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注：这篇长文旨在梳理网络“马列毛派”（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马列毛派，后者是一群可敬的左翼同志）现象的由来、主张与症结。作为左翼同志内部的批评，本文不否定其中许多人的真诚，但试图指出其理论方法上的教条化倾向、对批判对象的误读，以及由此带来的内耗与困境。我们也期待着从“审判异端”走向“建设性介入”的转变。
引言
一段时间以来，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群自称“马列毛派”的网友，在B站、知乎、QQ群等平台，以极其激烈的姿态持续批判着他们所谓的“安托西修”——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制作视频、撰写长文、组织论战、举报“异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行动模式，在年轻一代左翼爱好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一现象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出现，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互联网技术的平台逻辑、历史遗产的文化记忆以及青年群体的心理困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需要我们以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分析，而非简单地赞颂或否定。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不仅仅是一场无关紧要的网络口水战。这个群体的行为模式——其理论方法、团结策略、实践方式——正在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左翼爱好者的思想路径和行动方式。他们在传播马列毛理论的同时，也在传播一种特定的、充满争议的“反修”方法论;他们在批判“异端”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高度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对于左翼事业的整体发展而言，这种现象的利弊得失，值得深思。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批评属于左翼同志内部的批评。我们不否认这个群体中许多人的真诚理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怀着改变世界的美好愿望，在各自有限的条件下，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政治思考。我们也不否认网络论战本身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价值。批评的目的不是“打倒”这个群体，而是“澄清”一些观念上的混淆，指出一些方法上的问题，以期共同的进步。正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左翼同志内部的批评，应当是这个态度。
第一章：谁是“马列毛派”？
1.1“马列毛派”的字面含义与理论内涵
“马列毛派”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Marxism-Leninism-Maoism)的简称。从字面意义上看，它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的政治派别。这一流派的核心理论主张包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更高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革命必须经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动力，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基石;“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是维护革命纯洁性的持续任务。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列毛派”通常指代那些认同毛泽东思想、并在本国实践中试图运用这一理论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如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等。这些组织往往有明确的政纲、组织和实践，其活动涉及武装斗争、群众动员、根据地建设等现实政治内容。
然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并非这些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而是一个特殊的网络现象。
1.2网络“马列毛派”的自我界定
在网络空间中，“马列毛派”这个自称有着独特的自我界定方式。一篇题为《同志们，实践去!》的网络文章提供了典型的表述：
“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马列毛派在社会实践问题上区别于其他一切派别的特征。我认为这也是马列毛派与其他一切派别相区别的根本特征：托派不与群众接触;走资派与群众接触，但他的接触是为了脱离;改良派也与群众接触，但他的接触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只有马列毛派，才会真正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段表述值得仔细分析。它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自我界定：
第一，实践性——自称是唯一真正“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派别。这种自我定位将自己塑造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典范，是所有左翼派别中最“接地气”、最“革命”的力量。
第二，排他性——将所有其他左翼派别都划归为“不真正接触群众”的异类。托派被指为“不与群众接触”，走资派被指为“接触是为了脱离”，改良派被指为“接触是为了调和”。这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观点都预先判定为错误甚至反动的。
第三，正统性——自居为马列毛主义的唯一真正继承者。“只有马列毛派”这一表述，实际上是在宣称一种垄断性的理论解释权。这意味着，任何与他们的理解不同的马列毛主义阐释，都被视为“修正”或“背离”。
这种自我界定，构成了网络“马列毛派”身份认同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立场，更是一种身份姿态——“我们”是少数清醒的、真正革命的先锋，而“他们”都是需要被批判、被清除的异端。
1.3群体的主体构成与行为特征
从可观察的现象来看，网络“马列毛派”的主体是35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或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他们大多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理论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但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们怀有理想主义，对社会不公感到不满，渴望通过理论寻找答案和行动的路径。
这个群体的行为呈现出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核心活动是“反修”论战。他们的生产力几乎全部体现在线上——制作“挂人”视频、编写揭露“内鬼”的文章、在评论区进行“对线”。一个自称“马列毛派”的网络账号，其存在感往往与其批判“安托西修”的频率和激烈程度成正比。如果移除了“反修”这个靶子，这个群体的日常活动几乎就失去了核心内容。
第二，群体化的“围猎”模式。批判行为常常呈现出群体动员的特征——一旦某个账号或文章被标记为“安托西修”，便会遭到集体的围攻、举报和“挂人”。这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网络猎巫行为，其运作逻辑类似于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先定性(“你是修正主义者”)，再找证据(断章取义地引用对方的话)，最后执行(集体批判、举报、社群驱逐)。
第三，“站队”仪式。在这种社群中，公开表态批判托洛茨基、葛兰西等成为“入伙”的必要仪式。通过参与对“异端”的围猎，个体获得群体的接纳和认同。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同，更是一种社交上的需求——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中，虚拟社群提供了真实的归属感。
1.4群体内部的自我矛盾
然而，这个群体并非铁板一块。它内部存在着显著的矛盾：
首先是宣称与实践的脱节。 他们宣称自己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实践者，但其活动几乎全部局限在网络空间。一篇批评托派的文章在指出托派的问题时，反而暴露了自身同样的问题：“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托派的所有实践也仍然只是派别间的争论。”——这句话如果用来描述今天网络“马列毛派”自身的处境，似乎也颇为贴切。
其次是“讨论政治即实践”的自我辩护。 当被批评“脱离实际”时，他们反驳：“讨论政治也是一种实践。”这个辩护是有道理的——网络上的思想传播和理论斗争本身，确实是话语空间的实践形式，对意识形态的塑造有着真实的影响。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实践”成为唯一的实践形式，如果网络论战完全取代了与真实社会矛盾的接触，那这种“实践”就成了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它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不断循环，却始终无法跨越虚拟与现实的鸿沟。
再次是“批判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的张力。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网络“马列毛派”恰好陷入了这个误区——他们将“批判的武器”(网络论战)当作了“武器的批判”(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本身。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论战没有价值，而是意味着它不能取代其他形式的实践。
第二章：他们在批判什么？
2.1“安托西修”作为一个标签的本质
“安托西修”是网络“马列毛派”的核心批判范畴。从字面上看，它是“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合称与简称。但在实际使用中，这个标签的打击面远比字面意思要广——它几乎可以用来攻击一切不符合其“正统”立场的其他左翼派别、组织和个人。
将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统称为“安托西修”并扣上同一顶帽子，在理论和逻辑上是极不合理的。这三者在理论内核上存在根本的异质性——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权威与国家，与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托洛茨基主义坚持“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与斯大林主义的论战是围绕革命策略展开的“兄弟阋墙”;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标签，其内部就包含了葛兰西、卢卡奇等众多思想家，他们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批判性继承”而非简单的“反对”。将它们强行捏合为一个“派别”，完全无视了他们之间真实的、甚至尖锐的矛盾。
这种统称的逻辑基础，实际上是“凡是与我们不同的，就是一路人”——这与“神左合流”式指控(即认为神神和左派是一伙的)的逻辑一模一样。它们都是一种为简化斗争而进行的粗暴归类：用一顶大帽子把所有异见者打包，从而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来强化“我们”的认同。这种做法回避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传手段，而非学术或理论探讨。
2.2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又称“安那其主义”，是一系列主张废除一切政府与权威的政治哲学。其核心是否定一切权威与国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和国家政权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压迫，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幻想建立一个没有国家、完全平等和绝对自由的社会。在实现路径上，无政府主义反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变革，拒绝政治斗争，反对建立工人政党和任何有组织的纪律约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政府主义有过系统的批判。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指出，无政府主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其“绝对自由”的诉求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网络“马列毛派”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几乎完全依赖这些经典论述。他们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经典无政府主义者的了解，大多来自列宁、恩格斯的转述和批判;他们对当代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后的复杂演变——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学等——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批判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将一个发展了近两百年的思想传统简化为几个“已被经典批判过”的标签，而无视这一传统内部的丰富性和它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形态。批判一个你并不真正了解的对手，与其说是理论斗争，不如说是一种仪式性的姿态。
2.3托洛茨基主义
在“安托西修”三者中，托洛茨基主义受到的批判最为密集、最为激烈，但同时也暴露了最多的问题。网络“马列毛派”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对托洛茨基本人著作的阅读，而是来自于一本特殊的“批判手册”——《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
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50-60年代，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是中苏论战及国际共运内部斗争的产物。它的性质很明确：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汇编，而是一本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批判炮弹”。其编撰逻辑是：先确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动的”这一结论，然后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寻找能证明这一结论的语句，经过筛选、编排、甚至“加工”，最终呈现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一贯反动”的完整证据链。
这本小册子存在严重的学术可信度问题，经过核查，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问题
举一个例子，在《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的第十一章第三部分(P373)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
“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是同官方的解释截然相反的。“斯大林宪法”并没有象官方权威人士厚着脸皮所说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步，恰恰相反，是后退了一步，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资产阶级以前的政制去。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应当表现在国家消亡上面。这种消亡的程度是衡量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的最可靠的尺度。
国家消亡的始点，应当是消灭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但是，事实上新宪法却使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合法化并固定下来。不可能不是这样：特权的增长需要宪兵来保护它。
摘自《第四国际和苏联》(1936年7月)，载于《反对派通报》1937年3月第54—55期第50页。”
这段话的历史叙述就存在很大问题。托洛茨基的文章《第四国际与苏联(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写于1933年10月，而小册子中标注为“1936年7月”，这是严重的史实错误，其中对“斯大林宪法”(苏联1936宪法)的攻击也毫无道理，一篇三年前的文章如何预见并评论未来的宪法?(托洛茨基1936年7月的文章共有三篇，没有任何一篇涉及到斯大林宪法，也没有标题和“第四国际与苏联”相近的，这就排除了翻译问题的可能性;4月倒是有一篇《论苏联的新宪法》，但其中也没提到资产阶级专政)
另外，同名文章《第四国际和苏联》中有这样一段话：
“能不能说，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已经使工人国家取消了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第一站出来反对工人国家显然已经取消的说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方法论立场。无产阶级专政是靠一次政治革命和三年内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的阶级理论和历史经验都同样地证明：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法，也就是不经过拿起武器的大规模的阶级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既然如此，那么，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又怎么能想像呢?”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托洛茨基显然是认同苏联的工人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同时，《第四国际与苏联》一文的主要篇幅，恰恰是在论述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并承认在当时条件下官僚机器的必要性(参见托洛茨基《第四国际与苏联》原文，我懒得贴了)。这意味着，要么是《摘录》的编撰者“创造”了这些引文，要么是后来的使用者进行了二次“加工”。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这些批判所依据的“证据”是虚假的。
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的真实面貌远比这个批判手册所呈现的要复杂。在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中，他的表述是这样的：
关于农民问题：托洛茨基并非否认农民的革命性。他在《在中国和无产阶级中的农民战争》中明确肯定“工人运动和城市运动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广泛联合是可能的”，并强调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警惕其“小资产阶级倾向”。他批判的并非农民运动本身，而是“没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农民运动。
关于“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并非主张“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在《不断革命论》中明确区分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与“动力和前途”，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使其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连民主任务也无法完成。他还指出，列宁也曾在不同时期对俄国革命性质有不同的表述，这是对“不同时期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而非根本矛盾。
关于苏联国家性质：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与苏联》中明确论述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认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并承认在当时条件下官僚机器的必要性。他对苏联官僚集团的批判，是在“工人国家”这一前提下的内部批判，而非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全盘否定。
网络“马列毛派”对托洛茨基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的“不了解”之上，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在与一位“马列毛派”同志的讨论中说明过：“托反选的这一段内容不是原文的直接摘录，也不是对大致意思的概括……我不太确认托反选这个小册子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也不认为从托反选中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内容是恰当的。”遗憾的是，这种基于文本考据的声音，在左派同志中并不占主流。
2.4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学术标签，其涵盖范围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众多思想差异巨大的理论家。将这个标签作为批判对象，本身就存在“靶子不明确”的问题——批判者到底在批判谁?批判的是他们中的哪个人、哪个观点?
然而在网络的批判话语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了一个自带贬义的代号，指代一切“偏离正统”的理论探索。这其中最常被攻击的靶子，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
对葛兰西的攻击主要分为两类：人格攻击和理论攻击。
人格攻击的起点是一份葛兰西在狱中的伙食清单。攻击者抓住清单中“300克面包、700克牛奶、大约200克黄油意面和2个生鸡蛋”的内容，大肆渲染“葛兰西生活腐化”“葛兰西受法西斯政权优待”等谣言。然而，只要稍加核查就会发现：这是“医院提供的食物”，因为葛兰西当时已经病重到无法消化常规监狱食物的地步;他说“即使这些食物很清淡，我也很难消化”;一个连清淡食物都难以消化的人，被说成“大胃袋”，这不是歪曲，而是公然颠倒黑白。关于“一公斤葡萄”的指控同样站不住脚——意大利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葡萄在意大利是常见水果，将丰收季节的常见水果描述为“奢侈品”，只能说明攻击者对基本历史地理常识的无知。
葛兰西的真正死因是什么?历史记录一致表明：他死于长期监禁导致的健康崩溃。1928年6月被判二十年徒刑后，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到1933年，他描述那是“我入狱后过得最糟的一年”。他长期遭受失眠折磨，“好象悬在空中一样，身体失去了平衡，就像患有头晕病或喝醉了酒一样”。1937年4月27日，他在罗马奎西萨纳诊所因脑溢血逝世，年仅46岁。讽刺的是，基于其恶劣健康状况的赦免令在他去世当天被签署。
在理论方面，攻击者最“得意”的论据是：葛兰西1917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反〈资本论〉的革命》——看，他自己都承认“反对《资本论》”!然而，只要读一下这篇文章的全文，就会发现攻击者是在断章取义。葛兰西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总之，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葛兰西的意思很清楚：布尔什维克打破了教条式地阅读《资本论》的刻板公式，而非反对《资本论》本身;他赞美的是布尔什维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非将其当作僵化的圣经。
对“实践哲学”的批判同样基于误读。攻击者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定性为“唯心主义”，认为他用“实践”否定了“物质”的基础地位。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实在既不依靠自身而存在，也不存在于自身之中、为自身存在，而只存在于它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一种历史关系中。”这句被频繁引用以证明其“唯心主义”的论述，恰恰需要放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脉络中来理解。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葛兰西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从客体或直观形式”去理解的旧唯物主义——他批判的是将物质视为脱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而非唯物主义本身。
葛兰西与列宁、毛泽东的深层关联，往往被网络批判者所忽略。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直接继承自列宁在《怎么办?》中关于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阶级的论述;他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与毛泽东《矛盾论》中对“机械唯物论”的批判在方法论上一脉相承;“阵地战”与“农村包围城市”都是对不同历史条件下革命道路的创造性探索。将葛兰西简单地定性为“异端”或“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第三章：他们的思想武器从何而来？
3.1《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一本“批判手册”的个案分析
网络“马列毛派”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时所依赖的核心文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值得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这本小册子的存在和广泛使用，揭示了这个群体的知识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出版于20世纪50至60年代，正值中苏论战及国际共运内部斗争激烈的时期。它的编辑者并非中立的学术机构，而是带着明确的“批判”目标——为驳斥“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异端”提供系统的“弹药”。这与“为理解而阅读”的学术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它不是一部完整的思想史著作，也不是一部客观的文献汇编，而是一部经过有目的筛选和编排的“语录”合集。其编撰逻辑是“主题先行”——先确定了“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动的”这一结论，然后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寻找能支持这一结论的语句。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它剥夺了文本的语境，无视了托洛茨基思想的发展演变，将复杂的思想史压缩为几个可以随意引用的“反动言论”。
这本小册子存在引文不实、时间错乱、断章取义等严重问题。用一篇写于1933年的文章来批判1936年的宪法，这在史学上属于基本的时间线错误;引用在原文中根本找不到的语句来作为“罪证”，这已经超出了“误读”的范畴，进入了“编造”的领域。
然而，这本问题重重的小册子，却在网络“马列毛派”的社群中享有近乎“权威”的地位。许多批判者将其当作可以直接引用的“定论”，而不去核查原文、比对语境。这实际上是用一本服务于政治斗争(甚至不是中国的政治斗争，而是苏联的政治斗争)的小册子，替代了对托洛茨基思想本身的研究——这恰恰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用别人已经准备好的结论，替代自己的阅读和思考。
3.2二手资料的依赖与“同温层”的循环
《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的使用方式，折射出网络“马列毛派”知识生产的更普遍特征：对二手资料的严重依赖和“同温层”内的信息循环。
大量网络批判者并不直接阅读托洛茨基、葛兰西等人的原著。语言障碍是一个客观原因——许多原著没有中文全译本，中文译本难以找到，或者译本质量参差不齐。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网络社群的讨论生态不鼓励“回到文本”。在一个强调“站队”和“表态”的环境中，引用《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比阅读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更高效——前者直接提供了“批判炮弹”，后者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分析。
在封闭的网络社群中，特定的“常识”和“定论”不断被重复和强化，外部的反驳和纠正难以进入。当一个观点在圈子里被反复传播后，它就不再需要被核实——它已经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社区中实际上已经有一部分同志开始进行严谨的考据，但这类声音的影响范围有限，大多数社群成员可能根本看不到它。
在这个圈子里，《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等文本被赋予了近乎“权威”的地位。引用它们无需再核实原文，因为“权威已经证明了它是正确的”。这与他们所批判的“教条主义”在结构上毫无二致——只不过被奉为“权威”的不是圣经或教皇，而是一本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批判手册”。
3.3传播平台的角色：B站、知乎与算法催化
网络“马列毛派”的传播生态，与B站、知乎等平台的特性密切相关。
与传统论坛或博客相比，B站等新媒介具有高黏性、规模化和视觉化的特点。短视频、弹幕、评论区等互动形式，大大降低了理论传播的门槛，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和参与左翼理论的讨论。但与此同时，这些形式也使讨论趋向碎片化和情绪化——一个15秒的短视频无法承载复杂的理论论证，却可以高效地传播一个标签化的批判。
平台的推荐算法倾向于向用户推送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这使得持有相似观点的人不断强化自身立场。当你看了几个“批判托派”的视频后，算法会推荐更多同类内容，形成一个不断自我确认的信息闭环。“信息茧房”效应使得极端观点在圈内不断放大，而外部的不同声音则被自动过滤。
网络左翼社群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梗文化和“圈内黑话”。这些亚文化元素既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也加剧了与外界的隔阂。当一种理论讨论变成了一套只有圈内人才能理解的“黑话”，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严肃思考到身份表演的异化。
第四章：他们在历史上像谁？
4.1宗教史上的“正统vs异端”模式
网络“马列毛派”的行为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孤例。宗教史上反复出现的“正统vs异端”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比较参照。
早期基督教在确立正统教义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异端”斗争。主张耶稣只有人性的“伊便尼派”、主张神人二性分离的“二性二位论者”、主张知识救赎的“诺斯替主义”等，都被宣布为“异端”并遭到排斥。这场斗争的实质，并非单纯的教义辨析，而是一场围绕“谁有权定义基督教”的权力争夺。胜出的派别将其教义确立为“正统”，将失败者命名为“异端”，并以此确立自身的权威地位。
伊斯兰教早期的历史同样充满了此类斗争。哈瓦利吉派以“轻易妄断他人为异教徒”的极端思想著称，他们将任何犯有大罪甚至小罪的穆斯林都宣布为“异教徒”，认为必须被消灭。塔哈维学派则通过撰写系统的信条，明确“驳斥其它教派、学派的‘异端邪说’”，为“正统”划定清晰的边界。
这些历史上的“正统vs异端”斗争，共享一种核心机制：通过界定“我们不是谁”来定义“我们是谁”。 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所排斥的“他者”所塑造的。网络“马列毛派”通过持续批判“安托西修”来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其逻辑与宗教史上的“异端审判”如出一辙。
4.2国际共运史上的宗派与教条
进入近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同样充满了围绕“正统”展开的内部斗争。
马克思本人在领导第一国际期间，就曾与各种“宗派”和“浅薄尝试”进行过“不断的斗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等，都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但马克思的批判是基于理论分析和策略考量的严肃学术工作——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派，都是通过系统的理论论证来完成的。这与网络“马列毛派”的“扣帽子”式批判，在方法论上有着质的区别。
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与考茨基、卢森堡等“正统派”之间，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展开了激烈论战。这场论战涉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革命策略的选择、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理论深度和严肃性值得尊重。即便站在列宁的立场上认为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者”，也不能否认这场论战是严肃的理论对话而非简单的派系攻击。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深刻塑造了后世对托洛茨基的认知。在胜利一方——斯大林主导的历史叙事中，托洛茨基被定性为“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的间谍”。这种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斗争的立场，而非对托洛茨基思想的客观分析。网络“马列毛派”对托洛茨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这种政治斗争式的叙事，而未能将其作为需要被认真理解的思想体系来对待。
4.3中国革命史上的教条主义批判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本人曾对类似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这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参照——今天网络“马列毛派”的行为模式，恰恰落入了他们所尊崇的领袖曾批判过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窠臼。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严厉批判了王明等人“自称是‘国际路线’”的教条主义。王明等人照搬马列词句和外国经验，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指出，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做法是“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批评教条主义者“只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
同样地，毛泽东将宗派主义视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指出，宗派主义“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使党脱离群众”，是必须被整顿的“党风”问题。他要求全党“反对宗派主义”，因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
今天网络“马列毛派”高举“马列毛”的旗帜，声称要“保卫”这一思想传统的纯洁性。然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将理论简化为不容讨论的教条、将异见者先验地划为“异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地机械套用公式——恰恰是毛泽东一生所反对的。他们以“反修”之名行教条之实，在“保卫马列毛”的口号下偏离了马列毛最核心的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理论联系实际”。
4.4一个大胆的比较：保皇派
将网络“马列毛派”与文革中的“保皇派”进行比较，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议题。二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权力结构、运动性质都有根本差异。然而，在“结构性的行为模式”层面，二者确实存在值得深思的相似性。
在文革语境下，“保皇派”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标签，主要指那些在运动中倾向于保护原有党政干部、维护现有体制的群众组织或个人。他们的人员构成通常是党员、干部及管理人员，其行为特征是以“批判”为名，实则保护党政干部及现有体制，与主张彻底打倒当权派的“造反派”形成尖锐对立。其立场实质是“保守”——维护现有权力结构和运行秩序。
网络“马列毛派”与历史上的“保皇派”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体现在：
第一是维护“正统”权威。历史上的“保皇派”维护的是现实的党政干部和体制;网络“马列毛派”维护的是他们心目中的“正统”理论权威(即他们理解的“马列毛主义”)。二者都是“已有秩序”的维护者——只不过前者维护的是政治秩序，后者维护的是理论秩序。
第二是以“批判”之名行“保护”之实。历史上的“保皇派”以批判为名保护干部;网络“马列毛派”以激烈的“理论批判”为名，实际上是在保护一种不容置疑的教条式意识形态，拒绝对其进行任何发展性或批判性的思考。
第三是对“破坏性”力量的排斥。历史上的“保皇派”反对“造反派”对现有秩序的颠覆;网络“马列毛派”排斥任何可能解构其“正统”地位的新思想、新理论，视之为必须清除的“异端”。
当然，不能否认二者也存在根本的差异：
历史上的“保皇派”是在真实的国家权力结构中运作的;网络“马列毛派”则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权力的网络社群，其“保守”行为缺乏现实权力基础，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身份表演。
历史上的“保皇派”维护的是具体的“人”和“权力”;网络“马列毛派”维护的是抽象的“理论纯洁性”和“话语权”。
从这个角度看，网络“马列毛派”更像是一种 “符号化的保皇派” ——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里，试图通过捍卫一个高度中心化的“理论正统”，来获得一种虚幻的优越感和归属感。
第五章：他们为什么出现？
5.1社会经济基础：结构性矛盾与个体困境
网络“马列毛派”的出现，首先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逐渐显现，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仍在消化中。与此同时，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就业压力等问题持续存在，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生存体验。面对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为这些不满情绪提供了现成的思想武器和表达方式。
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工会、单位、社区等集体组织形式被削弱，个体的社会联结日益松散。许多年轻人在现实中感到孤立、无力和迷茫，迫切需要在虚拟空间寻找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网络左翼社群恰好提供了这种归属感——在这里，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革命大家庭”的成员。
接受过一定理论教育的年轻人，面对现实中的不公和矛盾，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冲动。然而，他们缺乏改变世界的现实路径——既没有成熟的政治组织可以加入，也没有安全的线下活动可以参与。网络论战成为他们唯一可触及的“斗争”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网络“马列毛派”的出现，是理想主义在缺乏出口时的应激反应。
5.2技术催化：平台逻辑与圈层极化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平台经济的崛起，为这一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
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思想传播和意识形态交锋的关键阵地。对于缺乏线下组织资源的左翼青年而言，网络几乎是他们唯一可及的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发表观点、组织讨论、传播理论、批判对手——所有传统上需要通过集会、报刊、政党才能完成的政治活动，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
相比传统论坛，B站等新媒介具有高黏性、规模化和视觉化的特点。短视频、弹幕、评论区等互动形式大大加速了左翼理论的传播速度。但同时，这些形式也使理论内容趋向碎片化和情绪化。在关于葛兰西的讨论中，即使有些人反对攻击葛兰西，进行了严肃的探讨，他们还是会来一句“考虑到割裂葛兰西和列宁—斯大林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贯行径，对于这些抹黑葛兰西的人我们高度怀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反串”。对此我只能说：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无理的指责，建议这群人滚回去好好反思反思最早提出所谓“安托西修”的是谁，把“苏马”和“西马”割裂开来的又是谁，把自己阵营的问题说成是别人“反串”毫无益处，不要倾倒垃圾!
平台推荐算法使持有相似观点的人不断强化自身立场。“信息茧房”效应使得特定观点在圈内被反复确认和放大，而外部的不同声音则被自动过滤。当一个群体长期生活在“所有人都同意我们”的信息环境中，其观点的极端化和对异见的零容忍就会自然加剧。
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使得理论准备不足但情绪高涨的用户大量涌入。这在扩大左翼影响力的同时，也拉低了讨论的质量和严谨性。一个只读过几篇批判文章、从未读过托洛茨基原著的人，也可以积极参与对“托派”的围猎。这种“人人都是批判者”的参与模式，进一步强化了群体行为的情绪化和标签化特征。
5.3历史遗产：记忆、叙事与思潮
网络“马列毛派”的话语和行为模式，也与特定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了围绕“正统”展开的路线斗争——斯大林vs托洛茨基、中苏分裂、各国“毛主义”党的诞生等。这些历史斗争为当代的宗派主义提供了现成的“剧本”和“话语武器”。“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概念，都是在这些历史斗争中被反复使用的批判工具。
有观察者认为，文革时期的一些斗争方式——如“大辩论”、“大字报”甚至“武斗”等——在网络左翼的话语实践中留下了痕迹。对特定时代的复杂情感——对“纯洁性”的追求、对“背叛”的敏感、对“异端”的零容忍——构成了其心理动力的一部分。
近年来，西方“普世价值”等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退潮，为左翼理论的复兴提供了空间。同时，全球毛主义运动的“反殖民”“反帝”叙事也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为某些网络群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5.4微观心理：理想、身份与困境
在网络“马列毛派”群体的微观层面，个体的心理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个群体中，许多参与者是怀着改变世界的美好愿望加入的。他们不满于现实中的不公，渴望通过某种方式参与改变。但在现实中，他们缺乏身份和位置——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尚未成为专业知识分子，却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叙事中占据了一个想象的位置。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使他们迫切需要在某种认同中获得确定感。
对于许多年轻的左翼爱好者而言，参与网络论战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做的“政治参与”。由于年龄、经济条件、社会关系、安全考量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他们无法像曾经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那样定期深入工厂、了解工人阶级状况。将他们的活动完全否定为“脱离实际”，可能是一种苛责。对他们而言，网络论战是在有限条件下的有限努力——尽管这种努力的效果和局限都值得反思。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简单而明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确定性和安全感。“我们是正统，他们是异端”的二元叙事，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理论分歧简化为黑白分明的道德判断。这种简化不仅降低了认知负荷，也提供了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我们是清醒的少数，是真正革命的先锋”。这种心理需求，是理解其行为模式的重要维度。
第六章：这带来了什么危害？
6.1理论危害
网络“马列毛派”的第一个危害，发生在理论层面。
他们将马列毛主义简化为一套不容讨论的结论，而非需要被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反修”的大旗下，任何新的理论探索都可能被指控为“背离正统”。其结果，是理论活动的全面“内卷”——批判者不再致力于发展新理论、回应新问题，而是不断缩小“正统”的范围，将更多的人和观点排除在外。这种“净化”式的理论工作，扼杀了左翼理论面向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如数字平台、生态危机、全球供应链重组等)进行创新的能力。
断章取义、脱离语境的批判方式，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的伤害。在这种方式中，托洛茨基被简化为“不断革命论”的标签，葛兰西被简化为“唯心主义者”的标签，丰富的思想史由此被压缩为干瘪的“正统vs异端”叙事。这不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将其变成一座封闭的、不可触碰的博物馆。
“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等本是需要严谨分析的理论范畴。但当它们被当作随手可扔的帽子、被随意扣在任何人头上时，这些概念本身就失去了分析力。这是一种“概念的通货膨胀”——越多的东西被叫做“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这个词就越没有意义。
6.2团结危害
网络“马列毛派”的第二个危害，发生在左翼团结的层面。
他们将本可以在诸多现实议题上合作的派别先验地划为“异端”，主动放弃了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在一个本就分散和弱小的左翼生态中，这种分裂是致命的。一篇网络文章对此的表述毫不掩饰：“马列毛主义者坚决反对与机会主义路线做任何的调和，界限不清的结果就是革命路线被歪曲葬送。”这种“不调和”的姿态，实际上是将“统一战线”这一经典策略完全抛弃了。
持续的“反修”审查也迫使左翼青年将精力耗费在“站队”和“自证清白”上。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朝向外部——分析社会矛盾、参与现实斗争——而是朝向内部——谁是真正的同志，谁是潜伏的异端。这是一种左翼运动活力的内部消耗，将其从“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转化为“谁更正统”的身份竞赛。
这种充满攻击性、教条化、脱离实际的网络行为，使得“左翼”在公众眼中成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标签。当一个普通的网络用户看到一群人在激烈争论“托洛茨基是否否认农民的革命性”而完全无视现实中的工资、房价、环境污染时，他们对“左翼”的印象是什么呢?这种公共形象的损害，阻碍了左翼思想在社会中的正常传播。
6.3实践危害
网络“马列毛派”的第三个危害，发生在实践的层面。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网络“马列毛派”恰好陷入了这个误区——他们将“批判的武器”(网络论战)当作了“武器的批判”(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本身。无论“反修”多么激烈，如果不能转化为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有效分析和干预，就只是一场“赛博角色扮演”。
他们用“理论斗争本身就是实践”的论点来为网络活动辩护，但这种“实践”恰恰是脱离了真实生产关系的、悬浮在空中的自我指涉。正如有批评者指出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体，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式的争论，若是与人民群众没有关系，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没有关系，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实践”成了一个可以在电脑前完成的动作，它实际上已经和“实践”本来的含义——改变物质世界的感性活动——背道而驰了。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批评了那些不顾各国具体条件、机械套用俄国经验的“左派”教条主义者。网络“马列毛派”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左派幼稚病”在数字时代的再现。他们不顾当代中国的具体条件，不顾左翼运动的现实处境，只是机械地套用“反修”的公式，将所有不同意见都归结为“修正主义”。这种态度，与列宁所批评的“左派”教条主义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第七章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教训与反思
7.1关于理论学习的教训：教条主义的自我警惕
网络“马列毛派”现象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教训，关涉理论学习的正确方式。
这个群体以“反修”为旗帜，却落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将经典著作当作可以任意剪裁的“语录库”，而非需要被理解和发展的科学。他们从《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中截取只言片语作为“证据”，却从不思考这本小册子本身的可靠性;他们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某些论述，却忽略了这些论述的历史语境和具体指向。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捍卫马列毛之名，行教条主义之实。
真正的理论学习，是回到历史语境、通读原著全文、理解思想的发展脉络。依赖二手资料和“批判手册”，只会导致误解的无限循环。如果你想批判托洛茨基，你至少应该读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等文章;如果你想批判葛兰西，你至少应该读过《狱中札记》。这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这是任何严肃的理论讨论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非“必须机械照搬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多次强调，经济因素是“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而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教条主义“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将理论僵化为不容讨论的教条，恰恰是对他们最大的背叛。
7.2关于实践观的教训：有限条件下的可能性与局限
网络“马列毛派”现象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关涉“实践”的理解。
“讨论政治也是一种实践”——这个论点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话语空间的斗争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一个维度，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论争对现实有着真实的影响。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另一种片面性。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实践”成为唯一的形式，当网络论战完全取代了与真实社会矛盾的接触时，这种“实践”就成了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它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不断循环，却始终无法跨越虚拟与现实的鸿沟。
同时，要考虑到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像北大马会那样定期深入工厂、了解工人阶级状况。批评“脱离实践”时，应当考虑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年龄、经济条件、社会关系、安全考量等因素，都可能限制一个人参与线下实践的能力。对于一个住在三线城市、没有社会关系、经济拮据的大学生而言，在网络上讨论政治可能已经是他在当前条件下所能做的全部。批评应当是“你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做得更好”，而非“因为你做不到完美所以你是错的”。
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左翼爱好者而言，学习理论、参与讨论、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左翼价值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注和参与身边的公共事务——这些已经是在有限条件下可做的努力。批评应当尊重这种“有限条件下的努力”，同时引导其向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而非以“不彻底”为由全盘否定。
7.3关于团结的教训：在差异中寻求联合的可能性
网络“马列毛派”现象留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关涉左翼团结的问题。
左翼的团结不是取消差异和分歧，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在共同关切的具体议题上寻求联合行动的可能，同时在这种联合中充分地交换意见，探讨理论，促成理论水平的普遍增长。历史上，左翼运动正是因为内部路线分歧而屡屡分裂、削弱。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之所以批评“左派”教条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妥协”姿态切断了与更广泛力量的联合可能。将“异端”的标签贴在任何人身上，都意味着放弃了对话和联合的努力。
阳和平指出，左派分裂的根源之一是“未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混淆内部路线斗争与敌我矛盾”。将理论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是宗派主义的核心特征。如果托洛茨基只是理论上有错误，那他是同志内部的异见者，需要的是批评和教育，而非“坚决清除”。如果一个人只是不认同你的某个观点，你就把他打成“修正主义者”，这恰恰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将精力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审判游戏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公正”的具体实践中，或许是对左翼事业本身最真诚的负责。与其在网络上争论“托洛茨基是否否认农民的革命性”，不如去了解当代农民工的真实处境;与其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唯心主义”，不如思考文化理论在分析当代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前者是内耗，后者是建设。
7.4关于自我反思的教训：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
网络“马列毛派”现象留给我们的第四个教训，关乎自我反思的重要性。
这个群体最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他们所批判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脱离实际”，恰恰在他们自身的行为模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们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自己变成了教条主义，在批判宗派主义时自己陷入了宗派主义，在批判“脱离群众”时自己与群众最为隔绝。这种“批判他人时所使用的标准，恰恰适用于自身”的现象，是最值得深思的。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共产党人要有“自我批评”的勇气，要“经常地检讨工作”。任何自称继承“马列毛”传统的群体，都应当以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审视自身的行为模式。我批判“托派”的方式，是否与我所批判的教条主义相似?我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否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我将“安托西修”统称为一伙，是否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不反思自身行为模式的群体，注定会重复历史的错误。当我们用宗教史上的“异端审判”、国际共运史上的宗派斗争、文革中的“保皇派”等历史参照来理解这个群体时，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像谁”，而是“我们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教条主义的“纯洁性”追求，最终带来的往往是运动的僵化、分裂和失败。如果不能从这些历史中吸取教训，左翼运动就只能在“不断寻找新的异端”的循环中消耗自己。
结语：为了什么而运动？
在结束了以上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左翼运动究竟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还是为了“让世界更公正”?
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网络“马列毛派”的行为模式可以说是“成功”的——他们确实通过持续批判异端，在虚拟社群中获得了身份认同、群体归属感和道德优越感。他们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他们知道自己站在“正统”的一边，他们在无数次的“反修”论战中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自己的正确性。
但如果答案是后者——如果左翼运动的终极目的是改变世界——那么这种模式就是一个死胡同。它将左翼运动的全部活力消耗在内部话语权的争夺上，使其无法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当一群年轻人把他们的全部政治精力投入到“谁是真正的马列毛派”的审判游戏中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改变世界的真实努力。
本文的批评应当被视为左翼同志内部的批评。我们理解这个群体中许多人的真诚和他们的条件局限，也承认网络论战作为一种有限实践的价值。批评的意义在于指出问题，而非否定一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的目的是帮助同志认识到问题，从而更好地前进。
走出这个困境的方向或许是：
将“谁是正统”的审判，转化为“如何改变现实”的探索，不再纠缠于谁更“正宗”，而是追问：什么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什么行动能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网络的讨论与线下的观察、学习、思考结合起来。哪怕只是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了解打工人的真实处境——这些“微小”的实践，也比永远停留在虚拟空间的“坐而论道”更有价值。以开放和谦逊的态度对待理论分歧，承认自身的局限，尊重他人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活的思想体系，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回应新的历史问题，而非在封闭的圈子里自我确证。
我们期待的不是网络“马列毛派”这个群体的“消失”，而是它的“成长”——从教条走向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内耗走向联合，从虚拟走向真实。这或许是对那些真诚追求共产主义的左派年轻同志们，最负责任的期待。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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