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章分析了1947—1991年的印度：独立后形成依附帝国主义的买办官僚资本，国家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种姓压迫深重;经济畸形发展，先后依附美、苏，1991年陷入外债危机，同时各地代表地方资本的地区政党兴起。
(仅供中央委员参阅)
我们党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
——政治纲领
（草案）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
2024年12月
五、 第二阶段：1947年8月15日至199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超级大国的美帝国主义，出于其战略、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利益，制定了新殖民主义政策。由于战争负担和经济危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货币币值下跌。1944年7月，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与44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并在会上达成协议。这就是这一协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各国代表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即将各国货币的价值与美元挂钩，以克服当时的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由此成立。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实现了这一目标。美国将以欺骗性纸币美元交换真实商品、资源和劳动力的做法，确立为一项国际政策。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殖民主义框架下，强化了帝国主义资本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买办官僚大资本之间相互剥削、相互压迫的关系。美元霸权导致负债国的财富向债权国转移。富裕国家肆无忌惮地剥削贫穷国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不平等、不公正关系。
1947年8月15日印度的政权移交，是相关各方为使印度经济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利益而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一部分。买办性质的国大党政府所采取的混合经济体制，巩固了多个帝国主义势力的霸权，并使印度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随着政权移交，印度大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并通过买办资产阶级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合并，转变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此在印度确立。这构成了印度反动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各国帝国主义势力将这些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作为其主要的社会支柱，以便对印度实施剥削和控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无法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行动。帝国主义者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共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交织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
印度国家的阶级性质：列宁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东西，只能是镇压资本受害者的机器，是资本进行政治管理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同样，印度虽然以“共和国”和“议会民主制”的名义存在，但其本质不过是一个以新殖民主义形式实行间接统治、剥削和霸权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少数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对广大印度人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主要机构是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是国家实行阶级统治、阶级镇压和阶级剥削的工具。种姓制度与印度国家密不可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为剥削、压迫和镇压受压迫人民提供了便利。奉行婆罗门主义意识形态的印度国家，偏袒买办剥削阶级和占据霸权地位的压迫种姓群体;这些群体据称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与之相对，受压迫阶级、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和受压迫民族据称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遭到国家的压迫。印度国家将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七的达利特人视为“不可接触者”，对他们实施践踏和压迫。奉行婆罗门主义的印度国家，是反动的“国家统一”观念、对各民族的镇压、对妇女的父权制态度、霸权统治，以及对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对穆斯林、达利特人和部落民，怀有仇恨并实行歧视的基础。印度国家从受压迫人民那里攫取剩余，并将其分配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世袭性的种姓制度成为这些统治阶级手中的武器，使其能够持续不断地剥削人民。种姓制度还为他们不间断地掠夺国家自然资源开辟了道路。此外，种姓制度也被用作一种工具，以解决剩余分配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各种矛盾。
在印度国家的支持和扶持下，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英帝国主义者修建和建立的道路、铁路、机场、港口、矿山和工业等基础设施，逐步壮大起来。这一基础使其得以比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发展得更为强大。它首先成为帝国主义者在当地的中间人，负责引进大量直接投资和贷款资本。它将印度变成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剥削场所。它还利用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身的既得利益服务。
政权移交后，塔塔家族(TATAs)崛起为印度排名第一的企业集团，其投资领域涵盖钢铁、汽车、电力、电信、化工、工程、茶叶、手表和酒店业。戈德瑞吉家族(Godrej)和瓦迪亚家族(Wadia)也扩大了各自的工业业务。帕西人的人口数量有所减少，其工业活动未能进一步扩张，因此，一些老牌和新兴工业家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巴蒂亚人的实力和经济能力也有所下降。洛哈纳人在食品贸易领域拥有坚实的基础，但无法在对外贸易中与其他势力竞争。切蒂亚尔人曾经拥有可与马尔瓦里人相匹敌的投资规模，但其投资规模后来有所萎缩。由于他们在东南亚的投资受到影响，只有少数切蒂亚尔企业得以维持经营。
马尔瓦里人、古吉拉特邦的巴尼亚人/耆那教徒以及信德人，继续保持着最强大的经济势力地位。马尔瓦里人和非古吉拉特邦的巴尼亚人紧随比尔拉家族和塔塔家族之后，发展成为庞大的买办企业帝国。他们的业务不仅遍及印度国内，还扩展到多个国家，涉及粘胶纤维、铝、铜、水泥、碳块、绝缘体、服装、化学肥料、纺织品、轮胎、电信、保险、棕榈油精炼、木浆、制糖、媒体、铁路货车制造、汽车、纸张、石棉板及其他建筑材料、电缆等领域。其余一些著名的老牌商业家族企业，如斯里拉姆家族、辛加尼亚家族、戈恩卡家族、巴贾杰家族、班古尔家族、莫迪家族和达尔米亚家族旗下的买办企业，纷纷发生分裂。其中，只有少数企业得以继续全面经营。班古尔家族在黄麻产业中位居第四，同时也涉足其他行业。除少数企业外，其余企业均逐渐衰落。
在古吉拉特邦的巴尼亚人/耆那教徒群体中，萨拉巴伊家族逐渐消失，而拉尔巴伊家族则延续了下来。信实工业集团、托伦托集团和阿达尼集团后来超过了他们，发展成为大型综合企业集团。阿巴尼家族旗下的信实工业集团(Reliance)崛起为大型买办企业集团，其业务涵盖纺织、炼油、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与勘探、石油化工、电力和电信等领域。托伦托集团(Torrent)则在制药和电力领域发展壮大。阿达尼集团(Adani)崛起为大型贸易企业，经营纺织品、农产品、食用油、煤炭、化学肥料、废钢和石油化工产品等业务，并拥有蒙德拉港(Mundra Port)。古吉拉特邦的耆那教徒在国际钻石加工行业占据垄断性地位。另有一些人则在不同产业领域发展成为买办官僚工业资本家。
信德人中的印度教家族亨杜贾家族(Hinduja)以非居民印度人(NRI)的身份定居伦敦，并发展成为亿万富翁。另有一些信德人继续在外国经营工业企业，还有许多信德人在印度国内崭露头角，成为新兴工业家。部分马尔瓦里人、印地语地区的巴尼亚人，以及少数古吉拉特邦的巴尼亚人/耆那教徒和信德人受到冲击，一些家族发生分裂，其工业企业也随之分拆。然而，这些群体具有一种鲜明的特点：能够一代接一代地重振原有企业，并创办多家新企业。帕西人和切蒂亚尔人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政权移交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非古吉拉特邦、非马尔瓦里背景的工业企业发展起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有金达尔家族(Jindal)、鲁亚家族(Ruia)、杜特家族(Dhoot)、萨哈拉家族(Sahara)、塞克萨里亚家族(Seksariya)和尼奥蒂亚家族(Neotia)。此外，安萨尔家族(Ansal)、班萨尔家族(Bansal)、宾达尔家族(Bindal)、巴乔里亚家族(Bajoria)、博鲁卡家族(Bhoruka)、布瓦尔卡家族(Bhuvalka)、达努卡家族(Dhanuka)、加尔格家族(Garg)、希马特辛卡家族(Himatsingka)、贾乔迪亚家族(Jajodia)、贾兰家族(Jalan)、斋浦里家族(Jaipuri)、卡布拉家族(Kabra)、卡贾里亚家族(Kajaria)、凯迪亚家族(Kedia)、凯坦家族(Khaitan)、凯姆卡家族(Khemka)、马赫什瓦里家族(Maheshwari)、马纳克西亚家族(Manaksia)、莫哈纳特家族(Mohanat)、莫拉尔卡家族(Morarka)、帕拉萨姆普里亚家族(Parasrampuria)、帕托迪家族(Patodi)、皮蒂家族(Pithi)、波达尔家族(Poddar)、兰卡家族(Ranka)、贡塔家族(Gunta)、桑加内里亚家族(Sanganeria)、辛吉家族(Singhi)、塞蒂亚家族(Sethia)、索马尼家族(Somani)、苏拉纳家族(Surana)和托伊尔家族(Toil)等，也在印度国内多个新兴工业中心发展起来。
印度商人虽然使用现代语言，但其思想和实践却保留着中世纪的观念。除了自己的继承人，他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人能够掌管并发展自己的企业。婆罗门主义根植于印度大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之中。因此，他们希望将印度斯坦建设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并将印度教确立为官方宗教。
20世纪80年代，仅凭1.48亿卢比的个人投资，11个商业家族便控制了印度的工业部门。与此同时，政府经济机构的投资额达到了2.7万亿卢比。这11个家族将投资所产生的大部分经济利润转移了出去，并将价值2.5万亿卢比的黑钱转入外国银行。这表明，印度巴尼亚商人(即印度商人阶层)对技术发明和生产过程并不感兴趣。
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垄断了全国的工业部门，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数千英亩土地的地主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放债者。因此，这个阶级始终反对根本性的土地改革及其实施。买办政府没有切实、彻底地执行土地限额法。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普遍贫困以及农业衰退，在印度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制成消费品的市场主要局限于上层阶级。
按照《孟买计划》的思路，在1948年至1955年间，印度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以五年计划的名义，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投资纳入年度预算。这些投资处于帝国主义垄断公司、尤其是美国垄断公司的霸权影响之下。中央政府宣称，这些投资的目的是改善农业，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开发矿产资源，并为修建水坝、建设电力工程、完善民生设施和道路提供基础性的经济资源。当时，印度政府依据帝国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年度预算中大量采取赤字融资。政府为企业提供税收补贴，发放大额贷款，豁免尚未偿还的贷款，并以极低的价格让渡自然资源。这样一来，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集团便攫取和剥削了数千亿卢比的人民资金。根据1951年《工业管制法》，印度发展了钢铁、采矿、资本货物等公共部门工业，以及供水、交通、通信、保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这些发展的目的，是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集团提供各种便利，而不是实现印度的工业化。尽管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但这一过程建立在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服务的也只是帝国主义者和买办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整个发展过程都是畸形的、颠倒的。这种以贷款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使印度陷入依附地位。对帝国主义发展模式的依赖，成为本土工业发展的障碍。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成为额外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贫困。由此，市场规模进一步萎缩。
国王和地主曾经用来掠夺剩余的、带有种姓歧视色彩的旧式封建剥削手段，在政权移交后逐渐发生了转变。随着买办官僚资本的兴起，这些剥削方式直接融入工业、铁路和种植园的建立与经营之中。整个买办剥削统治阶级的各政党，以及修正主义和新修正主义政党，都积极参与并毫无廉耻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依赖债役劳工的种植园经济。在世界银行的指导下，橡胶产业通过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橡胶委员会获得了更为突出的地位。随着承包商、酒类黑手党、采矿黑手党、房地产黑手党等势力的出现，农村地区开始形成一个与买办资本投资相互交织的新地主阶级。通过这些变化，带有种姓歧视色彩的封建主义成为帝国主义更为牢固的社会支柱。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
1958年，随着国际收支状况恶化，美帝国主义开始登上印度经济舞台。印度买办统治阶级转而依附美国，美国在印度的投资迅速增长。1957年至1961年间，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新增投资及其与外国资本合作的形式进入印度。这类合作逐年增加。由于政府实行赤字预算政策，印度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因此，印度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了更多贷款。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加之严重饥荒、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大幅上升，印度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了大量贷款。在这些机构施加的条件下，印度卢比首次大幅贬值。此前，卢比与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换1卢比;到1966年6月，卢比贬值至1美元兑换7.5卢比。印度的出口商品因此变得更加便宜。
1969年，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并转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后，20世纪70年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投资展开了对印度经济霸权的争夺。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苏俄与印度签订战略防务协定，印度统治阶级将依附对象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转向苏俄这一超级大国。尽管“苏联”在投资规模上并不占优势，但在控制权方面却取得了上风。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由此获得了进一步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
由于每年向585个土邦的国王支付5亿卢比的特权津贴(privy purse)，印度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停止支付这些津贴后，地主阶级首次遭受了打击。此后，银行、煤炭、石油、重工业及其他类似行业相继被国有化。这加剧了统治阶级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农村人民的强烈不满，以及1967年纳萨尔巴里武装农民起义，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随着特权津贴被取消、银行被国有化，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开始在大地主阶级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公共部门大幅扩张，国库拨出的资金越来越多，公共部门也开始直接从事商业经营。随着银行、保险、石油、煤炭和重工业被国有化，工业部门经历了重组，公共部门也开始进入从纺织业到酒店业的各个生产领域，大量资金由此从国库中集中起来。这些资金来自国库，而国库收入又包括向人民征收的间接税。买办垄断资本与政府投资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买办官僚资本的发展。这种资本与地主阶级相勾结，并忠于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依托公共部门和国家机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发展壮大。
帝国主义者、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导致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末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1974年，印度又爆发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危机。这些危机使印度的政治局势陷入动荡。另一方面，在纳萨尔巴里武装农民斗争暂时受挫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达利特黑豹运动[1]、古吉拉特邦的“新建设运动”[2]以及比哈尔邦的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运动相继兴起[3]。1975年6月26日，印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重大机遇。例如，1966—1967年，比尔拉家族拥有4.47亿卢比的资产，塔塔家族拥有5.21亿卢比;到1975—1976年，这两个家族的资产分别增长至10.85亿卢比和9.75亿卢比。因此，与地主阶级相比，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统治阶级联盟中的霸权地位。随着这一阶级的发展壮大，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小部分官僚和有权势的政客获得了数千万卢比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们还通过各种手段侵吞政府资金，积累了更多巨额财富。这些寄生性阶层属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那些直接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卖力，并为帝国主义剥削印度人民辩护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高级专业人士在内，也属于这一阶级。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绿色革命开始以来，买办政府便按照官僚资本主义政策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对农业部门进行改造。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地主阶级已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维持其剥削方式和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提供贸易机会和其他经济来源，使地主势力得以延续，从而继续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并维持其在农村的霸权和控制。例如，合作制糖厂一方面在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现代性，另一方面却依赖最为陈旧、反动的剥削形式。由于这一阶级具有双重性质，尽管剥削形式发生了变化，例如开始采用雇佣劳动;生产组织形式也有所更新，例如建立合作组织;管井、各种农业器具、拖拉机、脱粒机和收割机等资本主义生产工具，以及化学肥料、农药和相关技术得到推广，但这些新的农业关系并未消除封建制度，也未能解放生产力。市场的开辟和资金的分配，都是依据整套新的农业关系和商业配套方案实施的。这些措施不仅满足了帝国主义者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还培育了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农村地主势力，并帮助其实现自身利益。
在印度，非生产性资本远远超过生产性资本。机器、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电气设备、工程机械、拖拉机、牵引车头(大功率卡车)、重化工产品等基础工业，要么尚未建立起来，要么仍处于起步阶段。看看印度政府在1975年发表的声明：“印度仍然主要是一个农村国家和小规模工业国家。”印度买办统治阶级以这类生产政策为依据，吹嘘印度正在实现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上，印度实行的是半殖民地经济，它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剥削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私人投资、外国贷款投资、印度买办资本投资和政府投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印度任何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情况都是如此。
自20世纪7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名，向落后国家推行并强加不加区别的剥削性政策。此后，印度经济开始实行自由化(即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商品充斥国内市场。政府宣布向帝国主义企业集团和国内买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集团提供补贴，以使私人经营活动能够获得利润。就业和产业结构从有组织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农业也逐渐转向农业辅助部门。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倒闭，导致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印度通过多种途径向帝国主义国家转移了巨额财富，包括工业、服务业、商业、帝国主义投资、技术知识转让、专利使用费、垄断价格以及人才外流等。因此，印度经济的发展落后于东亚、东南亚以及周边国家。
1990年8月海湾战争期间，石油价格飙升，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通货膨胀持续加剧，外债达到1,32,000亿卢比。当时的局势十分严峻，如果不筹集紧急资金，印度就可能爆发国际收支危机。为了渡过危机，1991年4月，买办统治者极其秘密地将67吨黄金运往伦敦，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条件，以黄金作抵押。到1991年，卢比进一步贬值至1美元兑换24.58卢比，外债也从1,40,000亿卢比增至2,10,000亿卢比。印度由此陷入债务陷阱。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帝国主义者和买办政府对工人、农民、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受压迫阶级，以及妇女、达利特人、部落民和宗教少数群体等受压迫群体，还有克什米尔和印度东北部受压迫民族的剥削、压迫、镇压和歧视，都变得更加严重。
利用受压迫人民的强烈不满，印度各邦的地区性政党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相继兴起，并逐渐壮大。这对印度买办统治阶级建立所谓“具有崇高地位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和“全印度市场”构成了重大打击。这些新兴地区性政党大多起源于各邦压迫种姓中的新封建富裕农民阶层，以及当地新兴的买办官僚资本家。这些政党与种姓、地区认同和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新兴的地区买办资产阶级认识到，利用自身的地区声望，并向地区性政治组织投入资金，将有利于自身发展，于是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策略。泰米尔纳德邦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4]和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AIADMK)[5]、安得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TDP)[6]、旁遮普邦的阿卡利党[7]、卡纳塔克邦的人民党(Janata Dal)[8]、奥里萨邦的比朱人民党(BJD)[9]、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族主义国大党[10]、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国大党[11]、安得拉邦的YSR国大党[12]以及古吉拉特邦的国大党[13]，都体现了这一趋势。此外，还有一小部分起源于落后农业种姓的势力，发展成为地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代表这一阶级的北方邦社会党[14]、比哈尔邦的人民党(联合派)[15]等政党相继出现并发展壮大。这些政党大多通过滥用各自邦政府的权力而发展起来。它们依赖政府合同和以他人名义持有的资金(benami funds)。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它们从各邦新兴的买办官僚资本家那里积累资本;这些资本家涉足电影业、各种黑手党活动及其他商业领域。这些政党开始利用议会信任投票进行讨价还价，以争取议会多数地位并获取自身应得的利益。其中一些势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安得拉邦泰卢固之乡党的钱德拉巴布·奈杜和奥里萨邦比朱人民党的纳文·帕特奈克便是其中的例子。
注释：
[1] 达利特黑豹运动是1972年兴起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激进反种姓运动，主要由达利特青年、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组成，受到美国黑豹党的启发。该运动反对针对达利特人的种姓暴力、社会歧视和经济剥削，主张维护受压迫群体的权利，并将反种姓斗争与土地、就业及社会平等问题联系起来。运动通过街头抗议、文学创作和政治宣言扩大了达利特群体的政治影响力，但其内部也出现了路线和组织分歧，最终于1977年正式解散。
[2] “新建设运动”是1973年底至1974年初兴起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群众抗议运动，最初由学生反对食堂费用上涨而引发，随后迅速扩大为反对物价上涨、食品短缺、政府腐败和行政失当的全邦性运动。学生、中产阶级及其他社会群体相继参与，抗议者要求首席部长辞职，并要求解散邦议会。持续的群众压力最终促使首席部长辞职，邦议会随后被解散。该运动不仅改变了古吉拉特邦的政治局势，也影响了此后比哈尔邦的学生运动及全国性的反政府动员。
[3] 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运动是1974年至1975年间以比哈尔邦为中心、由学生抗议发展而成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以社会主义者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简称JP)为主要领导人。运动最初针对考试制度中的腐败、失业、物价上涨和邦政府治理问题，随后将矛头指向更广泛的政治腐败与执政体制，要求邦政府辞职、解散邦议会并举行新的选举。JP进一步提出“全面革命”的口号，主张通过非暴力群众行动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运动后来扩展为全国性反政府动员，成为1975年印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4] 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成立于1949年，是泰米尔纳德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性政党，其思想渊源来自德拉维达运动和反种姓等级制度的社会改革传统。该党强调泰米尔语言、文化与地区身份，反对以印地语为中心的语言政策，并以社会平等、非婆罗门群体的政治代表权为重要诉求。1967年，该党赢得泰米尔纳德邦选举，结束了国大党在该邦的长期执政，推动德拉维达政治成为当地政治的主导力量。
[5] 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成立于1972年，由演员兼政治人物马鲁杜尔·戈帕拉·拉马钱德兰(M. G. Ramachandran，简称MGR)创立，源自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内部的分裂。该党继承了德拉维达政治对泰米尔地区身份和社会福利的重视，同时以领袖个人声望、群众动员和福利政策为重要政治资源。1977年，该党首次赢得泰米尔纳德邦议会选举并执政，此后与DMK长期轮流成为该邦的主要执政力量。
[6] 泰卢固之乡党成立于1982年，由泰卢固语电影明星恩·蒂·拉玛·拉奥(N. T. Rama Rao，简称NTR)创立，主要活动于安得拉邦。该党以维护泰卢固人的尊严和地区利益为号召，反对中央政党对邦政治的过度控制，并通过福利承诺和地方认同动员选民。成立后不久，该党便在1983年赢得邦议会选举，打破国大党在安得拉邦长期占据的政治优势。此后，钱德拉巴布·奈杜等领导人进一步推动该党发展，使其成为安得拉邦及印度全国联盟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7] 阿卡利党通常指旁遮普邦的锡克教政党沙罗马尼阿卡利党(Shiromani Akali Dal)，成立于1920年，最初与锡克教礼拜场所管理改革运动密切相关，后来逐渐发展为代表锡克教群体政治诉求的重要政党。该党长期关注旁遮普邦自治、锡克教群体的宗教与文化权利，以及旁遮普语和地方利益。20世纪70年代以后，该党在旁遮普邦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多次参与邦政府组建及与全国性政党的联盟。其内部也曾出现不同派别和政治路线分歧。
[8] 卡纳塔克邦的人民党源于1999年的人民党分裂，形成了以德韦·高达为代表的人民党(世俗派)和人民党(联合派)等政治力量。此后，人民党(世俗派)继续以卡纳塔克邦为主要活动区域，其社会基础与当地农业群体、其他落后阶层及特定地区的种姓政治网络密切相关。
[9] 比朱人民党成立于1997年，由纳文·帕特奈克创立，主要活动于奥里萨邦(现称奥迪沙邦)。该党以纳文·帕特奈克之父、奥里萨邦政治人物比朱·帕特奈克的政治遗产为重要象征，并以维护邦的利益、发展地方经济和争取邦级政治自主性为主要诉求。该党从人民党分裂而来，最初旨在为奥里萨邦提供独立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的地区性政治选择。1990年代末以来，比朱人民党逐渐成为奥里萨邦的主要政治力量，纳文·帕特奈克长期担任该邦首席部长。
[10] 民族主义国大党成立于1999年，由沙拉德·帕瓦尔、P. A. 桑格马和塔里克·安瓦尔等人脱离印度国大党后创立。该党以民族主义、世俗政治和联邦政治为主要政治表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了重要的地方政治基础。此后，NCP与国大党及其他政党合作组建邦政府，也参与全国性联盟政治。其政治影响力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方权力结构、农业和合作社网络，以及沙拉德·帕瓦尔的政治组织能力密切相关
[11] 全印草根国大党成立于1998年，由玛玛塔·班纳吉领导的国大党分裂力量创建，主要活动于西孟加拉邦。该党成立时以挑战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左翼阵线在西孟加拉邦的长期执政为重要目标，并强调地方利益、孟加拉身份和基层群众动员。经过多年政治竞争，该党于2011年赢得邦议会选举，结束了左翼阵线长达34年的执政。草根国大党此后成为西孟加拉邦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其政治基础与地区认同、福利政策和地方组织网络密切相关。
[12] YSR国大党全称为青年、劳动者与农民国大党，成立于2011年，是主要活动于安得拉邦的地区性政党。该党源自国大党内部的政治分裂，以已故安得拉邦首席部长拉贾塞卡拉·雷迪(Y. S. Rajasekhara Reddy，简称YSR)的政治遗产为重要基础，由其子贾根·莫汉·雷迪逐步领导发展。该党强调面向农民、劳动者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福利政策，并利用地方政治网络与领导人个人声望建立支持基础。成立后，该党迅速成为安得拉邦的重要政治力量，并在2019年赢得邦议会选举、组建邦政府
[13] 印度国大党是印度全国性政党，其古吉拉特邦组织并非独立成立的地区性政党，而是国大党在该邦的地方组织。古吉拉特邦于1960年从原孟买邦分离后，国大党凭借其在独立运动时期积累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影响力，成为当地的主要执政力量。国大党在1962年、1967年和1972年的邦议会选举中均取得重要优势，1972年更赢得168个席位中的140席。20世纪70年代初，物价上涨、腐败指控和学生抗议引发了“新建设运动”，国大党在1975年邦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此后，国大党于1980年和1985年重新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在马达夫辛格·索兰基领导时期依托由卡斯特里亚人、哈里詹人、阿迪瓦西人和穆斯林组成的KHAM联盟扩大其社会基础。1990年，国大党在邦议会选举中大幅失利，人民党和印度人民党等竞争力量逐渐扩大影响。此后，印度人民党逐步确立了在古吉拉特邦的长期优势，国大党则主要作为重要反对党继续参与当地政治。
[14] 北方邦社会党(Samajwadi Party，简称SP)成立于1992年，由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创立，是印度北方邦的重要地区性政党。该党以社会主义、社会正义和世俗主义为政治主张，主要依靠其他落后阶层中的部分农业种姓群体及穆斯林选民，其崛起体现了北方邦种姓政治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发展。
[15] 人民党(联合派)(Janata Dal (United)，简称JD(U))于2003年组建，是以比哈尔邦为主要政治基地的地区性政治力量。该党以尼蒂什·库马尔为核心人物，其发展与当地落后阶层的政治动员、种姓联盟重组及地方政治精英的崛起密切相关，并长期参与比哈尔邦的执政。
编译|方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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