了更多支持而严重震撼了党员【27】——改变他们已经在进行的写作。【28】 因此，既因讲座派支持苏联分析而贬低《讲座》，也因将劳农派立场描绘为同等盲目的对苏联观点的反对，都是同样不正确的。两个派别都提供了他们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在日本具体特征上的有效运用。整体论争的推动力是在思想上将日本纳入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理论背景中，以使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分两阶段还是一阶段发生——合法化的需要。

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成就建立在可被大致称为论争"前史"的基础上。一方面，在论争前夕，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将其应用于现有条件加以日本化的本土努力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920年代初期，对主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解释加速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迈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分析范畴运用于日本的初步步伐。与此同时，在日本共产党内部，领导人山川均和福本和夫(1894-1983)相继提出了对立的党组织学说，以实现在日本实现其马克思主义革命抱负。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一场关于革命策略和战术的争议——该争议贯穿整个1920年代席卷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大部分。对论争的第二个刺激来自外部，表现为共产国际从1922年到1932年关于日本的诸纲领，这将在下一章中讨论。【29】 这些纲领通过界定问题及对日本当代状况的可能解释的初步范围，确立了论争的条件。然而，论争的内部前史为其日本贡献者提供了经验、意识和思想工具，以克服由不熟悉日本背景的苏联领导人所起草的共产国际分析的局限性。

ABSORPTION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吸收

当马克思主义最初被引入日本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因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被视为处于西方思想前沿的学说而吸引了进步知识分子。【30】 从明治后期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以及随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他西方理论和思想一起通过日本作家的翻译和注释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被传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到达日本时的连贯程度，远不如它已经被西欧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参与者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及其后的俄国理论家所阐述——有人甚至认为是被修正了——的学说。【31】 被输入日本的是恩格斯将其系统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32】而非立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早期著作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和社会观念。

1890年代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早期载体是社会学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由与东京帝国大学有关联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立，广泛借鉴了圣西门、傅立叶、斐迪南·拉萨尔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33】除了亨利·乔治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伊利的一部著作(日译《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的翻译，【34】 到1903年为止的时期，若干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节译也被出版和研读。未以翻译形式提供的著作通常以其他语言阅读。例如，山川均在狱中期间努力阅读了1902年在美国出版的《资本论》英文版。【35】

在对俄战争期间的1904-1905年，由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于1903年11月组织的平民社，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中扮演了主角。倡导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社会变革的平民社，其社会主义是折中主义的，涵盖了拉萨尔、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夫·托尔斯泰、彼得·克鲁泡特金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36】 然而，在为马克思主义服务的过程中，该团体履行了两个重要职能。第一，平民社帮助在日本社会主义者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他加入社会主义国际的欧洲政党之间建立了联系。1904年3月13日的《平民新闻》刊登了一封致俄国政党的公开信，呼吁其在战争期间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第37号则刊登了《火星报》的回信。此外，该报纸还报道了俄国1905年革命，并发表了关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文章。【37】 同时，其成员成为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主角。后来将列宁著作首次引入日本的堺，同时也是1904年11月在《平民新闻》一周年纪念号上首次发表《共产党宣言》日文译本的人。【38】《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对俄战争前夕日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本最精深的表述——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的基础。然而，这两部著作也仅止于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上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39】 片山和幸德强调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为关键概念。他们对伴随日本快速工业化而来的弊病的关切——这是明治社会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体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主要矛盾的分析中：即"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工厂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40】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评价为一种科学理论，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历史发展的顶峰。

因此，到1920年高畠素之的第一个《资本论》日译本出版时，恩格斯所系统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构成被输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的解释几乎没有发挥影响力;列宁也不是最早被翻译成日文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首要人物。相反，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是1921年之前被翻译的第一部俄国社会主义著作;而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由山川和他的妻子山川菊荣翻译)则作为单行本出版。【41】 在1920年代，列宁在日本的影响力仍然是次要的，而布哈林成为截至目前被最广泛阅读和最受尊敬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42】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共产主义ABC》(与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1919年)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社会学体系》(1921年)——在1920年代中期之前就被迅速翻译成日文，并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教材来阅读。【43】这些著作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相当机械化的表述，强化了在日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有观念。青年马克思的早期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甚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才可获得的，因此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中没有发挥作用。其他可获得的翻译著作——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年)、《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1917年)和《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24-1925)——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的科学经济分析。【44】马克思与他的哲学先驱格奥尔格·W·F·黑格尔的关联在日本并非完全没有被认识到。【45】 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不均衡的引入造成的后果是，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正如对于列宁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没有隐藏在这些[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的许多方面是极其难以把握的。"【46】 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包含了对德国国家的分析，以及对异化概念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广泛的解释——这些都在后期著作对资本主义动力学的强调中丢失了。

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背景下，这一效应具有重大意义。它将促成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化为两个不可调和的分派，特别是在日本国家问题上。事实上，可以论证，两个团体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都被截至19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被引入时的范围和性质的这些制约严重地妨碍了。

然而，不应低估到论争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1920年代中期是关于诸如"剩余价值"等关键概念正确解释的激烈论争时期。与此同时，在日本共产党的组织框架之外，首度出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范畴研究日本的努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在于日本的实际情况。日本在一战后的严重经济困境——最严重地影响了农业部门——在1920年代通过日益加剧的人口过剩而恶化，似乎反映了共产国际所宣称的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其结果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为支持蓬勃发展的劳工和农民运动，更深入地专注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研究。在布哈林、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的影响下，1920年代初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转向将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概念运用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47】这项工作反过来为日本理论家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做出原创性贡献奠定了基础。战前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吸收，在堺(《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1919年]和《恐怖、斗争、喜悦》[1920年])和山川(《社会主义者的社会观》[1919年])努力产生"原创性"解释的工作中达到顶峰。然而，这些还不涉及形成真正日本式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将日本国家和日本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48】

日本共产党以外对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与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在日本的确立和发展相吻合。1919年4月，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从法学部独立出来，这一先例很快被京都帝国大学仿效。【4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发展应该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的开始，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中将政治与经济融合在一起——政治并非自主的，而是经济领域的派生。无论如何，在192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近乎爆发式的增长。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各个方面的技术性著述取代了此前主导左翼著述的那种对欧洲社会运动的宽泛、散漫的概览和对社会主义的空泛哲学性和人本主义的反思。然而，政治仍然是日本共产党领导层的领域，只有在后来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以一种整体论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结合起来——来处理这一主题。

在吸收马克思经济理论方面的进展，通过对关键概念正确理解的激烈论争而取得。这些争议中的中心人物是河上肇(1879-1946)，这位京都帝国大学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职业生涯反映了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适应于日本背景的努力中所固有的许多紧张关系。【50】与其他明治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河上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是为了理解和纠正伴随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社会弊病。因此，在没有接触马克思早期人文著作的情况下，河上不断努力调和其早期著作《贫穷物语》(1916年)中表达的伦理人道主义关切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关切。他对人类"自私"的"理想主义"批判招致了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他的学生串田民藏(栉田民藏，1885-1934)——的抨击;【51】 在后者敦促下，他转向了经济理论。创刊于1919年，河上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直到1930年10月停刊为止，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中都是一股主要力量。该杂志成为河上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信条与他人进行论争的主要论坛。早在1916年就已引发了关于"资本"概念的相当大争议，在1920年代，河上与堺利彦就道德论发生冲突，与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就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和资本起源发生冲突，与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就剩余价值发生冲突。他就历史唯物主义挑战了福本，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挑战了山川、高畠、串田(栉田)等人。【52】

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取得的进展反映在河上自己的著作中。在1920年代初，河上撰写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对简单的介绍：《资本论中所见的唯物史观断片》(1920年)、《近世经济思想史论》(1920年)——后扩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1923年)——、《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2年)和《唯物史观略解》(1922年)。他还完成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921年)和《工资、利润与价值》(1921年)的翻译。【53】

然而，1920年代中期对河上来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为回应他的众多批评者，河上追求一种更具整合性的方法，在牢牢把握其哲学基础的情况下探究马克思的经济学。到1920年代末，河上的著作反映了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1929年)外，河上还出版了几部经济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28年)、《经济学大纲》(192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1929年)等。【54】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运用于日本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当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关键的第一步——这一步将在劳农-讲座论争中才能完全达到。佐野学(1892-1953)，作为早稻田大学经济史讲师，后来成为新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早在1922年就开始朝这个方向迈进。在那一年，他出版了《日本社会史序论》，次年出版了《日本经济史概论》。【55】这些早期作品"不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撰写的"——佐野本人也欣然承认这一缺点。【56】 类似地，曾在欧美留学过的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本庄荣治郎(1888-1973)，撰写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范畴分析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著作，尽管是"从自由主义但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57】在1920年代中期，本庄出版了三部主要著作：《日本社会史》(1924年)、《近世农村问题史论》(1925年)和《日本财政史》(1926年)。【58】 与佐野的著作一样，本庄的著作代表了为日本社会、政治和经济史中可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现象进行定位的相当初步的努力。

佐野或本庄的著作无论如何不能被完全视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因此，它们也没有对随后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做出任何重大贡献。最多，佐野和本庄在河上、串田(栉田)等人所追求的经济理论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提出了——但未回答——将在论争中成为中心的问题：1920年代流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经济现实的任何方面?预示着佐野1933年转向后通过拒绝阶级斗争概念适用于日本的非个人主义社会来阐述一种独特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品牌的努力，【59】本庄以怀疑态度对待阶级斗争概念。他的《日本社会史》试图"对前明治时期进行分析，以观察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否体现在阶级斗争中，抑或阶级内部斗争大于阶级间斗争。"【60】 另一方面，佐野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无产者新闻》等左翼非党杂志上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各个方面发表文章，直到1930年。但与他的早期著作一样，这些论文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运用于日本现实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创造性。【6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20年代中期出现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来研究日本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最具挑衅性和创新性的著作，是高桥龟吉的产物——尽管他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プチ·テイコクシュギ)理论只能被视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辩护。高桥将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运用于日本，通过招致劳农派异见分子和日本共产党忠诚派双方的抨击，帮助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产生(见第4章)。然而，在早期，使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努力主要在日本共产党内部进行，并处于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下。

EARLY EFFORTS

使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早期努力：从山川主义到福本主义

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冬天时期戛然而止。在苏联从外部鼓励东方革命以及国内米骚动和罢工的刺激下，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中期成立。在十月革命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开始之间的十年中，日本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热切地输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并迈出了将其运用于自身背景使之日本化的初步尝试性步伐。山川均和福本和夫的革命策略构成了使马克思主义日本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日本革命实践的统一——的最初此类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使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最初努力出现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吸收仍处于早期阶段。在1920年代早期至中期，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水平仍然很低，这对其运用构成了重大制约。除了高畠素之那套特异的国家社会主义外，【62】在那些年堪称"原创性"标签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仅产生了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的教条。由正在奋斗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产生——他们渴望在实施关于在日本组织一个革命党的苏联指导方针——这些学说代表了此番努力中的两个相反极端。两位领导人试图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制定理论基础——这个党既是一个激进的左翼政党，又是一个可以适当回应1921年中期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所发出"到群众中去!"号召的更广泛的联盟。【63】 这些对群众共产党的相互矛盾的要求——这个党要领导一场将迅速爆发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随后的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诸纲领中反复出现。【64】直到1927年共产国际同时否定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引发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之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陷在这些教条主义的组织理论之中。在领先的日本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遵循了那个时期的普遍思想倾向——"从西方社会[直接]输入理论，而不是从日本存在的经验事实"出发。【65】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内和非党马克思主义者中被更充分地吸收之后，日本理论家才能进行对具体的日本条件的分析——这是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前提。

日本共产党为1920年代早期使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两个最突出的努力——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提供了组织支持。如果说，作为日本共产党首任领导人，山川在日本共产党诞生时强调的是需要纠正先锋知识分子与日本大众之间的疏离，那么福本和夫则强调列宁先锋党观念中那些将大众自发性的潜在革命能量置于向经意识形态锤炼的精英从属地位的要素。【66】两种学说都回应了共产国际所提出要求的一半，而且两者都未反映一种可与列宁对俄国条件的分析相比拟的、对日本特有条件的连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由于山川主义后来成为劳农派对日本革命方法的许多要素之基础，更仔细地审视山川的早期思想将是有益的。后来劳农派思想出现了三个主要信条：希望"解散共产党并以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统一战线政党)取而代之";主张"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并非植根于土地制度，因此围绕土地的斗争对于革命而言并非至关重要";以及相信"明治时期以来的天皇制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君主制，绝对主义结构仅仅是……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残余。因此，推翻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是不必要的。"【67】所有三个要素的起源，在1907-1908年前后山川通过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途径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方法中、在1922年制定的山川主义策略中、在山川于1924年领导的解散党运动中，以及在山川于1925年为反对福本日益增长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组织理论中，都已明显可见。因此，劳农派从日本共产党的分裂早在1925年便已开始;然而，它只是在"二七年纲领"的问题之后才变得"决定性的"。【68】《劳农》杂志的出版——作为对诸纲领的回应——以劳农派理论的形式宣告了山川主义的再现。【69】

山川在日本共产党成立之际首次发展了他对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1922年8月发表于《前卫》，他的论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呼吁新党的"大众化"(taishū-ka)以及转向政治斗争和反抗——而非冬天时期特征的社会主义和劳工领导人的消极被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共产国际1921年的口号"到群众中去!"和"向着政治斗争前进"，【70】山川随后于1924-1925年倡导了一个统一战线政党。在其论文"单一无产阶级政党论"中，山川论证说，共产党已经为无产阶级在一个公开、合法和独立的政治运动中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开辟了道路。他拒绝列宁的先锋党概念——认为它不适合日本的新条件——并将政治斗争的角色分配给了这个单一的合法无产阶级政党。山川的"统一战线"将把"所有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劳动者、农民、中产阶级下层以及所有反资本主义运动和组织"结合进这个政党。【71】由于这一设想没有将共产党的特殊角色——即使不是精英党也是先锋党——归属于共产党，山川主义被许多人批评为"日本式合法主义和取消主义(解散主义)。"【72】 此外，作为一种理论，它因在分析日本国家时忽视天皇制而受到攻击，因而也因其无法证明其拒绝先锋党观念的合理性而受到攻击。【73】

山川关于革命组织的思想很快被作为日本共产党的官方政策来实施。该党成立仅一年后，一系列事件的结合推动许多日本共产党成员考虑解散它。一方面，政府镇压增加了：在1923年6月对党员进行最初的"搜捕"之后，警察利用东京地震的危机作为借口在9月发动了一场"白色恐怖"，并对日本共产党成员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与此同时，政府以承诺实行普选——将于1925年成为法律——来笼络左翼。因此，到荒畑1923年11月——从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新党成立的活动——返回日本时，他沮丧地发现关于解散的言论已广泛流传。【74】山川和日本共产党共同创始人(以及后来的劳农派成员)堺利彦是解散的主要倡导者，他们论证说，在日本，一个非法的先锋党已不再是必要的或可取的。山川声称，这样的党将不可避免地脱离群众，并招致进一步的政府镇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代之以在群众组织中——包括工会、农民协会以及一个将为群众共产党铺平道路的合法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活动。山川作为党领导人的影响力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日本共产党于1924年3月被解散——此时距其诞生还不到两年。

在领导了解散第一个日本共产党的运动后，山川再次运用其组织方案，反对福本和夫提出的与之竞争的组织理论。这一步在1923年山川倡导解散与他四年后领导引发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劳农派分裂之间建立了本质联系。然而，在1924年至1926年之间，山川的方案并非完全与共产国际政策相对立——后者号召建立统一战线。事实上，虽然山川对1922-1924年日本资本主义和日本国家的最初解释与1922年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截然不同，但到1926年，共产国际的解释出现了一次临时性变化，使其更接近山川的观点。预示着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通过的"莫斯科纲领"强调："迄今为止在地主霸权下的资本家与地主集团政治权力，现在完全处于资产阶级霸权之下。"这一修正很可能是对前两年日本政治发展的回应——在加藤内阁领导下通过了普选法案和进步的劳工立法。莫斯科纲领进一步否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75】 这一步对于山川来说同样是不必要的——他的合法统一战线政党观念是以一个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环境为前提的。莫斯科纲领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圈子中引入了可预见的混乱，只有到1927年纲领回到1922年纲领草案的前提时才得以消除。【76】

然而，莫斯科纲领——如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一样——只是整个模式中的一个短暂的偏离，这一模式发现山川主义在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都与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路线相对立。这种对立在福本主义取代山川主义的过程中立即显现出来。福本作为左翼运动中主要理论家的影响力在1925年和1926年上升——当时共产国际对第一个日本共产党被解散的愤怒反应促使了重新组织它的有力努力。【77】 尽管有山川的批评，共产国际从未放弃日本共产党作为先锋党的概念，而福本在其组织理论中支持了这一概念。到1926年12月日本共产党正式重建时，福本主义已成为运动中的主导潮流。

山川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曾试图以相当字面含义的方式实施"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因为它旨在通过集中于群众而非先锋组织，打破革命领导人与大众之间的所有潜在障碍。山川的策略是着眼于普选通过后所开辟的实践可能性来制定的。相比之下，福本学说将理论关切置于首位，因为这位学校教师曾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精通辩证唯物主义的抽象原理以及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著作——福本曾作为法科留学生在德国参与过该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杂志的编辑，也是其自己杂志《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6年6月至12月出版)的创办人，福本定期发表批判性理论论文。【78】 他的著作密集而深奥，但它们对那些以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傲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79】福本的组织学说建立在思想排外主义之上，因为日本共产党将只包括具有足够的革命"自觉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了解的人。日本共产党的福本主义时代——持续到福本因其专注于"人为武断地制定出来的抽象概念"和"逻辑原理"而被"二七年纲领"谴责为止【80】——始于他在1925年底和1926年初对山川主义的猛烈攻击获得了广泛支持之时。他对山川方法的摒弃——视之为不精密——以及对其政治的否定——视之为妥协的政治而非革命的政治——构成了他阐述自己理论的出发点。【81】

福本关于正确的党构成的看法，既与共产国际将日本描绘为落后的相一致，也反映了福本个人对其批评者视为贫瘠唯智主义的倾向。【82】福本接受苏联关于日本上层建筑仍由绝对主义力量主导的观点，认为山川关于在民主舞台上公开运作可行性的前提是愚蠢的，并倾向于列宁在1905年前的俄国所攻击的那种"工联主义"或"经济主义"。福本反对山川的"取消主义"(或"解散主义")，重申了日本需要一个先锋党，并将列宁主义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为避免陷入山川主义在与群众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工联主义"弱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从所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分离出来，完全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将自己纯粹地结晶为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再与他人联合。这种"分离结合论"在福本看来，对于在日本创建一个有效的先锋党是至关重要的。针对那些意识薄弱的人的"理论斗争"必须在党内并且也要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团体之间发生。【83】福本断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先内向地净化自己，然后才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群众。这是一种强调少数人觉悟的深度、强调理论先于实践的观点。

当日本共产党于1926年12月召开其第三次(重建)大会时，它在福本主义的基础上重组了自己。毫不奇怪，在福本领导下，派系冲突在党内及其试图主导的劳工运动中蓬勃发展。因此，甚至在福本被共产国际攻击之前，他也在日本受到了抨击。不仅他被山川及其支持者反击，而且他更广泛地因在运动中助长"宗派分裂主义"而受到谴责;黑田寿男借用列宁的词语将福本主义定性为"左派幼稚病"。【84】福本的个性、他的学究气风格以及他对该党政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日本共产党内部和更广泛的左翼运动中的许多人感到疏远。许多人感到——正如河上肇所做的那样——"所谓福本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它与马克思主义很相似。"福本只是通过震慑手段获得了优势——炫耀地大$^{段引用列宁的《怎么办?》并宣称提出了一种真正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学说。【85】在1927年初福本不在期间，对他的反对凝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包括佐野学、堺利彦、荒畑寒村和山川均的一个团体开始计划创办一份反福本的杂志。当锅山贞亲在莫斯科提交了一份批评福本主义及其对运动潜在有害影响的报告时，这种极端的疏离感为共产国际所同有。【86】

然而，尽管对福本及其前任都有此类批评，福本主义标志着1927年之前马克思主义适应日本的最高点。对于避免山川主义的右翼和福本主义的左翼极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日本化的贡献，直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进行自己对日本条件的分析之后才会出现。然而，在那之前，共产国际的苏联领导层提供了关于日本社会的最连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注释

1. 参见小山弘健，《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小山弘健，《日本資本主義論争史》);小岛恒久(应为小岛恒久)，《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小島恒久，《日本資本主義論争史》)，第12页;内田穰吉与中野二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内田穣吉、中野二郎，《日本資本主義論争》);参见乔治·奥克利·托顿三世，《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第192页。

2. 《关于日本的决议(二七年提纲)》("Nihon ni kansuru ketsugi (Ni-nana nen tēze)")。英译本见乔治·M·贝克曼(George M. Beckmann)与大久保源次(Okubo Genji)，《日本共产党》(*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附录D。关于共产国际各提纲的更详细讨论见下文。

3. 论争主要贡献的编年目录见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附录。参见塞西尔·H·上原(Cecil H. Uyehara)，《日本的左翼社会运动》(*Leftwing Social Movements in Japan*)，第4章。

4. 本研究不涉及在哲学、科学和文学领域工作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他们的工作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即使有关联，也是边缘性的。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研究会(Nihon Shihon-shugi Kenkyūkai)只是所谓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Puroretaria Kagaku Kenkyūkai，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Puro-ka，1929—1934年)的众多分支之一。该协会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密切，致力于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与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合作，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深化研究。关于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及其活动的详细讨论，见小山弘健，《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49—93页各处。

5. 同上，第48—49页。

6. 关于"思想警察"的角色，参见理查德·H·米切尔，《战前日本的思想控制》。一项来源提供了以下关于治安维持法下被捕人数的统计(括号内为实际起诉数)：

高畠通敏(Takabatake Michitoshi)，《一国社会主义者》("Ikkoku shakai-shugisha")，第1卷，第191页。除小型地方法庭审判外，1931年6月至1932年10月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共产党200名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大规模联合审判;187名被告被判刑，刑期从两年至无期徒刑不等。见帕特里夏·戈尔登·斯坦霍夫，《转向》，第3—5页。

7. 由东京岩波书店于1932—1933年出版。《讲座》的原版，尤其是后几卷，在1932年和1933年官方对左翼的压力达到顶峰时遭到了严重审查。预见到这种审查，《讲座》的组织者选择了学术声誉卓著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希望审查机关会因出版人岩田义道(应为岩波茂雄?不是岩田义道，请按原文Iwata Yoshimichi)的严格标准而有所顾虑。(见羽仁五郎，《值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刊行五十周年之际》("Nihon shihon-shugi hattatsu shi kōza gojū shūnen ni yosete")，第33页。)直到1982年6月，《讲座》刊行五十周年之际，岩波书店才将《讲座》全文重印，并恢复了审查机关的删节部分，从而使完整的原始文本首次向公众公开。

8.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74页;佐野博(应为佐野博)，《莫斯科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史》("Mosukō to Nihon Kyōsantō no kankei shi")，第100页;以及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45页。

9. 山田著作的全称是《日本资本主义分析——日本资本主义中的再生产过程把握》(*Nihon shihon-shugi bunseki—Nihon shihon-shugi ni okeru saiseisan katei ha'aku*)。对比列宁著作的副标题——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即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然而，列宁著作的意图是反驳民粹派的如下主张：资本主义并未像在西欧那样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列宁证明了，鉴于资本主义已经在这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所取得的有利进展，这样一场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与此相反，山田的目的是强调日本的落后程度，从而说明即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能性。两位作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决心证明自己的国家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通过特定阶段发展的普遍模型。

10.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74—75页;以及社会经济劳动研究所(Shakai Keizai Rōdō Kenkyūjo)，《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Nihon shihon-shugi ronsō shi*)，第4—5页。

11. 关于劳农派内部的紧张关系及其在派别成员变迁和出版物中的反映，见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编，《劳农/前卫：别卷》(*Rōnō/Zen'ei: bekkan*)，第55—80页。从1973年至1976年，大原研究所监督重印了劳农派机关刊物《劳农》和《前卫》的全部内容。

12. 参见小山弘健与岸本英太郎在《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小山弘健、岸本英太郎，《日本の非共産党マルクス主義者》)中对山川的这一描述。

13. 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79—81页。参见山川均，《山川均自传》(山川均，《山川均自伝》)，第429页。

14. 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43页。

15. 发表于《马克思主义》(*Marukusu-shugi*)5—6月号。见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103页;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46页;以及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40页。

16. 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102页。

17. 参见其《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提纲》，被直接应用于日本的案例。(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48页。)

18. 同上，第148—149页;采访高桥正雄(Takahashi Masao)，日本东京，1984年5月5日。劳农派同情者对马忠行认为，猪俣的著作甚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阶段革命论"，而几乎是"一阶段战略论与二阶段战略论之间的妥协"。(《"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Nihon shihon-shugi ronsō" shiron*)，第8页。)

19. 斯坦霍夫，《转向》，第249—250页。向坂逸郎在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捕，大内兵卫在教授集团事件中被捕。大内兵卫在论争中的地位有些特殊。他和土屋为《讲座》贡献了关于财政政策的一章，但这与其说是解释性贡献，不如说是资料展示。(羽仁，《值讲座刊行五十周年之际》，第29页。)在1941年末的狱中书面陈述中，大内反复否认与劳农派及其观点有任何关联。事实上，他声称虽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真理，但他对其并不同情，也未基于此种同情参与过任何活动。(大内兵卫，《上申书》("Jōshinsho")，第1部，第4—6页;第2部，第4—8页。)由于与日本共产党没有联系，像大内这样的劳农派成员通常比讲座派成员更难与其派别关联起来。事实上，劳农派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不如讲座派那样具有凝聚力。(见柴垣和夫，《日本经济研究中的战前与战后》("Nihon keizai kenkyū ni okeru senzen to sengo")，第17页。)

20. 参见荒畑寒村，《寒村自传》，第1卷，第396—410页;以及霍斯顿，《中国与日本的国家与革命》，第2卷，第505—518页。

21.《山川均自传》，第428—429页。

22. 山川反对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如下解释："统治日本的是天皇制形式的绝对主义，日本是一个绝对主义国家。因此，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是推翻天皇制，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之后，只有到那时，社会主义革命才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在这一点上，[日本共产党视野中两场革命之间的关系]与俄国三月革命和十一月革命之间的关系相同……当时……这一观点被称为二阶段革命论。)"(同上，第430页。)

23. 松田道雄，《山川均》，载铃木正编，《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名古屋：风媒社，1969年)，第52页。

24. 对马，《"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第151页。

25.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趣意书》，转引自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66页。

26.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66—67页。

27. 见下文第3章。

28.羽仁，《值讲座刊行五十周年之际》，第31页;采访井汲卓一(Ikumi Taku'ichi)，东京，1982年6月17日;以及风间八四(应为风间八四)，《"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发刊五十年》("Nihon shihon-shugi hattatsu shi kōza' hakkan gojū nen")，第196—197页。

29. 论争的"前史"在这里被广义地界定为包含了1931年和1932年出现的共产国际提纲，因为这些提纲加剧了劳农派—讲座派之间的论争。因此，一些日本学者将论争本身的起点定于1932年而不是1927年，并将较早的时期视为"前史"。小山弘健对此论争的权威性论述的原始版本将早期称为"民主革命论争"，将1932年至1945年时期称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见小山弘健，《民主革命论争史》(小山弘健，《民主革命論争史》)，以及社会经济劳动研究所编，《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参见大石嘉一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与农业土地问题》，载《历史科学大系》，第9卷(东京：历史科学协议会，1976年)，第260—304页。

30. 在明治时代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这两种学说经常被联系在一起。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部社会主义著作——片山潜的《我が社会主義》(1903年)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都明确建立了这种联系。在这两部著作中，"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被把握为进化论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也结合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竹内良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第12页。

31. 关于恩格斯作为修正主义者，见什洛莫·阿维内里(Shlomo Avineri)，《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剑桥历史与政治理论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6章;唐纳德·克拉克·霍奇斯(Donald Clark Hodges)，《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Engel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载《社会主义年鉴1965》(伦敦)，第297页;利奥波德·拉贝兹(Leopold Labedz)编，《修正主义》(*Revisionism*)，第179—187页、第344—346页及第349页注;乔治·利希泰姆(George Lichtheim)，《马克思主义》(*Marxism*)，第58—61页、第234—258页;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苏联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分析》(*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38页、第142—145页;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第184页;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辩证理性批判》(巴黎，1960年)，第121—135页。对恩格斯的贡献持辩护态度者，见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第1卷，《奠基者》(*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1, *The Founders*)，第399—408页。另见罗莎·卢森堡对列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载《俄国革命：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ninism or Marxism?*)(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年)。与此相反，霍奇斯认为列宁对"辩证法贡献"的解释，不在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相互联系的表述"，而在于"将这些公式作为指导进一步专门研究的指南"。列宁因此回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原始语境"(第308页)。

32. 霍奇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第297页、第298页、第299页、第302页、第304页、第307页。

33.松泽弘阳，《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第26页;尾锅辉彦，《二十世纪》，第4卷，第465页。

34. 荒畑寒村，《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第20页。

35. 山川，《山川均自传》，第380页。

36. 荒畑，《寒村自传》，第1卷，第99页、第100页;以及荒畑寒村，《平民社时代》。

37.《日本社会运动人名辞典》，"幸德秋水"条目;荒畑，《寒村自传》，第1卷，第111—113页、第132—135页;以及荒畑，《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第107—108页。

38. 竹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第13页;以及松泽，《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第41页。

39. 松泽，《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第40页;竹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第11页。与这些著作齐名且常被引用的第三部先驱之作，是堺利彦与森近运平合著的《社会主义纲领》。所有这三部著作中，"价值"(value，kachi)一词被错误地翻译为"価格"(kakaku)，这既可解释为"价值/价格"，也可解释为"价格"，从而掩盖了马克思著作中剩余价值的概念。见守屋典郎，《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第11页注、第12页。

40. 松泽，《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第40页。

41. 与第二国际的德国领袖相比，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在日本几乎不为人知。例如，在《新社会》1917年6月号中，堺利彦将列宁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犬丸义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8页;荒畑，《寒村自传》，第1卷，第384页;山川，《自传》，第369页;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11页;以及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0页。)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可能部分归因于日本社会主义者此前与他有过接触(1904年阿姆斯特丹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片山潜与普列汉诺夫的历史性握手)。同理，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影响力超过列宁，可能可以解释为布哈林1917年经由东京回俄罗斯途中与堺利彦等人有过接触。(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52页、第53页。)

42. 在布哈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更乐于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比其他同事更了解日本。由于1917年在日本的短暂停留，日本人视他为共产国际领导人中最有资格处理日本特殊情况的人物。(荒畑寒村，《围绕共产党的人们》(荒畑寒村，《共産党をめぐる人々》)，第31页。)此外，布哈林被认为是日本共产党1922年原始纲领草案和1927年提纲的作者。见近藤荣藏，《共产国际的密使》(近藤榮蔵，《コミンテルンの密使》)，第269页;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47—48页;采访中村隆英(Nakamura Takafusa)，东京，1979年7月11日及1979年7月17日;风间丈吉，《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1—5页;立山隆明(应为立山隆明)，《日本共产党研究秘史》(*Nihon Kyōsantō kenkyo hishi*)，第220—222页;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47—48页。参见特拉弗斯·埃德加·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41—46页;以及罗杰·斯威林根(Rodger Swearingen)，《日本共产党与共产国际》("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第50—51页。

43. 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43页;以及采访荒畑寒村，东京，1979年8月17日。劳农派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大内兵卫在1936年抱怨，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是以布哈林主义的方式被翻译的'"，并以"'民粹主义式'(Narodnikly)的方式被采纳，尤其是讲座派"。然而实际上，布哈林的影响在劳农派著作中非常显著，尤其是在将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应用于日本时。(采访中村隆英，东京，1979年7月17日;采访谷内讓(Taniuchi Yuzuru)，东京，1979年8月3日。)其他基本文本包括卡尔·考茨基的《资本论注解》;列宁的《怎么办?》、《国家与革命》和《"左派"幼稚病》;约瑟夫·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经济学家叶夫根尼·瓦尔加的著作;以及后来来自杂志《国际》(1927—1933年)的文章。(松泽，《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第195页。)

44. 1927年，白扬社出版了十卷本《列宁著作集》，1928年出版了《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同年，改造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42—43页。)关于马克思主义早期引入日本的更详细记述，见霍斯顿，《中国与日本的国家与革命》，第1卷，第44—55页。

45. 在1920年代初期，通过英文或德文文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年轻学生对"辩证法理论……以及通过马克思来克服和扬弃黑格尔的理论"着迷。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在此方面影响最大。然而，人们对康德及新康德思想的唯心论的兴趣远大于对黑格尔的兴趣。(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127页、第119页。)

46. 丹尼尔·塔尔斯基斯(Daniel Tarschys)，《超越国家》(*Beyond the State*)，第90页及第3章。

47. 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21页;社会经济劳动研究所，《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第6页;以及采访中村隆英，东京，1979年7月11日。

48. 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1页、第12页。

49. 松岛荣一(应为松岛荣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展开》("Nihon ni okeru Marukishizumu no tenkai")，第9页。

50. 关于这些张力之洞见性讨论，见盖尔·李·伯恩斯坦，《日本马克思主义者》。

51. 同上，第94—95页;以及栉田民藏，《读河上肇教授的〈贫穷物语〉》("Kawakami Hajime kyōju no Binbō monogatari o yomu")，载《国家学会杂志》(1917年4月)。许多人，包括河上肇本人，都认为栉田对河上道德主义的批判促使了河上随后致力于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甚至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确立。见藤田省三，《某个马克思主义者》("Aru Marukusushugisha")，第84页;以及河上肇，《自叙传》(河上肇，《自敍伝》)，第4卷，第123页。河上与栉田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上的诸多冲突点记载于河上肇，《河上肇致栉田民藏书信》(*Kawakami Hajime yori Kushida Tamizō e no tegami*)，第117—118页。

52. 见天野敬太郎(应为天野敬太郎)，《河上肇文献志》(*Kawakami Hajime bunkenshi*)，第193页、第195页、第197—198页、第200—202页。

53. 河上，《自叙传》，第1卷，第159—160页。

54. 天野，《河上肇文献志》，第70—71页;以及河上，《自叙传》，第1卷，第211—212页。

55. 小山，《民主革命论争史》，第6页。

56. 上原，《日本的左翼社会运动》，第144页。

57. 同上，第140页。

58. 小山，《民主革命论争史》，第6—7页。上原将《日本社会史》的出版日期记为1926年(改造社)。(《日本的左翼社会运动》，第140页。)

59. 尤其参见佐野学，《民族与阶级》(佐野学，《民族と階級》)，以及霍斯顿，《天皇、国家与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

60.上原，《日本的左翼社会运动》，第140页。

61. 其中许多文章(标明日期从1927年至1930年)收录于佐野学，《政治论》(佐野学，《政治論》)。

62. 高畠素之即使在形成其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之后，仍然坚持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见杰曼·A·霍斯顿，《大正日本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Marx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Taishō Japan");田中正人，《论高畠素之——大正社会主义的分化》，载《史林》53卷2号(1970年3月)，第33—86页;以及田中正人，《高畠素之》。

63. 犬丸义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18页。

64. 1927年提纲呼吁建立一个"思想上经过锻炼、受过训练的列宁主义式的集中的群众性共产党，具有坚定/坚决的信念"。(《关于日本的决议》，第45页);参见对党在1932年提纲中的角色的讨论，载《关于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Nihon ni okeru jōsei to Nihon Kyōsantō no ninmu ni kansuru tēze")，尤其第95—98页、第101页。

65. 久野收与鹤见俊辅，《现代日本的思想》(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第36—37页;以及采访福岛新吾(Fukushima Shingō)，东京，1979年7月31日。

66. 见弗·伊·列宁，《怎么办?》。

67. 内田与中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第33页。

68. 山川，《山川均自传》，第427—428页;对马，《"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试论》，第4页;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6页。在1907—1908年，山川的马克思主义深受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以及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的影响。(见托马斯·杜安·斯威夫特(Thomas Duane Swift)，《山川均与日本社会主义的曙光》("Yamakawa Hitoshi and the Dawn of Japanese Socialism")，第176—177页。)总体而言，山川的思想演变如下："直接行动论 → 倾向于工团主义→ '方向转换'论 → 参与日本共产党的创建 → 解散党 → 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田中，《论高畠素之》，第34页。)

69.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45—46页。

70. 山川和荒畑寒村坚持认为该战略的制定独立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但共产国际的影响难以否认。见贝克曼与大久保，《日本共产党》，第52页。

71.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7页。参见山川，《山川均自传》，第433页。

72.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5—28页;以及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3—14页。

73. 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38页。

74. 见荒畑，《寒村自传》，第2卷，第6章、第7章各处;以及锅山贞亲，《我抛弃了共产党》(鍋山貞親，《私は共産党を捨てた》)，第74页。

75. 锅山，《我抛弃了共产党》，第117—119页。与之相反，福本和夫则断言"日本的资产阶级仍然未能摧毁所谓的绝对主义—专制势力"。(《劳农政党与工会》，载《马克思主义》(1926年1月)，第10—13页，转引自小山与岸本，《日本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第119—120页。)

76. 关于共产国际各提纲的详细讨论见下文第3章。

77. 见近藤，《共产国际的密使》，第268—271页;以及犬丸，《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50—51页。

78.贝克曼与大久保，《日本共产党》，第107—108页;参见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9页。在《马克思主义》上，福本以笔名北条一雄(Hōjō Kazuo)发表文章。

79. 河上肇，这位被福本严厉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极不喜欢福本及其风格。河上痛惜福本以河上认为虚假的列宁主义"咒语""从下级官员横扫到评论界"的方式。河上，《自叙传》，第1卷，第196—197页、第228—229页。参见伯恩斯坦，《日本马克思主义》，第9章各处。

80. 《1927年提纲》，英译载贝克曼与大久保，《日本共产党》，第305页。

81.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9—30页;以及风间丈吉，《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第164—165页。

82. 据一种当代分析，福本主义是列宁组织理论与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见竹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第28—29页。

83. 同上，第30—32页。

84. 同上，第32页。

85. 见风间，《与莫斯科相连》，第164—165页。

86. 同上，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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