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上文】真理标准”讨论与唯实践主义（之一）

(二)真理相对实践的位置

“真理标准”讨论与唯实践主义(之二)

归来士（向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个哲学常识。实践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与内涵，远比这个常识复杂得多，绝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唯一”，就能够说清楚的哲学范畴。

一种错误思维

实践与真理之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智慧。智慧是正确认识经实践经验后产生的结晶。靠积累的智慧，去指导客观世界新的实践，再进行总结后形成的真理，已经不是简单的对社会现象的一般性认识。真理是从大脑和实践共同活动中得出的智慧成果，能够洞察事物在实践过程中的变化和事物变化的后果，因此可以指导实践。

人的每一次社会活动，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实践活动和大脑活动两个部分密不可分。两种活动在过程中互相支持并配合，才能使实践产生预想的结果。

在尝试梨子滋味的实践过程中，首先得到大脑指令——手拿——嘴咬——舌头感知滋味——大脑作出或甜或酸、能不能吃的判断，过程一气呵成，缺一不可。这里面谁都不可缺席、谁都是唯一、谁都是它自己管辖段的标准。其中大脑活动起到了关键的每一步的指导作用。

因此得出结论：实践与认识(理论)两者是统一的矛盾体，或者可以表述为同一矛盾体的两个侧面。实践活动离不开大脑活动即理论指导，否则就是瞎忙;理论没有实践验证就是空想。两者谁也离不开谁。

由此可以确定：在同一个行为范畴中，去除实践与理论的同一性，把它们对立起来互相否定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把这种错误思维作为一个特别议题在全国范围讨论，强调一方贬低一方的作法，别有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理论指导实践，并不妨碍指导后的实践对真理的再次检验，却能使“指导实践”和“检验真理”在不断往复中提高。所以说，单纯或片面强调“唯一标准”，是使实践离开正确轨道的一种伎俩。是方便“唯实践主义”肆意妄为，并用来抵制理论指导的借口或工具。

所以，真理不同于简单的认识到实践到再认识的过程，又源于认识和实践，它既总结了实践的经验，并升华了人对实践的认识。因此，它的位置高于实践和认识，成为实践和认识之上却并未脱离实际、并有无数次实践作支撑的独立概念。因此，简单地表述真理与实践的关系，容易陷入思维的迷茫之中。甚至被唯实践主义用来否定真理、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导致实践走上错误道路而归于失败。

譬如一幅被鉴定为价值连城的古字画，当初它来源于实践，是实践的产物。若干年后它除了是古董外，它的艺术和经济价值，都已经远远超过原来创作时的价值，它不但有收藏价值，而且有艺术价值，还有被后人用来研究历史和艺术、学习、临摹的价值。虽然鉴定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鉴定过程本身是一种客观行为。

此时，这件古字画就是带有真理性的客观存在。若有人硬要否定字画被公认的价值，提出应该让实践重新去检验它是不是一幅字画?有没有被认可的各种价值?甚至应该用实践检验一下它的客观存在。此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遇到了神经病;第二反应：遇到了讹诈、抢劫犯。

所以，否定真理的客观存在是唯实践主义的惯用手法：先用“实践检验”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接着用“实践”等于“唯一标准”，代替理论指导的必要性，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其实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新奇，联想一下黑社会，他们的惯用手法和行为逻辑与此相比，简直是如出一辙。

理论是意念 实践是动作

在每一个行为范畴中，实践与真理是不可分的。离开了具体的实践，与之相关的认识乃至真理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同样，假如没有认识作先导，实践就是没有动机的盲动，相当于帕金森患者失控的手指。没有真理的指导，实践一定失败，即使成功，也是偶然。任何一次实践都有认识即理论动机作先导，大脑发出指令相当于理论，具体行动就是实践。

譬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就是一种动机，就是指令。这里有没有一个让字，都无关紧要，这句话的本质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种政策、一种指令的表现。至于此话的动机根源，那是离实践更远的一种认识——产生动机的原因。如“先富带后富”，就是“先富论”创造者的假设——先富者一定会帮助没富的也富起来。这种假设——即动机，有欺骗的嫌疑，甚至是一种主观故意。是不是欺骗?那要看实践的结果。

为什么说“先富带后富”这个动机有欺骗的嫌疑？因为“先富带后富”论的成立，必须具备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

离开了这个目前为止唯一的先决条件，处在私有制情况下，“先富”是绝不可能“带后富”的，这是由阶级意识、剥削观念和社会制度所决定。其中还有一个逻辑问题，故意违背逻辑就是欺骗。

为什么说“先富带后富”的欺骗，是主观故意呢？这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准则决定的。如果在实行公有制前提下，这个故意欺骗就不成立。

历史上也有一些先贤曾经产生过类似“均贫富”、“天下大同”的想法，仅仅是停留在慈悲、怜悯、同情等等公有理念的跃动阶段，是没有适配的社会制度做依托的空想。

现实中，经过“让一部分人先富”理论的实践，极少数人很快富起来了。“先富带后富”的诺言不仅未能兑现，原有的社会主义互相帮助等等条件，反而被当作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给排除掉了，为富不仁立即显现出了。人群很快产生了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在没有限制手段的情况下，迅速扩大，变成两极分化。

客观上，社会从消灭了阶级，退回到有阶级的社会，曾经被消灭的剥削制度也死灰复燃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衡量，“让一部分人先富”理论，如果没有制度的限制，譬如脱离了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的约束，脱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领导，它就是一个反社会进步的反动理论。

通过对“先富论”的分析，已经明白：任何实践必须是先有动机，而动机是从认识中产生出来的。错误的认识产生错误的动机，按错误的动机去实践，必定得出错误的结果。

再以“钻木取火”为例，也是动机、认识先于实践。

当“钻木能取火”成为真理的时候，每次取火还需要先考察这个真理能不能成立吗?要不要用实践去检验它一下呢?回答是：这种“检验”是多余的。虽然每次钻木时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进步，但“钻木能取火”这个真理是无需再怀疑的了。假使有人强调“钻木能取火”这个真理，任何时候都需要再用实践检验一下，才能确定它是不是真理。那么可以肯定，这个人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故意找碴。

如果再进一步，把实践提升到唯一标准，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轻轻地问一句：这个真理是哪里来的?凭空产生的吗?它在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它的位置在哪里?难道是专门为了被实践检验而存在的吗?

人类千万年从实践中积累的无数真理，每一条都要为检验而用实践重新检验一遍吗?不是的!因为每次新的实践，就是接受真理指导、同时检验真理的过程。所以，提出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就是故意找碴。

为什么一些老党员、理论高手，竟然对马列主义真理持有一种怀疑的、排斥的异样态度?是马列主义真理不存在或者过时了吗?是马列毛真理，妨碍了“实践家”们的“事业”吗?是真理对他们碍手碍脚吗?或者真理刺痛了“实践家”的背部?还是毛泽东思想真理妨碍了“实践家”把社会主义列车开到邪路上去的所谓实践呢?

“实践第一”，本身就是真理，还要如何检验它的真理性呢?“检验真理”只是一个借口，否定认识的先导、否定真理客观性、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才是问题的本质。

千万不要弄错——实践第一，认识在先。这是“实践论”的认识论要义。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好像古往今来的许多哲学家都做过解释，有的解释还很详尽，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的解释就非常精到。愚以为：“实践检验真理”更像个隐喻，是对那些坐在书斋里的“墙头草”、“山中竹”，成天对别人指手画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空头理论家们的忠告。但绝不是否定理论指导的借口。

然而，对于“唯一”标准的问题，还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存在。如果否认正确认识的真理性，否认真理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把真理放在实践过程中的次要的、可有可无位置，甚至无视真理的存在，那么实践过程将变得非常危险，或许行动将归于失败。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将成为灭亡的开端。譬如第五次反围剿。

脱离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很危险

真理本身是实践过程的产物，它是经过许多次实践，产生正确认识，经过总结汇聚后的结晶。战争理论变成真理，就是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譬如中华瑰宝“三十六计”，它是许多英雄豪杰征战实践的结晶，是无数胜败战绩与战略战术家们智慧融合所凝成，它在“唯一”的检验者眼里，竟然一文不值，变得黯然失色，令人惊叹。

下面以三个众所周知的实例，以证明真理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子是第五次反围剿。

井冈山的斗争，是在敌强我弱、战力悬殊态势下进行的。在我军只能采取游击战的情况下，毛主席根据将士们实战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作为当时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方针。依此方针，结合“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术，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了完全胜利，红军也因此壮大。井冈山根据地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即红色割据的一面红旗。

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卸去了毛主席的指挥权，但用的仍然是十六字诀战略战术，结果打了个平手。

第五次反围剿，完全抛弃了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和既定的作战方案。用三人团、李德的堡垒战实践与蒋介石开战，结果一败涂地，红军被迫从井冈山转移，留下根据地百姓惨遭蒋介石“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式屠戮。

红军残部向西北方向突围中，途遇湘江，在面临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仍然不听毛主席建议，一意孤行，遂致大败，八万残兵再次损兵折将60%多，井冈山二十多万人马，至此只剩下不足三万，辎重基本丢净。这是一个脱离理论指导，盲目实践导致惨败的实例。

第二个例子是抗美援朝出兵朝鲜。

1950年美国悍然出兵朝鲜，纠集了一个十六国联军，加南朝鲜，十七个国家百万大军，要踏平朝鲜人民共和国，同时剑指中国，并企图帮助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

双方力量对比：

美国十分强大，有一二次大战的巨量战利，有从德国缴获的核武器技术和人才，有自身的先进科技、先进武器和雄厚国力，还有从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获得的大量赔款……

当时的中国，刚从百年战乱中走出来，整个国家被外国侵略者抢光吃光耗尽;再经日本十四年三光政策，更是扫荡干净;最后经过蒋介石国民党用各种手段，把民脂民膏反复搜刮尽净。至此中国人民落得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一点也不夸张。解放军武器绝大部分是从日寇、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

敌我双方，无论国力、军力，都十分悬殊。

中央领导开会，几乎只有毛主席一票赞成。抗美援朝是应金日成请求，毛主席同意才提出来的，就这一票，据说总理勉强同意。没有办法，毛主席只好把外地的彭德怀请回来，这才敲定了抗美援朝的大局。

鬼使神差，不!是天佑神助。苦战三年，抗美援朝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出乎全世界所有人的意料。战场上的胜利，外溢出来的效果，比实际胜利多出了无数倍：打走了“东亚病夫”;打了一个1840年以来的翻身仗，前耻尽雪;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打服了美国为首的全部帝国主义;以弱胜强的实例，给全世界受压迫被奴役民族鼓了劲、立了榜样……

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似乎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按照实践的需要和中国国力，以及对结果的估计，毛主席的认识、他的决策和他手中真理，确实经不起“实践”检验。结果怎么样?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真理是能够改变格局创造奇迹的!

有人要问：既然抗美援朝是中方胜利，那为什么不一鼓作气解放南朝鲜?至少金日成就是这样想的。作者的回答是：之所以未曾随即统一朝鲜，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在起作用。我等马后炮，不说也罢。

可悲的是，在某些人眼里：你打赢了抗美援朝，也不能证明你的认识和实践是对的——得罪了美国，就是最大的失败。过去七十多年中，对这个问题的纠结，从来未曾停止。

到现在应该看清楚了吧——这里有两种不同思想路线的长期对决!即“坚持‘唯物辩证法’”与企图摆脱真理的“唯实践主义”之间的较量!

第三个例子是搞原子弹。

六十年代初，中国搞与不搞原子弹，在中央是有严重分歧的，为此还有上马下马反反复复的故事，是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最终是按毛主席和一部分老帅的认识选择了“当了裤子也要搞”的决策，终于把原子弹、氢弹搞出来了，卫星也上天了。

现实中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这一决策的英明、伟大，明确地显现出来。如果按照某些人的唯实践主义思维，不顾民族、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弃改变人民命运的来之不易的可能性，现在的中国仍然没有两弹一星，在世界上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看看伊朗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困境，就一切都明白了。

点评：

三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实践与真理的关系。实践离开理论的指导，后果很严重;相反，坚持真理，依靠人民，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第五次反围剿，毛主席的真理拗不过三人团的实践权力，只好回家吃老米，眼睁睁看着失去正确指导的第五次反围剿，在盲目实践中失败，任凭大好局面付诸东流。

抗美援朝多数人不同意出兵朝鲜，毛主席利用真理在手和“一把手”两大条件，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真正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硬着头皮顶，不仅赢得了出兵朝鲜，而且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更加了不起的是：打败了从无败绩骄横跋扈的美帝，使它至今在军事上不敢与中国正面较量;中国人民用实践证明了多条真理：

①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②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③落后未必一定会挨打，以弱胜强是完全可能的;

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⑤中华民族的真实面貌，从抗美援朝中显现了出来。

⑥掌握真理、坚持真理，是指导实践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

两弹一星的决策，极为不易，一是面对自然灾害，经济条件极端困难;二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确实落后，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百年不算夸张;三是国际限制的压力，美国不允许搞，苏联不帮助，赫鲁晓夫撕毁毛主席与斯大林签订的援助协议，撤走包括核武的全部专家和资料，客观上失去了实践的重要条件。

然而，毛主席看准了时机，了解了民意，相信群众，克服困难，坚持到底，终于实现了掌握两弹一星的愿望。扬眉吐气的时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能肆意欺负我们吗?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三个例子足以说明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离开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是败局的开始，而有真理的支撑，再艰难如长征这样的实践，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唯实践主义”有多么可怕、可恨、可嫌?它们还在与上层建筑中的官僚主义沆瀣一气，使坚持真理，相信和依靠群众变得更加困难?值得人们百倍警惕!

2026年10月5日于江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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