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Chainmunity|链合体
五月过后，革命预言落空。法国工人对消费与私人生活的关切远甚于对工厂控制权的兴趣。罢工浪潮过后，雇主在国家支持下迅速恢复了对工厂的支配，工会影响力不升反降。制度改革的成效有限。戴高乐推动的“参与制”因雇主与工会的双重抵制而流产，戴高乐本人也因此辞职。大学改革相对成功，但远未实现激进学生期望的彻底变革。然而，若仅将本书读作一篇“祛魅”之作，便失之偏颇。本书作者同样敏锐地指出，五月在政治上的无效，并不妨碍它在文化与个人生命层面留下持久的印记。那个拒绝复工的女工、那场宿舍自治的实验、那些关于“不要为了谋生而耗尽生命”的口号，已然成为一种超越具体政治后果的象征资源，持续滋养着后世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这场风暴后的记忆，也像一面镜子——每一代人都在其中照见自己的渴望与哀悼，社会与政治趋势的连续性在这种记忆中不断浮出水面。
接上文——想象的革命：第五章 秩序的奇观(下)
结论：一个寻常的，抑或被神话的五月？
五月与六月过后，各色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仍相信，鼓动将延续下去，工人阶级正走在通往革命的道路上。¹激进的人们自信于自身的能动性，又得到青年人口膨胀的支撑，对未来满怀希望。如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道，他们感到道德与历史都站在自己一边。革命的艺术家们以招贴画表达了这一情绪，诸如「五月68：一场漫长斗争的开端」。1968年末出版的几本书以《这只是一个开始》(ItIsOnlyaBeginning)为题。另一卷《走向内战》(Verslaguerrecivile)宣告，暴力的阶级战争将于1970年或1972年爆发。²对法共(PCF)与法国总工会(CGT)的工会领袖而言，1968年的反抗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开端，代表着广大工人群众与垄断集团之间的初次对峙。³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的某些官员将五月视为直接行动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重生。⁴统一社会党(PSU)的活动分子认为，对工人自治的要求——他们视之为罢工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方面——将成长、发展下去。他们预言，1968年的事件将开启工人、农民与学生缓慢夺取权力的进程。⁵6月24日，统一社会党领袖米歇尔·罗卡尔(MichelRocard)在电台上宣称「革命是可能的」。⁶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分子期望进步的基督徒已准备好与工人联合，去缔造一个激进的社会民主。某些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可与1788年相比拟的时代。⁷无论其革命预言的准确与否，基督徒(天主教与新教皆然)对运动的参与表明，长期的宗教分裂——它在法兰西共和史的大半时间里曾将教权派与反教权派隔开——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1960年代的发展所超越。
这些关于革命的预言显然是错误的。「新工人阶级」被证明更接近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Goldthorpe)与洛克伍德(Lockwood)所描述的那个群体，而非法国社会学家塞尔日·马莱(SergeMallet)所想象的那一个。⁸戈德索普与洛克伍德笔下的工人对自己的工作、工会与政党持一种工具性的态度。⁹他们对消费比对自治更感兴趣，对私人生活比对共同体式的生存更关切——其中最有活力的人往往想脱离这个阶级。作为一条退路，父母鼓励儿女进入大学，而1968年之后他们这么做的数量大得多，这意味着成为一名工人愈发与学业失败联系在一起。¹⁰
图15：「五月68：一场漫长斗争的开端」(May68:TheBeginningofaLongStruggle)
阶级团结的衰退使雇主得以发动一场反攻。罢工浪潮过后，法国的管理层在一个强大国家的协助下，迅速重获其在工厂中的支配地位。于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很可能只是稍稍改变了在车间与办公室里占统治地位的威权氛围。¹¹相比之下，1968年之后的意大利——在那里，工人与雇主都对一个孱弱而无能的国家抱以轻蔑——工薪阶层继续着他们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¹²的确，「法国的生产力在五月之后的强劲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企业内部的深刻重组，这种重组加剧了工人的流动性、强化了劳动节奏，而这些恰恰是意大利工会正在谈判与挑战的过程。」¹³换言之，法国的工头再次成为「看守」，试图加快生产速度。¹⁴相比之下，意大利工人利用既有的工会或独立的基层群众组织，对工头的权威、对将薪酬与生产率挂钩的做法、对工作的时间与空间，开展了成功的斗争。据一个代表了1969年北意大利非熟练无产阶级的著名虚构人物所言，幸福意味着更少的劳动换取更多的报酬。¹⁵在1968年之后紧接着的那几年里，意大利的雇主既不能降低工资，也不能解雇桀骜不驯的工人。¹⁶
在法国，因格勒内勒协议(Grenelleagreement)而生的短暂社团主义(corporatism)瓦解了，管理层在六月刚过的那段时期迅速行动，以限制激进分子——无论工会的抑或左翼激进派(gauchiste)的——的影响力，其办法是恢复监工对激进活动分子与普通成员双方的权威。¹⁷1968年8月，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报告了其数十名代表被解职。¹⁸尽管与1967年和1966年相比，1969年与1970年的罢工次数有所增加，但损失的工作日数与罢工人数却显著下降。¹⁹工会试图使五月之后的罢工相对无痛的种种努力未能成功，它们未能赢得迫使雇主补偿工人所损失时间的协议，也未能废除那些奖励不参与停工者的「反罢工奖金」。关于劳动的斗争持续着，但老板们有效地打击了怠工。²⁰在国家支持下，他们挑战了工人阶级顺手牵羊的惯例。例如，在一家工厂发生一桩重大工资盗窃案之后，警方决定搜查所有的工资劳动者。²¹他们没有找到失窃的工资，反而找到了从公司里偷来的零件。显然，在这家每年丢失1,000条绑带的企业里，偷窃是普遍的做法。一个被抓住的不幸工人被要求辞职，但一场重要的声援罢工为捍卫他而爆发。
塞居伊(Séguy)承认，五月之后加入法国总工会(CGT)的新成员「对工团主义只有最粗浅的认识。……教育他们是一项艰巨的工作。」²²工会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或「吸引力」去留住许多新近入会者。²³法国总工会的年轻化，几乎无助于扭转法国重工业(包括冶金业)的长期衰退，也几乎无助于扭转法国共产党(PCF)本身的最终衰败。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仍致力于工人自治，但1968年冶金工人与其他工资劳动者对工人控制缺乏兴趣，预示了它在1970年代与1980年代逐步的意识形态衰落。对涨薪与更少工时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1968年之前与之后的罢工者。尽管有些人——如马莱(Mallet)——坚持强调这些罢工及其要求的原创性与创新性，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在五月之前与之后始终存在。²⁴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人自治意识形态，也许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即工资劳动者真的想要接管工作场所。那种综合了同时实现个人解放与政治解放之渴望的工人控制观念，最终两头落空。激进左翼的种种全球革命方案，无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毛主义的、卡斯特罗主义的还是情境主义的，遭遇了相似的衰落命运。
把赌注押在青年或学生而非工人身上的人，同样被蒙骗。年轻人在人口上举足轻重、在生物学上充满活力，但「青年」在政治上并非革命的。²⁵行动委员会——青年活动分子曾希望它们成为1968年的苏维埃，其数量在五月底于巴黎地区达到460个——撑到了六月，但随后要么迅速从视野中消失，要么落入小派别(groupuscules)最终令人窒息的掌控之下。²⁶夏天，便衣警察已足够自信，敢于挑战青年抗议者对拉丁区(LatinQuarter)街道的控制。²⁷法国全国学生联盟(UNEF)的努力也没有多少持久力。在最初一段乐观期之后——其间学生活动分子以为，他们可以创设吸引工人的课程，从而躲开暑假的季节性动员消退——「民众大学」在暑假结束时，用警方的话说，得到了对学生来说「令人泄气的结果」。²⁸法国全国学生联盟的激进性及其拒绝参与改良主义方案，并未转化为新成员的涌入。²⁹事实上，法国全国学生联盟的成员从五月1968之前的50,000人，降到1970年的30,000人。它的衰落，是1960年代激进希望瓦解的又一例证。
抗议与镇压的循环，颇为吊诡地常常伴随着改革的尝试。³⁰戴高乐在1968年7月将蓬皮杜免职，表明他们的选举胜利并未消弭彼此的分歧。将军仍相信，总理通过重开索邦、释放被捕者来向学生让步的决定，助长了「传染」向工人扩散，而工人的要求随之把法国经济推到了「极限」。³¹然而六月之后，总统比他的前总理更乐于接受改革，后者与自己党内保守的凡尔赛派(versaillais)走得更近。将军拒绝放弃他关于劳资参与式联合的社会天主教梦想。³²即使在危机最严峻时，据报道戴高乐仍对他的部长们说「改革，可以。混乱，不行。」，引入参与制(「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国改革」)将回应五月危机的「深层原因」。³³选举过后不久，戴高乐任命左翼戴高乐派(gaullistedegauche)勒内·卡皮唐(RenéCapitant)——一个自由市场与蓬皮杜的批评者——为司法部长。五月间，在对不信任案投票之前，卡皮唐已辞去其议员之职，以抗议蓬皮杜的政策。6月17日，这位新司法部长在电台上宣称，倘若国民议会未能制定戴高乐主义的参与制，将军将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将此事直接诉诸人民。卡皮唐描绘了一个和谐的未来，在其中工人将成为股东，并热忱地参与一个企业的管理。
但雇主们对分权反应消极。³⁴资方(patrons)相信，干涉管理层的特权、削弱指挥链，将摧毁经济。「参与制与效率不可分割，而效率必须立足于管理权威。」³⁵即使在危机最严峻时，5月28日工人刚刚拒绝格勒内勒协议，商会便谴责了拟议中的参与制法。据其发言人所言，管理权威应当被加强，而非被质疑。法国中小企业总联合会(CGPME)的莱昂·让让布尔(LéonGingembre)酸溜溜地评论道，「卡皮唐先生所建议的结构性剧变，只会导致经济的毁灭。」³⁶出于不同的理由，工会也拒绝了参与制。法国总工会(CGT)担心，政府的计划会使工人「在自身的被剥削中合作」。³⁷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哀叹政府与雇主缺乏进一步的实际让步。在企业中强推参与制，制造了一个反对该计划的统一工会阵线。与此同时，它为改革者点燃了一场无法取胜的两线战争，后者不得不同时与工会和雇主斗争。
参与制失败的顶点出现在1969年。将军本打算使之成为定于那年四月举行的全民公投的核心，并许诺若选民拒绝之，他便辞职。然而，雇主以及同情雇主的戴高乐派人士的反对，使戴高乐相信，不应将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参与制的受欢迎程度上，于是他决定将参与制排除出全民公投。如同激进左翼与其他不同左翼一样，这位78岁的国家元首不明智地寄望于工人自治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也许只对那些人——如某些学生与干部——有吸引力，他们要么热爱、要么认同自己的工作。参与制的方案被一项改革参议院的计划与一项地方分权方案取代。两者被合在一起，放进4月27日的全民公投，而公投被一个对这些议题鲜有兴趣的选民群体(52.4%投了反对票)否决。将军如其所许诺的那样辞职了。他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GeorgesPompidou)代表着一种更为常规的保守统治形式，这种形式对工作场所民主持续抱有敌意。³⁸
经济活力支撑了保守的控制。从1968年到1974年，法国经济经历了它历史上最伟大的繁荣之一。³⁹五月之后商业信心的气候与需求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因所在。在蓬皮杜及其继任者治下，第五共和国继续推进这股诱人力量的发展。家庭可支配收入从1960年到1974年每年增长7%，此后降到每年近3%。⁴⁰汽车购买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1960年的470万辆到1970年的1,190万辆。1967年只有27%的人用汽车通勤上班，而到了1974年，这一比例是42%。近50%的工人阶级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或公寓。住宅有了更多空间，几乎全都配备了电视、冰箱、吸尘器和洗衣机。
大学改革比参与制进展得更好，因为埃德加·富尔(EdgarFaure)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LawofOrientation)重构了高等教育。五月之后，富尔——第四共和国时期两度出任激进社会党总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富尔在意识形态上接近卡皮唐那样的左翼戴高乐派，但与后者不同，他娴熟地构建了一部法律，使他的改革得以在11月7日之前——距他就任仅四个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议会两院。⁴¹他的法律有多重目标。它推进地方分权、加强各大学的自治，鼓励跨学科的探索与一套核心课程，并支持参与制。系(departments)被命名为教学与研究单位(Unitésd'enseignementetderecherche，UER)的新行政单位取代，这些单位的组织倾向于稀释教授个人的权威。⁴²该法确立了一些程序，使不仅教师、而且学生与职员都能参与各委员会的选举。在改革实施之前，法国校园里已有选举，但资深教授曾主导着它们。他们遴选即将入职的低级同事，并选定院长。低级教授与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富尔改革规定，每一个群体——资深教授、低级教授、职员与学生——都可以选举代表进入大学评议会。学生参与的先例在解放之后不久即已确立，但这一权利，似乎已陷于废止。从长远看，同样的命运等待着富尔改革，即使某些进步的变化确实留存了下来。⁴³学生获得了对等参与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纳入了大学的决策。⁴⁴若干学科(包括美术)学生中的骚动，导致了对研究与跨学科训练的更大重视。⁴⁵巴黎万塞讷(Vincennes)的实验大学，若没有1968年的革命—改革循环，也许根本不会被建立起来。
从短期看，富尔对选举的建立与选举权的扩大，俘获了见多识广的公众舆论。⁴⁶如同在美国，改良主义者即使在最激进的校园里也占数量上的多数。⁴⁷民调显示，65%的学生希望参与大学的治理。1968年9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54%的学生希望改革大学，31%主要关心通过考试，只有12%想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⁴⁸鉴于巴黎的160,000名学生，19,000人可被归为革命者，50,000人可被归为漠不关心或麻木者，86,400人可被归为改革者。五月事件曾激励了后者中的许多人行动起来。52%(83,200人)说他们参与过这场运动。⁴⁹参与因学科不同而差异巨大。37%的艺术学生与67%的人文学科学生声称自己曾投身其中。因此，考试问题在1968年秋天仍制造着分裂，便不足为奇了。警方观察到，「在不同的学科里，考试正在正常进行。极左的活动分子，因害怕若建议抵制便会被几乎所有学生否认，便没有这么做。」⁵⁰尽管热斯马尔(Geismar)、索瓦若(Sauvageot)及其组织已拒绝与政府谈判，法国全国学生联盟(UNEF)却采取了警方所谓的审慎立场，让基层来决定考试之事。⁵¹为了抗议选拔，少数学生继续抵制考试，并希望由自己给自己打分。⁵²
五月之后的改革具有一个不那么民主的、非选举的一面。它们要求院长(1971年后称大学校长)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做主。这意味着，学生的辅助服务——如宿舍、餐厅、图书馆与体育设施，它们在巴黎有着各自独立的行政——如今将置于，例如，楠泰尔官员的权威之下。大学的行政管理被统一化与理性化了。例如，楠泰尔的院长此前并不直接控制那些宿舍楼，学生们曾于1967年与1968年在其中抗议性别隔离。相反，巴黎的大学区长官与负责管理大学宿舍的机构(大学与学校事务地区中心，CROUS)掌管着宿舍。若干官员曾分担着把警察叫进校园以驱逐占领者或制止示威者的职责。1970年，院长或校长被授予在全校维持秩序的专有权，包括其宿舍、餐厅与体育设施。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召唤警察。楠泰尔的新校长勒内·雷蒙(RenéRémond)欢迎其职位权力的加强。他声称，这保护他免于宿舍主管或其他官员的轻率动议，从而鼓励了大学的正常化。
五月—六月的骚动过后，巴黎的宿舍管理部门曾希望清理楠泰尔的乱局，办法是关闭其大部分宿舍，并将住户限制为运动员、未来的公务员(fonctionnaires)与二十一岁以下的女性：⁵³「为了抗议那一政策，9月4日，一群忿激派(enragés)占领了其中一栋楼，尽管(在录取上)更加包容的决定在前一天已经作出。」⁵⁴学生抗议有效地保障了大学宿舍与餐厅中放宽了的录取政策。甚至非学生也受益于餐食的降价。1968年11月6日的一份部长备忘录使探访自由正式化，而这一自由自1968年春天起已在事实上存在，尽管这与部长的意愿相违。擅自占住(squatting)(即一个合法的租户未经授权收留他人)与这一自由并存。擅自占住对校园和平与秩序而言最危险的方式，是收留那些已被逐出宿舍的活动分子。如同工人的顺手牵羊，擅自占住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制止。劫掠亦然，而一些年轻人以砸毁电话亭来发泄愤怒。另一些人攻击右翼或中间派学生，并继续把院长辱骂为法西斯。⁵⁵有人提议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关闭社会学系，并把该专业的学生排除出宿舍，但当局觉得他们无法为这种歧视辩护。他们也无法通过对各个房间的夜间检查来制止擅自占住，因为学生会认为这一程序专断而独裁。此外，执行这种检查的检查员冒着人身攻击的风险。官员们担心，这种攻击会招致那种适得其反的警察干预，而它已于1967年在楠泰尔、1965年在安东尼(Antony)发生过。当局的结论是，安东尼与楠泰尔新近任命的宿舍主管的「自由主义」，在安抚宿舍、孤立最暴烈的忿激派上颇为有效。⁵⁶教育部长决定暂停对探访权的限制，以便与学生建立一种「对话」。官员们知道，任何管控——无论由守夜人还是警察——都会毁掉这种赢得学生信任的努力。为避免激起抗议，他们甚至推迟了房租上涨。同样地，中学(lycées)里的罢课促成了学生与教师关系上一场真实而持久的变化，教师们在教学与性问题上变得更加宽容。⁵⁷那些强调五月之后镇压之重要性的人，忽视了宽容的长期增长的重要性。⁵⁸他们也忽视了当局与抗议的学生、工人在大学、工厂与街头展开合作的许多事例。这种有来有往——正如已看到的，它甚至在五月最暴烈的事件中也曾发生——也许有助于使法国免于那种在德国与意大利都爆发过的1968年之后的恐怖主义。
五月之后的改革，在一间宿舍里激发了一场自治的尝试。⁵⁹一栋有三百个房间的宿舍被指定用于一个为期三个月、可续期的「实验」，将容纳各年龄的男女志愿者。住户们将自己管理这栋楼，并行使行政与财务控制。宿舍官员与学生代表将决定录取。擅自占住将被严格禁止，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住户委员会将被建立起来，以裁断违纪与开除事宜。在另外三栋传统的非自治的宿舍里，放宽的探访权被设想了出来。楠泰尔的宿舍主管断言，学生在个人自由领域取得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教育部至少坚持到七月，但随后在八月向那三栋宿舍作出让步，予以放宽。⁶⁰父母不同意受控自由政策的未成年女性，将被安排到巴黎地区的其他宿舍楼群。
现有史料并未表明这场宿舍自治实验的结果，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漫长的1960年代，个人自由在法国与其他国家都扩张了。⁶¹五月事件并未开启风俗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而是继续强化着那些在法国社会中至少已存在十年的文化与社会趋势。由于牢牢掌控着国家，政府得以容忍学生抗议与生活方式。掌权中的戴高乐主义，很难说是一个不断试图强加过时道德秩序的僵硬的旧制度。第五共和国初期的法国，不是一个封闭或停滞的社会。这个政权的所谓波拿巴主义的、威权主义的、家长式的官僚体制，在危机期间被证明出人意料地富有弹性。
法国的行政部门，以及欧洲与美洲其他民主国家的行政部门，都参与了宽容的扩张。1960年代宽容的不断胜利，使当局在安东尼与楠泰尔的某些纪律行动，如今回想起来令人费解。同样地，在美国，当巴纳德学院(BarnardCollege)的一名大二女生于1968年公开宣布她正与男友(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College)的一名大三学生)同居时，一场轩然大波爆发了。⁶²她成了数十篇报纸文章的主题，并被威胁从巴纳德开除。这一事件如今看来，如同警察闯入巴黎地区宿舍一样，几乎令人难以理解。然而，相当一部分舆论反对惩罚这名女性，显示出对同居日益增长的接受。在法国与美国，对财产的攻击——而非对道德的攻击——招致了对宽容之增长最实质性的限制。
同情五月的媒体操盘手们(spinmeisters)，为这些事件提供了一幅大体正面的图景。⁶³对这种对1968年的温柔执念，一个流行的解释是，这场运动的老兵如今占据着媒体与其他官僚机构中的关键职位。如同任何其他群体的老战士，他们希望美化自己的战斗经历。他们倾向于夸大自己所参与的那场社会运动的力量，并把它看作与过去的一次创造性决裂。一个世代持续地向它的后辈与前辈为自己辩护。⁶⁴这些来自中产阶级的老兵已经表明，他们远比那些发动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罢工浪潮的工人，更善于俘获社会的想象。引发这些事件的六八一代，继续再造着他们自己的形象。这个年龄群体希望自己与他人承认其活动的撼动世界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对1968年被感知的重要性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虽然情况可能是，自我辩护驱动着某些记者与编辑，但五月纪念活动的频繁与流行表明，对这些事件的兴趣远比其老兵（ancienscombattants）要广泛、宽广得多。报纸、杂志、电影与电视需要受众，而媒体大亨们若觉得公众不会买账，便不可能持续不断地重新贩卖五月。此外，世代或群体的凝聚，不仅因为共同的经历，也通过集体的想象，或通过那种利用历史去发明一种集体身份的能力。⁶⁵一项民调证明了这一点，对于1979年时18至29岁的人来说，五月成了「一套新价值体系的开端」，以及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1979年时30至34岁的人则认为1968年相对无足轻重。换言之，一个参与五月的可能性小得多的一代(其最年幼者在1968年才七岁)，认为这些事件比其年长的兄弟姐妹们所认为的更为重大。显然，公众继续相信，1968年是「法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事件」。⁶⁶
关于五月记忆，有意义的也许不是那些攀上体制内仕途阶梯的老兵的自我辩护，而是五月如何持续地把自己与青年联系在一起。把五月解释为一场青年造反，在历史上是不精确的，尤其是在工人罢工方面——在那里，年轻的工薪阶层常常被错误地视为催化剂。尽管如此，它已被广泛接受。五月之后，新的世代仍为1968年遗留下来的那种强大却终究不稳定的享乐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混合物所着迷。当没有一场强大的社会运动时——如同在1968年的第十、二十、二十五与三十周年——即便那一年被净化的记忆，也许也能充当一种替代物，以及一个提醒，民众的不安可能在意想不到时爆发，正如它在1986年与1995年的法国所发生的那样。今日的反全球化抗议，其根源在于1968年反抗中所见的那种反帝国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结合。对五月事件及其遗产的兴趣，提醒着革命传统对法国想象的牢牢掌控。大革命的伟大年份——1789、1792、1794——被构想为与过去的一次彻底决裂，而过去遂以旧制度之名为人所知。如我们所知，1792在新历法中被记作元年。革命所产生的政治、立法与社会变革，激励它开启一种新的纪年。1968年的「革命」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一种被官方承认的白板(tabularasa)，但其许多参与者与追随者，仍保留着那种界定革命传统的从头开始之感。既然1968年的起义者从未接近过夺取国家，他们对决裂的感知，便永远无法采取它在1789年所采取的那种政治形式。相反，他们把元年想象为一种文化与个人的重新开始。于是，许多人把1968年看作一场深刻改变了个人命运的「革命」。⁶⁷五月与六月的事件——无论在政治上多么无效——保有了改变个人生命的力量。
这种对决裂的渴望，反映在《重来》(Reprise)的流行上。这部1990年代末的电影——后来在五月三十周年时被写成了一本书——展现了电影人埃尔韦·勒鲁(HervéLeRoux)试图找到一名女性，她曾是1968年一部九分钟的纪录短片《旺德尔工厂的复工》(LareprisedutravailauxusinesWonder)的主题。⁶⁸那年六月，这名只以若瑟琳(Jocelyne)之名为人所知的女工资劳动者，在她冶金工厂的罢工正被平息之际，被摄入了镜头，她反抗地拒绝复工。反工作意识形态的流行，迅速把这名年轻女性变成了五月造反的一个叛逆女英雄。她拒绝劳动(nepasperdresavieàlagagner，正如那句口号所言，即「不要为了谋生而耗尽生命」)，这简洁地表达了1960年代特有的个人、社会与政治关切相综合的产物。既是女性又是工人，这进一步抬高了她的地位，使她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而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由男性知识分子所阐发的。她从媒体景观中的彻底消失，更增添了她的神秘感。然而最终，无论她还是任何其他个人或群体，都无法解决雇佣劳动的问题。于是，1960年代的意识形态家们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解决方案，从废除劳动，到把劳动内化于一个民主的工作场所。
舆论制造者与舆论本身，常常认为五月事件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当然，与战后法国历史上其他重大事件相比，那个月的活动更容易被纪念。印度支那与阿尔及利亚是重大的失败，而后者那场战火几乎导致内战。真正能与五月竞争纪念的唯一当代对手，是诺曼底登陆，它在1994年的五十周年偶尔激起了与五月三十周年相当的媒体报道。⁶⁹对这两个事件的比较也许颇具启发性：诺曼底突击是历史上最大的两栖作战，也是击败纳粹德国的关键一步。它如任何事件所能达到的那样「世界历史」。1968年5月，虽然与1960年代骚动的国际浪潮相连，却基本上是一桩后果有限的法国事件。围绕着它的宣传，揭示了晚近法国历史上可供纪念的场合之贫乏。更多的机会，则留给了哀悼。五月1968填补了法国社会意识中的一个空白，却也许配不上它的显赫地位。这些事件并未标志着一场决裂，反而显示出社会与政治趋势的连续性。没有文明危机骤然爆发，也没有显著的工人控制尝试出现。恰恰相反，五月—六月的事件证明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以及一个消费社会的吸引力——这个社会在把享乐主义整合进来的同时，已有效地扼杀了革命。
部分注解：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monopolycapitalism）：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法共在1960年代提出的理论概念，认为国家已成为垄断资本的工具，1968年危机被视为这一体制的首次重大危机。
「格勒内勒协议」（Grenelleagreement）：1968年5月27日，法国政府、雇主与工会代表在格勒内勒街劳动部达成的协议，规定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时等，但多数工人拒绝接受。
「凡尔赛派」（versaillais）：凡尔赛派原指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以凡尔赛为基地的保守派，此处借指戴高乐党内保守派。
「教学与研究单位」（UER）：教学与研究单位(UER)是1968年富尔改革后取代传统院系的新行政单位，旨在促进跨学科教学与研究。
「大学与学校事务地区中心」（CROUS）：CROUS是法国负责管理大学宿舍、餐厅等学生服务的地区性机构。
「白板」（tabularasa）：tabularasa为拉丁文，字面意为『擦净的板』，哲学上指心灵最初如白板，此处喻指与过去的彻底决裂。
「旺德尔工厂的复工」（LareprisedutravailauxusinesWonder）：这部1968年的纪录短片记录了旺德尔工厂罢工结束时，一名女工拒绝复工的瞬间，成为五月运动的标志性影像。
「参与制」（participation）：戴高乐提出的劳资参与制度。
「社团主义」（corporatism）：此处指格勒内勒协议后短暂的劳资合作体制，中文亦译「法团主义」「合作主义」。
「忿激派」（enragés）：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别，1968年语境中指极左激进分子。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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