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Chainmunity | 链合体
1963年和谈失败后缅共人员返回根据地
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曾在反殖民斗争、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却也经历了组织分裂、武装斗争受挫、群众基础流失以及革命胜利后的治理困境。时至今日，这段历史仍未完全成为过去。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以来，缅甸共产党及其人民解放军重新活跃于反军政府的武装斗争之中;与此同时，复杂的民族关系、抵抗力量之间的分歧，以及战争与社会重建的双重任务，也使革命的前途充满不确定性。
本次译介的《东南亚的共产主义》第四章《党组织与诉求》，考察了20世纪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组织实践，尤其关注党、人民军队与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众动员、组织纪律、民族问题和武装斗争中的种种矛盾。尽管原文写作于特定历史时期，部分判断亦有其时代局限，但其中涉及的问题仍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革命政党如何在复杂的民族与阶级关系中建立广泛而持久的群众基础?如何在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之间保持政治自主性，又避免组织分裂与军事化倾向?当旧秩序受到挑战，革命力量又如何将反抗转化为新的社会建设能力?
对于今天缅甸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人而言，这些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重读这段历史，既是为了理解东南亚革命运动曾经走过的道路，也是为了从其经验与挫折中，重新审视革命组织与社会解放之间的关系。
目录
—A. 组织的延伸
—B. 武装暴动问题
—C. 夺取权力的三种模式
—D. 印度支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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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A.组织的延伸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称缅共〔BCP〕)最近发布的一项宣言宣称，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是：
(一)一个有纪律、能自我批评、在思想上根基稳固(就缅共而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与群众保持联系的党;(二)一支完全置于党控制之下的"人民军队";(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由一切"革命阶级"和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¹与此相平行，这一处方如今充当着今日东南亚所有共产党的组织范本，即便在印度尼西亚那样的国家，共产党的两个派系(分别以莫斯科和北京为取向)大体上也只由少数行踪诡秘的地下干部构成。然而，在菲律宾、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共产主义组织的这种"三位一体"〔译注：即党、军队、统一战线三者〕如今都以不同的发展程度和力量存在着，而党的生活的焦点，通常正在于巩固"三位一体"的各个组成单元，并为它们发展出成功的策略。
目前，缅共的媒体似乎格外充满劝勉的口吻，但本地区所有共产党都在试图界定并构建自身的结构。毫不奇怪，党的组织指示照例是些理想主义的训诫，但它们的确多少传达出"三位一体"各单元所被期求的某种特殊品质。因此，缅共媒体如今把本党的"人民军队"描绘为典型地"与人民浑然一体"，能在其作战地区"灵巧"地辗转活动，因为其优越的情报想必源自与群众的密切互动;相反，缅甸政府的军队(缅共称之为"雇佣军")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不熟悉崎岖难行的地形"。²
在维护党的团结与力量方面，缅共的指示同样具体：个人的机会主义、结成宗派或"小党"的图谋、出于偏执或种族主义而表现出的排他性——凡此种种都必须抵制。³可靠的检验标准，似乎在于一项行动或拟议中的政策究竟是增进还是损害党的团结，而缅共领导层看来相信，坚定恪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便能为这类问题提供万无一失的指南。因此才有对充分思想准备的强调，人们相信它足以对抗分裂性的、个人化的和分离主义的倾向。这类倾向固然是共产党历史上的老问题，但缅共似乎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党员必须同时做到"红"与"专"。因此，干部们被提醒：技术为政治服务(而非相反)——尽管技术无疑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要素——"无产阶级政治"能够为"技术及其他任务"指明正确的方向。简言之，正如毛主义话语中"党必须指挥枪"(亦即军队)一样，正确的思想也必须统摄一切工具的运用。因此，勤奋研读正确的理论，在"一切领域"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种族与族裔成分如此驳杂的东南亚环境中，缅共(一如该地区其他一些共产党)也指出了下述特殊困难：属于各个民族与族群集团的"同志"受教育水平"还要更低"。⁴造成这一较低教育水准的，是种族主义以及"贬低与压迫"(事实上"有些少数民族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整合来自少数族群的成员与干部，遂被视为一项格外艰巨的任务。
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特征，在于若干共同的组织冲动。例如，所有政党都曾依靠并得益于从有组织的劳工队伍中吸收成员。1906年创立的菲律宾印刷工人工会(Unionde Impresores deFilipinos)——菲律宾共产党的创始人克里桑托·埃万杰利斯塔即出自其行列——以及1913年成立的菲律宾工人大会(CongresoObrero deFilipinos)，都是菲律宾共产主义的重要温床。⁵,⁶1924年南洋工会联合会在新加坡的建立，日后成为马来亚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⁷自本世纪初最初几年发端以来，印度尼西亚劳工运动的很大一部分便发展出了激进的政治取向。诸如1916年成立的政府当铺职工工会之类的组织，日后为初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供了招募场所。⁸
有时，种族也充当了组织上的共同纽带。例如，马来亚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早期的发展，就与华人的政治抱负密不可分。此外，我们还必须把东南亚各党看作全地区一个共同的新精英阶层之奋斗的表现。这个精英阶层本身，则是现代西式学校教育传播与普及所造成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结果。这并不是说早期东南亚各党中没有农民和产业工人，而是要指出商人小资产阶级和中下级官吏，往往正是未来党的领导人的社会出身环境——事实上在印度尼西亚，从下层贵族中吸纳党的领导人的情况也并非罕见。这些政党乃至各民族主义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只是这个常常怀有高度亢奋而未获纾解的抱负、"渴望执政"('burningtogovern')的新精英的载体?
要看出这种组织冲动模式的作用，简要考察某一个党的个案——其起源及其诉求——或许不无助益。东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发展，可以成为考察本地区其他地方共产党组织问题的一个跳板。⁹今天，总人口估计为90万的砂拉越州，其共产主义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NKCP)为其组织形态。然而，NKCP只是一个历经多种形式的运动的当前组织载体。砂拉越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相当持久——尽管由于近期在政府大赦提议下的变节投诚而一时陷入困境——可以说，它获得的第一次重大组织推动，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地区的抗日抵抗运动。在这一点上，它与东南亚其他地区(如菲律宾和马来亚)的情形相同：日本占领同样为当地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1942年，亚洲战事初起之际，一个"砂拉越反法西斯同盟"宣告成立，其部分成员后来更名为"各民族解放同盟"('Races'LiberationLeague')。从这个以华人为主的抵抗组织中，战后陆续产生了一系列小型的共产主义取向团体，如1954年创立的"砂拉越解放同盟"，及其后继者——1956年建立的"砂拉越先进青年会"(SAYA)。这两个团体中的前一个，核心成员或许不超过三十人，另有三四十名同情者，主要分布在古晋。但作为砂拉越共产主义的主要组织载体，SAYA很快便通过为工人、农民、学生、"民族工作"、文化活动等设立的组织"部门"，发展出一种潜在的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在SAYA各部门的推动下，1961年先促成了共产主义阵线劳工团体"第一省工会大会"的成立，1962年又促成了"砂拉越农民协会"(SFA)的建立。
私立华文学校——砂拉越35万华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与未能平息的挫折感的中心——自砂拉越解放同盟时代以来，便一直是共产主义组织者的招募场所，并继续为砂拉越政府到1960年代初开始称作"秘密共产主义组织"(CCO)、后来改称"砂拉越共产主义组织"(SCO)的那种组织，提供了其早期组织基础的很大部分。SAYA在古晋和诗巫华文学校中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小组(cell)，通常由三名学生组成;出于安全考虑，其中只有一人知晓其他小组并与之保持联系。¹⁰小组的概念，最终也被应用于SFA内部、友好的工会之中，并最终应用于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的左翼——该党被普遍认为在1960年代已遭共产主义渗透，不过如今已非如此。
小组过去是、现在也不仅是一个行动单位，因为SAYA的文件同样表明，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学习与自我批评的实体(XueXi，原文拼作HsuehHsih，即"学习")。形式上，若干小组构成一个支部，几个支部建立一个区委员会。1960年代后半期，当CCO(SCO)达到其最大规模时，若干区委员会选举出在市镇和省两级彼此交错的更高执行委员会的层级体系;但如今情形已不再如此，尽管北加里曼丹共产党(NKCP)如今仍声称拥有一个运作中的中央委员会。
从一开始，SAYA和CCO所关心的就是统一战线的营造过程，即便此时一个正式的砂拉越共产党本身尚未发展起来，也即便政府的用语"秘密共产主义组织"所指的，与其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由多少彼此有别的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取向团体构成的复合体。NKCP这个名称直到1972年才出现。尽管如此，砂拉越的CCO(SCO)在这方面并非全然不同于东南亚的共产党组织。因为处于非法状态——东南亚多数共产党在历史上大都如此——单独的党的外围组织，与其他外围团体保持松散联盟，在策略上往往比一个由单一明确政党主导、且众所周知正式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产主义运动更为有效。越南提供了一个著名的例证。但菲律宾也是如此：1960年代初，激进的和/或被共产主义渗透的青年、劳工和农民组织的格局，为毛主义的菲律宾共产党及其新人民军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鼓动与传教的基础。¹¹
CCO（SCO）的阵线营造，是通过一系列娱乐、文化和体育团体来实现的。非正式的组织缜密的野餐、聚会、舞蹈和歌唱课，也服务于同一目的。砂拉越政府公布的一份CCO(SCO)文件把招募过程描述如下：¹²
(一)通过调查并结合具体情势，在群众中物色对象。
(二)通过结识对象、赢得其信任来了解对象，随后对其家庭和社会背景进行调查。
(三)借助某个公开组织，以福利活动的名义帮助他们，从而使他们与组织联合起来。
(四)通过思想教育——在低级的"学习"(HsuehHsih)小组中研读《革命人生观》等初级材料——培养他们，使之准备被吸收进组织。
在此番预备之后，候补者便开始阅读更高一级的灌输材料。而作为候补党员资格的准备，候补者须撰写一份自传，写明其家庭、教育、社会状况等个人情况。最后，在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候补期之后，宣誓即可取得正式党员身份。在这份誓词中，候补成员自认是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成员，是"砂拉越人民精华中的一员"。候补者还应允协助实现"砂拉越的民主与自由"，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原理以及毛泽东思想"，并紧密跟随SAYA的组织和中央领导。候补者还借这份誓词宣告："没有任何头衔比被称为革命者更为光荣"，并表示若有必要，甘愿为"组织与伟大事业的服务"献出生命。¹³
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Hyde)曾经指出，1962年SFA成立时，反响之热烈令人叹为观止——在诗巫镇附近的第三省某地区，一个月内即有约1000人登记入会。相形之下，SFA所能提供的东西其实很少，入会者也知道自己在加入一个非法组织，然而他们还是加入了。¹⁴仿佛砂拉越的华人橡胶园主、胡椒园主和稻农的生活中存在着一处空虚，唯有SFA作为他们的组织才能多少予以填补。作必要的变通后，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涌向SAYA精心筹划的娱乐与文化活动的青年们：由SAYA乃至后来SUPP的年轻积极分子组织的篮球赛、歌咏队、舞蹈班、音乐会和野餐，填补了躁动而受挫的华人青年生活中的真空。这些青年受教育于华文学校，其结果是，由于英语欠佳，他们与该州精英的英语媒介和文化的大部分相隔绝，眼见自己的就业机会主要局限于在省内华人商店当店员或文书。¹⁵
不久，随着1963年砂拉越并入马来西亚联邦，华人的政治抱负遭到了挫折。许多华人本宁愿要一个独立的砂拉越——在那样的国家里，相对于达雅克人和马来人，他们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人口集团;而且，利用"马来西亚联邦的全部构想不过是一桩'遏制'华人潜在政治力量的图谋"这一指控来捞取政治资本的，绝不只是共产党人。早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诞生之前，SAYA的积极分子就已经越境进入印度尼西亚属婆罗洲，在由印尼军方和印尼共产党干部监督的特种营地中接受游击训练。¹⁶后者(印尼共产党)在当时印尼官方反对马来西亚联邦建立的立场上起了带头作用。受训完毕，这些华人青年游击队员便返回砂拉越，加入CCO的人民军队及其新近统辖的外围组织"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NKNLL)。1962年12月8日，一场由野心勃勃、与印尼有联系的文莱政治家阿·穆·阿扎哈里(A.M.Azahari)领导的短暂起义，在文莱苏丹国爆发。这场起义不久即告平息，它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暗中支持，其假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把砂拉越全部或大部、沙巴以及文莱囊括在内的"北加里曼丹(婆罗洲)革命政府"。虽然起义的目标始终含混不清，但CCO(SCO)对阿扎哈里的革命政府及其"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entaraNasional KalimantanUtara，TNKU)给予了名义上的支持。
然而，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变流产之后，随着印尼共产党的垮台和苏加诺总统权力受到侵蚀，印尼针对马来西亚联邦的"对抗"运动及其反对立场也告终结。很快，砂拉越游击队员发现自己在边境的印尼一侧不再受到欢迎，尽管边境村庄中的印尼华人仍暗中接济叛乱者。尽管政府的反叛乱措施组织得日益严密，仍有约2000名身为SAYA和/或NKNLL正式成员的华人青年继续其断断续续的游击斗争，发展出一个丛林营地和藏匿武器的网络，并在上游地区的华人种植者和农民中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支持。尽管政府竭力监督私立华文学校的教师和课程，游击队员仍继续从这些学校中获得涓涓不断的同情者。196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70年代初期，一项称为"佩蒂克行动"(OperationPetik，意为"劝导"[Persuasion])的特别计划被推行出来，旨在使学生脱离砂拉越当局所说的学校里的共产主义宣传;1974年，砂拉越政府声称，借此已有约800名学生被"成功阻止""倒向共产主义一边"。¹⁷
不过，砂拉越游击队员仍以两个相互交叠的集团继续活动：一个称为"北加里曼丹人民军"(PasokanRakyat KalimantanUtara，Paraku)，另一个称为"砂拉越人民游击部队"(PergarakanGerilya RakyatSarawak，PGRS)。两者有时被统称为"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装部队"(NKPAF)。这两支"人民军队"之间并无重大的教义或战术分歧;相反，这种划分似乎是由后勤和地理—作战方面的考虑所决定的。然而，随着漫长的丛林战争岁月以及印度尼西亚方面一度给予的跨境支持的消失开始显现其影响，变节投诚日益增多，既发生于SAYA—SFA的队伍之中，也发生于各游击组织之中。1973年10月，砂拉越政府针对叛乱者发起了一场新的和平与大赦运动，即所谓的"斯里阿曼行动"(OperationSriAman，马来语意为"和平");到1974年3月，Paraku的"政治委员"黄纪作(WongKieChok)——1960年代初曾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任职——连同其480多名游击队追随者，放下了武器。¹⁸
NKPAF起初似乎已遭到近乎全歼。但SAYA—SFA和NKNLL的大约100名追随者留了下来，其后又有几十名年轻的华人NKPAF成员加入进来——这些人起初接受了"斯里阿曼"大赦，随后却又重新叛逃，回到丛林中的游击队。到1974年3月，NKCP有了一位新主席WenMinChuan——1960年代初游击战争的一名老战士——以及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到1978年，其队伍再度增长至约250人，并誓言继续以"武装斗争作为斗争的主要形式"。NKPAF更名为"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部队"(NKPGF)，并在砂拉越第一省丛林密布的内陆，面对马来西亚—印尼联手强化的边境监控，缓慢地重新营建其根据地和社区网络。SAYA和SFA依然存在，但实际上——至少就眼下而言——已沦为NKCP—NKPGF主要组织的纸面附属物。后者在未来很可能成为一个比过去的CCO(SCO)组织得更为严密的中央集权式政党结构。
砂拉越案例尤其突显了在非法与叛乱条件下维持有效的中央组织控制的问题。菲律宾则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同一问题。"菲律宾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CPP(M-L))，又称"菲律宾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在其建党代表大会上——该会于1968年12月26日至1969年1月7日间在打拉省卡帕斯镇附近召开——通过了一部党章，规定了惯常的"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并把最高权威置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¹⁹分权则涉及区域、省、县、区和支部各级的组织与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党的日常顶层管理，照例交给一个政治局(Politburo)及其执行委员会。所有这些，当然与世界各地共产党通常的组织方式是一致的。
然而，毛主义菲律宾党的党章中专有一条规定党的"地区组织"(territorialorganisation)，所指大概是党在区域、省、县和区各级的组织;该条款为这些党的下层层级规定了定期会议，并要求其执行中央党的决定。人们自然会想到，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叛乱、反叛乱以及后来的军事管制法等环境，都阻碍着顺畅的通讯。无论如何，对CPP(M-L)来说，"地区组织"多年来已意味着地方党组织日益加深的、并最终得到公开承认的自治。全菲律宾有九个"区域"党组织，它们在许多方面(虽非一切方面)是自主的，对其所在地区的外围团体("群众组织")行使广泛的执行控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控制着该地区新人民军(NPA)的游击分队。1975年12月，CPP(M-L)表示希望"更为有效地"领导菲律宾革命，办法是扩大党组织、新人民军和"民主统一阵线"。²⁰但这一希望实现到何种程度，则不无疑问。因为到次年，在该党成立八周年的声明中，CPP(M-L)中央委员会——指出"任何书本或外国都不存在解决我们特殊问题的现成完整方案"(这也是对苏联所谓"修正主义"的讥刺)——承认新人民军和群众组织无力突破"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与压迫";据说，取代突破的，是正在设法"破坏"敌人。同一声明还透露了区域党组织的某种自治程度：它声称这些组织如今已"财政独立"，而且，区域组织向中央委员会上缴现金盈余的时机确已到来。²¹
数周之前，CPP(M-L)主席阿马多·格雷罗(AmadoGuerrero，即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MariaSison〕)已经宣布，尽管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原则，但这伴随着"分散作战"。格雷罗说，当"我们彼此通讯困难时"，我们将"坚决按照中央委员会规定的总路线行动";然而，"各地区党组织可以发挥主动性，并根据当地条件执行其艰巨任务"。²²
依照党的各个分散单位自治的需要而为新人民军行动发展地方支持的重要性，在1977年3月26日纪念新人民军成立八周年的CPP(M-L)声明中也变得明显。这份声明宣称，新人民军的群众基础在上一年迅速扩大，并描述了在群众与新人民军之间使用所谓的党"联络队"的情形。这些联络队显然受命"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与广大公众建立密切联系，并进行"社会调查"(未作进一步说明)。经由地方联络队，新兵与追随者显然被争取来支持党和新人民军，于是最终形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小组和委员会"的网络。²³同一声明还谈及"武装的与不武装的宣传队"的发展，以及"编制齐全的游击分队"和训练单位，作为这种地方化动员努力的进一步维度;这一切首先旨在帮助新人民军在该地区发展。
因此，最初的组织动力似乎来自"联络队"——它们想必对特定地区的具体情况拥有特别的切近知识。群众支持的营造围绕着这些地方联络小组的工作而展开，直到该地区的党和外围组织结构充分发展、能够接管支援新人民军的"群众工作"为止。1977年3月29日CPP(M-L)声明对新人民军的关注，并非战术上的偏斜，而实际上遵循了CPP(M-L)党章的指示。CPP(M-L)党章第九条宣布，新人民军是"党在人民民主革命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中的主要武器"。按照同一条款，正是新人民军被看作能把工农"基本联盟""最深刻地"焊接在一起。的确，在农村，新人民军受命通过土地革命并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来缔造一个"独立政权"(即解放区)。
但是，与毛主义菲律宾党"地区"组织框架下地方化行动的自治趋向相互交错的，是另一股趋势，即建立反对马科斯政权的全国统一战线。如前所见，作为"三位一体"组织要素之一的这种阵线的发展，对任何共产党来说始终是一种战术上的必需，但具体情势决定着这一努力的优先次序和强度。目前菲律宾毛主义者的优先事项是明白无误的。相形之下，CPP(M-L)今日所处的处境，可以用缅共最近的一项劝勉来概括，大意是："仅仅建立一个党，并不足以确保我党赢得人民民主革命，也不足以在革命胜利之后完成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党只是起到一个核心的作用，它需要人民群众。"²⁴
早在马科斯1972年宣布在菲律宾实行军事管制法之前——尤其是其后——CPP(M-L)便开始呼吁"一切反对美—马科斯集团法西斯独裁的力量"联合起来;1972年10月，党的媒体报道说，党正在组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纲领的"全国民主阵线"(NDF)。²⁵六年之后，倘若马科斯本人的话可信，CPP(M-L)的全国民主阵线已成为党在其国内组织努力的核心。例如，据报道，马科斯在1978年1月对来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发表讲话时说："菲律宾活跃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正围绕全国民主阵线展开，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组织，充当一切颠覆团体的保护伞。"²⁶
马科斯的说法令人诧异，因为如前所述，NDF并非"相对较新的组织"——早在这位菲律宾总统宣布全国实行军法管制之时，它就已在CPP(M-L)的文献中被正式宣告成立。但确实，只是从1975年前后开始，反马科斯的反对派才出现一种表面上的、缓慢增长的、(若可以这样形容的话)非正式的聚合：其范围从新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与传教士，到学生和知识分子，再到诸如"人民力量"(LakasngBayan)和"自由与正义党"(KatipunangKalayaan atKaturungan)之类的政治团体——它们在1978年临时国民立法机构(BatasangPambansa)的大选中颇为活跃。这种反对派趋同的格局，在某些方面与1960年代中后期相似，在另一些方面则不同;在那时，PKP(尚未受到一个敌对毛主义共产党的困扰)本身作为一股激进力量，远不如一批被共产主义渗透或以共产主义为取向的外围组织的联合效应来得显著。这些外围组织有些——虽非全部——由毛主义者领导，例如"民族青年团"(KabataangMakabayan，KM，即"民族青年")、"工人党"(LapiangManggagawa，LM)、"自由农民联盟"(MalayangSamahangMagsasaka，即Masaka)、"促进我们发展兄弟会"(AngKapatrian Sa IkauunladNatin，AKSIUN，一个失业者联合会)，等等。
诚然，六十年间并不存在一个把这些及其他分散团体统括起来的"保护伞"组织。但成员资格的重叠相当可观，各团体在重大政治目标上亦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尤其是关于必须松动菲律宾对美国的依赖、缓解民众在财富和社会服务享有方面的巨大悬殊。在某种意义上，CPP(M-L)正是要把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加以凝聚的一次尝试;同样，由CPP(M-L)创建的NDF——尽管它显然仍形态未定——则是要把军法管制政权的持续存在所引发的进一步激进化与日益扩展的反政府抵抗加以凝聚的一次尝试。于是，处于政府安全运动持续打击之下的CPP(M-L)，为坚持其叛乱活动而在组织上广泛分散化，但同时在国家层面上又藏身于NDF的"保护伞"之后。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与197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间存在一个差别。1960年代各个独立的反政府团体(如KM)的设计意图，是激发并缔造一场全国性的反对运动，使社会上学生、工人、农民等等各类利益集团，各自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特殊的组织庇护所(在多数情况下由西松及其骨干之类的共产党人渗透并领导)。而1970年代CPP(M-L)的NDF，与其说是要激发又一场反对运动，不如说它意在成为那场运动本身。反对马科斯和军法管制政权的人们，如今基本上可以留在自己原本的主要机构性或其他归属之中——如教会、工会或政党——而不必再去加入单独的组织性组成部分(如KM或LM);这尤其是因为军法管制使得同某个单独而明确的反对派团体正式认同，比在1960年代困难得多。
于是，NDF给了CPP(M-L)一个机会，去在一个本质上是松散结构的全国性反政府群众运动中开展全国性活动，并力图夺取其控制权;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发展由地方外围组织支持的分散游击抵抗的许多不同重心。后者反过来又能使NDF获得活力。NDF的"宣言"由一个CPP(M-L)监督下的"筹备委员会"于1973年4月拟定，通篇采用政治上自由主义的、"进步的"一般化语言，足以打动一切厌倦了马科斯军法管制政府的人，而不论其机构归属如何。因此，NDF宣言谈到联合一切"反帝民主力量"，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宣言也谈及恢复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改善民生与实行土地改革，等等。²⁷但宣言中的并非每一点都可能为马科斯的所有批评者所接受。例如，敦促一切人支持反对"美—马科斯独裁"的"武装抵抗和地下斗争"这一点，可能与CPP(M-L)对新人民军游击战争及其地方外围支持者的战术强调相合拍;但并非所有菲律宾反对派人士——例如罗马天主教会中的某些人——都相信"解放"或"人民战争"是改变现状的可行之道，尽管据报道有些神职人员已与新人民军叛乱者联为一体。尽管如此，总的说来，NDF的纲领契合逐渐高涨的反马科斯反对派的情绪;就此而言，它或许是今日东南亚"民族民主"这一人所共知的马列主义战术的最佳例证——该战术以营造阵线为优先，而唯有阵线成功之后，共产党人才能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方能开始。1978年6月15日一期的《解放》(Liberation，NDF筹备委员会的刊物)宣称，一个由"革命人民的广泛联合"构成的"地下运动"正在全菲律宾扩展。该刊指出，这一"运动"正在缔造"一支强大、坚定而有组织的力量"，它"终有一天"将"粉碎马科斯独裁统治";但目前这个"运动"必须保持秘密，因为"在未做好准备时同敌人战斗无异于自杀"。
再者，需要再次强调，NDF只是CPP(M-L)战术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依然是通过新人民军及其分散的地区"指挥结构"进行游击战争，并得到地方群众组织和外围组织的支持。在继续这一游击对抗的同时，CPP(M-L)还坚持在自己与其对手——亲莫斯科的PKP——之间划清界线。后者同样完全赞成统一战线和"群众组织"的营造，但它把任何此类阵线努力从本质上看作议会式的、非暴力的，看作菲律宾宪政气氛渐进变化的一部分——这种变化不仅将终结军法管制，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使PKP作为一个政党获得合法地位。正如PKP中央委员会在1974年11月所说，党要在一项公开选举中把其纲领提交给选民，因此它不谋求以武力推翻政府，而是"力求使那个政府真正为最广大的菲律宾人民阶层的利益服务"，其途径是"群众斗争、选举手段以及民主权利的行使"。²⁸依照PKP的看法，菲律宾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也将使PKP获得合法地位。从此一视角看，"群众斗争"似乎指的是不以暴力为限的、战斗性的民众鼓动运动：统一战线及其支持者借此迫使马科斯政权出于自身意愿终止军法管制。于是，通过拒绝新人民军式的人民战争，PKP把自己的前途完全押在反马科斯统一战线的成败之上——而这一统一战线正是其对手CPP(M-L)也在力图加以掌握的。这种组织上的依赖对PKP而言在战术上是否明智，仍有待观察。
砂拉越共产主义和菲律宾共产主义，都告诉我们一些在党处于非法状态下维持组织凝聚与控制之困难的实情。两个运动的发展也存在对照。NKCP从CCO(SCO)残存的各个部分中正式建立起来，其时正值——1970年代初——运动即将面对其最深刻的危机之际，因而也正是一个单一的、界限分明的组织集结点变得最为紧要之时。在菲律宾的案例中，新人民军的持续叛乱和对马科斯军法管制政权的抵抗，最终对舆论产生了某种影响，即便像何塞·西松这样的CPP(M-L)知名领导人落入了政府之手。到1977年11月西松被捕之时，菲律宾反马科斯抵抗——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皆然——已经开始具有某种"人民阵线"的规模，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末西欧反希特勒的岁月。CPP(M-L)的全国民主阵线正是设计用来掌握这一反马科斯动力的，同时也允许备受打击的党藏身于自己的NDF之后。而在砂拉越，1974年"斯里阿曼行动"变节之后，阵线营造的过程必须从头再来，党眼下只能藏身于丛林之中。
即便如此，砂拉越共产主义组织——包括SAYA和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残存基础——目前的境况，仍相对好于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后者分裂为亲莫斯科和亲北京两派及各自的组织，如今在印度尼西亚本土已无任何运作中的党、统一战线或游击军队。今日印度尼西亚尚存的此类组织，仅限于少数分散的深度潜伏干部——主要是北京派系的——以及沿砂拉越—印尼边境的一小撮叛乱者。这些叛乱者，主要作为边境另一侧砂拉越境内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部队的辅助力量而活动。印度尼西亚党两派的大部分活动和刊物，由在北京、地拉那、莫斯科和其他东欧首都的几十名印尼流亡者维系。这两个流亡派系遵循中苏论战的微妙差异，定期相互批评对方政策。它们的相互攻讦，对于东南亚共产党组织的一般问题、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党在晚近所面对的困境，并非全无洞见价值，因此或许值得在此略作叙述。
B.武装暴动问题
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在1960年代初成长为共产主义集团国家之外最大的党组织，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逾百万，另有数十万人分布于青年、劳工、妇女、退伍军人及其他外围组织之中。然而，这个庞大的党与统一战线复合体，似乎缺乏内在的凝聚和纪律。1965年政变之后——该政变很快导致PKI正式消亡——党莫斯科派系的一项权威分析，抨击了"吸收新党员方面的无秩序"，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由此在政变前的岁月里对党的逐步"大规模渗透"。按照同一批评，尽管新党员的数字"高得惊人"，实际上"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数却相当有限"。党和它的领袖们变得过分"资产阶级化"：他们一面沉迷于"左"的空谈，自命为真正的革命者，一面寻求并接受敌人抛掷的"金饵"，向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影响让步。由于这些组织上的错误，党领袖们对1965年头几个月本党的力量和政治局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党领袖们的"轻率鲁莽"，使他们一头栽进了1965年9月30日那场灾难性的政变企图。²⁹
1965年政变本身的展开过程——在其中，彼此分散、消息不灵的党领导人在苏哈托将军及其同伙发动反政变行动的关键时刻，显然无力把普通党员集结起来——或许多少为莫斯科派系的这些批评提供了某种实质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北京为取向的PKI派系，在其对该党1965年政变惨败的自我评估中，同样大谈组织弱点、"资产阶级"影响之类。³⁰然而，使PKI覆灭的并不只是党组织的缺陷。按照今日党内以北京为取向的派系的解释，统一战线营造方面的缺陷，对1965年政变之后毁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那场浩劫，负有更大的责任。PKI的这一统一战线问题，特别地与对所谓"两个方面"理论的批评联系在一起;这一批评是由党内北京派系在其1966年9月的自我批评(otokritik，印尼语"自我批评")中作出的。按照这份自我批评，在1965年政变前夕的那些年头——当时党的统一战线复合体极度膨胀，PKI正在印度尼西亚的权力舞台上与其他政党和利益集团纵横捭阖——党内发展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内部的动力结构中，既存在一个"人民"(或"亲人民")方面，也存在一个"反人民"方面。党的主席迪·努·艾地(D.N.Aidit)和PKI领导层在这份自我批评中受到指责，说他们把党的政策完全与这个所谓"人民方面"合流，尽管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家权力中的"人民方面"，据说恰恰由该党所结盟的不可信任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支配。³¹
对党认同当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占优势的政治力量之"亲人民"方面的这一批评，实际上是对党在1960年代初整个统一战线政策的批评。因为正是在1960年代初，PKI力求使其学说尽可能地与时任总统苏加诺的教导以及印度尼西亚其他官定民族哲学相融合;也正是在那时，在为收复荷兰人占据的西新几内亚而进行的运动期间、其后在针对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对抗"期间，迎合苏加诺对民族团结之需要的强调，PKI试图缓和其若干更为激进的国内要求与行动(例如与1960年代初土地改革运动有关的要求)。此时的PKI政策强调：党是一个民族政党，与民族的信仰和建制融为一体。鉴于党通过与权势建制合作而获得的新体面，一些外国观察家也谈到了PKI的"驯化"(domestication)。艾地和党的其他发言人则与此同时断然否认党曾考虑过未来可能的政变。作为苏加诺时代末期的建制中坚，党从如下事实中获得安慰：它站在"人民"一边——而"人民"，即在苏加诺革命监护之下大概正被推向进步方向的广大印尼民众——其对立面，只是少数被苏加诺痛斥、并被官方排除于正当政治生活之外的穆斯林及其他反共死硬分子;对这些人，PKI和艾地尽可以同印度尼西亚建制的任何其他成员或集团一样，尽情声讨。³²
于是，正如自我批评所言，党由于其"驯化"的政策和与苏加诺的紧密认同而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面对政变的诱惑，它毫无准备，鲁莽地一头扎了进去，却不具备足以取胜的革命手段——无论就受过训练的干部还是有效的统一战线力量而言均是如此。因此，尽管人数庞大、外围团体众多，PKI的组织却是软弱的，缺乏彻底的思想训练和党的纪律。
人们很难不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自我批评对艾地和PKI"两个方面"政策的否定性评价，乃是某种事后的失败合理化。鉴于这份自我批评出自党内以北京为取向的派系，必须强调的是，"两个方面"理论至少一度必定曾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毛主义者所接受：艾地对这一理论的一些最详尽的阐述，正是他1963年9月访问人民中国期间向各色听众发表演讲时作出的。这些演讲——包括对"两个方面"理论的阐释——甚至被认为重要到由北京自己的外文出版社随后加以传播。³³倘若1965年政变成功了，那么"两个方面"理论在印度尼西亚毛主义圈子里所获得的评价，看来很可能会比如今更为积极。
即便如此，"两个方面"理论这一插曲，对共产党的组织而言并非全无启示意义。正如菲律宾的PKP今日所为，印度尼西亚的PKI昨日也放弃了系统叛乱和游击抵抗的道路，主要依靠舆论的涌动和缓慢演进的政治共识——体现在一场广泛的民众运动之中——来实现所期望的政治变革。在这种情况下，PKI领导人究竟是否本该考虑参与一场指向政变的密谋，大可质疑。无论如何，对"运动"取向的统一战线战术的依赖，被证明不足以实现党的目标，甚至不足以在政变之后保住党的生存，因为整个庞大的PKI和外围团体复合体迅速土崩瓦解。与PKP形成对照——并且作为毛主义者，或许把PKI的经验和"两个方面"理论记在心里——CPP(M-L)的领导人今日显然并不单独依赖全国民主阵线或任何其他阵线运动。
除了砂拉越眼下的局势之外，在今日东南亚共产主义中，至少还有一个例子表明：与武装斗争被认知的价值相比，广泛的运动式诉求和统一战线战术显然居于次要地位。或许比该地区今天任何其他政党都更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除外——泰国共产党(CPT)及其万人规模的"泰国人民解放军"(TPLAF)，似乎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格言笃信不疑。这并不是说，CPT在各个时期未曾在其北京和河内朋友的帮助下试图扶植若干外围团体;而是说，这些努力即便有过成果，也少有持久而有效的，而且外围复合体的发展似乎并非CPT的组织优先事项。这一点之所以更加引人注目，是因为人们当会记得，今日的CPT实际上正是从本质上可称为外围团体的东西中发展起来的，即主要华人组成的泰国组织"暹罗共产主义青年会"(CommunistYouth Organisation ofSiam，1927年建立)。而且，即使在1942年CPT正式成立之后，也曾在工会运动中作出一些建立外围式分支的努力。
但直到1964年12月，CPT——显然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怂恿或建议之下——才短暂地决定完全投身于一种"运动"战略。1964年12月8日，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其发射机设在中国云南省，或设在老挝巴特寮控制的地区——宣布一个"泰国独立运动"(TIM)已在北京成立;CPT刊物《Ekharat》也宣布了TIM的成立。³⁴TIM在其"宣言"中采用了标准的"民族民主"主题，呼吁把"美帝国主义者"逐出泰国领土，建立"真正的民主"，并实施一项为全体泰国人带来和平与繁荣的政策。³⁵无论是为了制造泰国变革声浪正在兴起、因而又一个"运动"的诞生乃自然发展之势的印象，还是由于TIM内部的教义或战术冲突，总之在1965年1月1日，一个"泰国爱国阵线"(TPF)在北京宣告成立。其纲领声明与TIM的民族民主主题如出一辙，包括要求"民主权利"、要求不再奉行据称已使泰国沦为美国"新型殖民地"的政策，以及要求普遍生活水准的改善。据中国媒体称，到1965年11月，TIM领导人已宣布把自己的组织并入TPF;但这次合并的战术意义，乃至阵线领导层的性质，始终暧昧不明。³⁶
与此同时，发展统一战线结构的尝试也在进行：北京的新华社再次宣布，1965年5月1日，一个"泰国爱国工人联合会"(TFPW)已经成立。一份据称最先在曼谷发表的TFPW声明，保证全力支持TPF，其纲领号召推翻以"美帝国主义"为取向的泰国政权。一个"泰国爱国教师与教授团"同样在1965年3月宣布加入TPF，而一个"泰国爱国青年组织"则在1966年2月15日发表的宣言中作出同样的宣布。在1965至1966年间，"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和/或中国报刊宣布了其他一系列外围组织的诞生——从"贫民联合会"到"自求解放的农人与垦殖者协会";而CPT的刊物则提请注意流亡知识分子、学生领袖、佛教僧侣及其他个人对TPF的加盟声明。1960年代后期，TPF似乎尤其急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非正式的、尚处萌芽状态的流亡政府：它在北京和伦敦派驻"国外代表"，并拥有巡回特使。³⁷
然而，就在一种广泛的泰国统一战线运动(其意图，人们或可说，与今日菲律宾的NDF相似)的印象正在形成之际，CPT已开始展示自己的组织力量，宣称在东北部加强了叛乱行动并招募到农民追随者。早在1968年1月1日的三周年文告中，TPF就敦促泰国人尤其要团结在CPT周围。³⁸阵线的各个组成支持团体，如泰国爱国青年组织，也开始同样行事。CPT则反过来渐渐越来越少提及TPF，开始宣传自己的"民族民主"路线——包括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政府"——并且，尤其在各次新闻稿中，坚持游击斗争的首要地位以及以军事手段解决泰国问题之必要。到1970年代初，这种军事上的强调几乎盖过了CPT的其他战术。与此同时，人民中国似乎变得不再那么明目张胆地支持泰国共产主义运动。在1973年他侬·吉滴卡宗政权垮台，与1976年强烈反共的、由军人主导的总理他宁·盖威迁新政府登场之间，泰国经历了在巴莫兄弟(Pramojbrothers，即社尼·巴莫与克立·巴莫)组阁之下以政党为中心的议会政府时代的回归。尽管在这一动荡时期存在统一战线行动的新机会，CPT仍坚持其以游击战为导向的、毫不妥协的强硬路线。他宁政权上台后，约2000名学生积极分子惧怕报复，投奔CPT寻求庇护。"泰国人民之声"电台随后开始广播学生加入TPLAF并在农民中间从事"群众斗争"的消息。这些"群众斗争"似乎主要是传教布道和志愿建设工作，并未包含多少营造统一战线的努力。随着1977年10月20日他宁政权的垮台和一个较为温和(尽管仍由军人主导)的政府的回归，据报道学生们离开了他们的CPT庇护人，开始返回家园。因此，无论在巴莫兄弟的"民主"时代，还是在随后他宁与江萨·差玛南的威权及半威权时期，CPT营造统一战线的、民族民主式的努力都未见显著成效。
尽管如此，断言泰国共产主义已在形式上完全放弃这类努力仍将是错误的，因为党的媒体声称，"革命者"继续在为民族独立与民主的斗争中宣传并领导"各阶层人民"，并且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通过"广泛宣传革命理论"，在"唤起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³⁹但是，虽然这种经由得力灌输的"觉悟提升"过程得到承认，人们在CPT媒体发布的材料中却几乎找不到对标准统一战线战术——例如团结包括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社会阶层共同行动之必要——的提及。相反，CPT行动的焦点是TPLAF的叛乱战争，正如在砂拉越，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焦点是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部队一样。
在其最近发表的泰国共产主义简史中，CPT一再回到武装斗争的主题，仿佛这是运动和党的唯一组织宗旨。⁴⁰只有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日期和事件才得到提及。因此人们读到：1961年CPT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主要干部开始进驻农村，以便"动员农民准备武装斗争"并培养新干部;1969年，配合TPLAF"最高指挥部"发布的一项新政策，党又一次誓言"坚决把武装斗争的道路走到底"。⁴¹在这部党史中，即便谈到统一战线战术，也是与叛乱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人们读到，1976年12月1日，党发表声明，呼吁一切"爱国和热爱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一条标准的"民族民主"路线——但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开展人民战争"并推翻"法西斯"泰国政府。⁴²"泰国人民之声"电台的广播尤其关注所宣称的武装斗争战果——例如，1978年8月初的一次广播声称，自1977年8月以来，TPLAF已在"各地区作战810次"，歼敌1350余人，缴获"数百件枪械"和大量弹药——并说，既然"人民战争的火焰"如今已在全国"熊熊燃烧"，"我们必须加强群众动员和群众组织工作"。⁴³后一表述几乎暗示，如今的战术逻辑是：因为人民战争正在扩展，统一战线的组织活动也必须加强，而不是相反。
即便CPT从其他团体和组织获得支持，CPT媒体的焦点依然放在这种支持对泰国人民战争的价值上。例如，王国南部诸省泰国穆斯林的异动，直到1977年8月在CPT指导下成立了"泰国穆斯林人民解放武装部队"组织之后，才正式对党具有了意义;该组织虽受党的控制，据报道却独立于TPLAF。据CPT媒体称，泰国穆斯林通过组建自己的解放军，"如今已经用鲜血和泪水的代价学到了教训"，而这个教训就是：唯有"拿起武器"，泰国穆斯林才能成功推翻"法西斯独裁的"泰国政府。⁴⁴
当然，CPT在泰国南部诸省发展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并非仅仅依靠泰国穆斯林的异动。尤其是在1977至1979年间，CPT的干部在宋卡、素叻他尼和洛坤诸省十分活跃。1979年2月初泰国军方对后两省共产党游击队营地的攻势之后，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979年2月12日报道，泰国军方消息人士宣称，CPT"最近"在泰国南部召开了一次党的大会，并通过了一项转入攻势的新的七点纲领。该纲领的内容，从对政府哨所和人员的惯常袭击、阻挠公路建设工程，到加强农村宣传工作和获取农村的财政支持，不一而足。到1979年4月21日，泰国内部安全行动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宣布，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交界边境沿线的共产党叛乱活动"毫无衰减"地继续着。据报道，共产党游击队员从事着"清除"政府官员的活动，同时为其行动收集情报、粮食和资金。CPT在泰国南部是认真的、并有意发展一个纪律严明的地区性组织，这一点在1979年3月末变得显而易见：据曼谷《世界报》报道，早先在洛坤省加入CPT的十八名泰国学生，因试图与党决裂并叛逃而被党干部就地处决。
尽管党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但CPT的地区行动——尤其是南部诸省的行动——确实显示出日益增强的协调与计划，因为贯彻"人民战争"战术的关注渗透到党的各级队伍之中。与此同时，对于已加入CPT及其军队的泰国社会党成员和持不同政见学生组织的成员，CPT媒体同样从"人民战争"的视角加以描述。最近，"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在谈及泰国社会党的活动时，适时地提到了社会党干部的某些统一战线努力，例如在"艺术与文化、教育、军事和人民国家政权"方面;但这次广播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党对"泰国人民武装斗争"的援助。⁴⁵"之声"电台的另一则近期广播讲述了泰国全国学生中心(NationalStudent Centre ofThailand，一个学生持不同政见组织)的工作，开头报道说，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如今已涌向泰国的"武装斗争地区"，据说他们在那里多方出力，并且正在"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和锤炼"。⁴⁶必须再次强调，对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而言，统一战线活动都不容忽视;但其努力的主要指向，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被导入游击叛乱之中。
这种军事上的强调，既给CPT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新问题。CPT的二十人中央委员会由CharunWangam——一位经历越南战争的老战士——领衔，其委员会中的多数同僚都曾在河内或北京接受"人民战争"训练。CPT的组织结构，尤其在东北部的"武装斗争地区"，如今已变得与菲律宾新人民军的结构有些相似：TPLAF的"战斗指挥部"日益与地方党委同义化，并承担起地方党委的工作。此外，一种与菲律宾CPP(M-L)单位中所见情形类似的、日益增长的行动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王国北部和南部的CPT与TPLAF组织中尤其如此。尽管CPT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一再告诫疏于甄别申请者和新来者的危险，并坚持思想训练的首要地位，但他宁出任总理之后学生和其他人的涌入一度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适宜与否的实际检验，变成了申请者是否愿意几乎立即加入一个游击分队。后来，为了便利新兵的吸收进程，据报道在邻近的老挝建立了训练营。1978年8月，两名变节者向泰国政府的反叛乱主管机构——内部安全行动司令部——报告说，老挝沙耶武里省的蓬赛村(Phonsay)——距泰国难府边境步行五公里——已成为CPT新兵的武器训练中心。⁴⁷
然而，即便有了这种训练，TPLAF年轻的新游击队员似乎已在党的队伍中造成了一些摩擦，因为据党的老战士说，这些新人——据说急切地想立刻效法切·格瓦拉——不熟悉打持久游击战争的后勤和其他问题。另一方面，学生的涌入，连同若干劳动活动家、农民领袖及其他人等，如同一项分析所言，提供了"城市知识分子与乡村游击队员的结合，类似1920和1930年代中国涌向'解放区'的大潮所造成的那种结合"。⁴⁸毫无疑问，CPT—TPLAF如今在泰国数个边境省份拥有若干"解放"区。早在1975年9月，曼谷政府就承认，其约640个村庄、总计约20万人口，已完全处于CPT的控制之下。⁴⁹自那时以来，随着TPLAF"战斗指挥部"和军事行动网络的扩展，CPT控制村庄的数目还在继续增长。泰国东北部农民的困境、北部山地部落定居者的困境以及南部泰国穆斯林的不满，都为CPT提供了未来在乡村立足的支点;与此同时，城市新兵赋予TPLAF一种新的组织特征，令人想起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菲律宾城市青年和大学生早期涌入NPA的景象。没有迹象表明，曼谷政府的土地改革及其他改良措施正在有效削弱CPT在泰国东北农村的感召力;也看不出，江萨·差玛南政权那种温和的威权主义——用以取代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认真异议——正在使这种异议消散。
然而，东南亚共产党游击队武装叛乱活动的模式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就日常而言，这类活动的发生频率也许显得有限。因此，评估发生频率问题的关键因素，不是武装叛乱的规模或参战人数，而是叛乱者数月数年间的持续力。如军方当局或报章所报道，武装冲突的范围也许看似有限。例如，即便曼谷报章使用"激战"(指1976年6月碧差汶府考科山〔KhaoKlo〕山区的交战)或共产党叛乱者"横行肆虐"(指此前数月的乌汶府)之类的措辞，实际上在此类交火中丧生的游击队员不过三四十人，泰国军人和官员死亡者不足二十人。此处袭击一个乡村警察所，彼处伏击一支军车队，又在另一处夺取若干武器或"解放"(即间歇性地占据)一个村庄——乍看之下，CPT的武力并不给人构成对泰国中央政府权威之重大威胁的印象。此外，游击活动的发生，常因单纯的匪患和敲诈勒索而变得真假难辨：1979年4月，泰国军方消息人士报告说，黎府、碧差汶等北部省份约2000名共产党叛乱者，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向在其藏身林区伐木的锯木厂主榨取"保护费"为生。
菲律宾的情形并无不同——例如1979年5月，国防部官员发出言辞激烈的声明，宣称将采取措施遏制萨马岛省份"上升"的游击叛乱发生率。事实上，萨马岛的新人民军近月曾短暂进入萨马岛的若干小镇，鸣枪示威并获取给养。但数月此类枪击的总伤亡数，被描述为三名警察和两名民兵丧生。或许更令人不安的，是菲律宾国防部关于萨马岛若干市镇长官正与新人民军协同合作的报告——自战后胡克叛乱最初岁月以来，官员与叛乱者之间的这种共生模式，在吕宋早已是家常便饭。
孤立地看，所有这类共产党"武装叛乱"事件似乎微不足道。但它们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持续着：侵蚀着公众的信心与安全感，制造出必须由被震慑的地方居民去应对的"对立政权"('counter-governments')，延缓着经济发展，把宝贵资源转移到持续的军事行动上去，而且——并非最不重要——为东南亚各国政府维持对政治活动和表达自由的广泛管制提供了理由。这类管制的实施与运用产生了极化的效应：对现政权持批评态度的非共产党批评者，感到自己不得不加入激进反对派团体，而共产党的布道者正在其中开展工作。
C.夺取权力的三种模式
根据上述案例研究，我们如今或许可以提出：今日非共产党执政的东南亚，共产党的组织趋向于遵循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的典型，是砂拉越的NKCP、泰国的CPT，以及人们对它所知要少得多的缅甸缅共。在这一模式中，与其说是"枪"在指挥党，不如说"枪"几乎与党是同义语。也就是说，解放战争如此完全地包裹着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以至于在游击武装之外，一个独具形态的党组织，至少在运作层面上几乎似乎并不存在。在这一模式中，统一战线的营造虽绝非全然缺席，但似乎并非党政策的优先事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并不要求特定的党组织规模即可运作：NKPGF的砂拉越叛乱者不足200人，其在TPLAF中的泰国同道则在10000人以上——由此划出了今日东南亚游击组织规模的区间。不过，这两个组织都在增长，只是速度不同。
第二种模式，以今日菲律宾亲莫斯科的PKP，以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党的主席迪·努·艾地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为代表。在这一模式中，叛乱作为党的战术并不实际存在，革命暴力被明确弃绝，而党在形式上认同战斗性的政治手段——但其实质是宪政的、议会的夺权途径。阵线营造——或采取大致协调的、基础广泛的"运动"的形式(如CPP(M-L)的"全国民主阵线"所暗示的那样)，或采取由党分别主导的青年、妇女、农民、工会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形式(如艾地的PKI成功地发展起来的那样)——在这一模式中享有战术上和组织上的优先地位。最后，第三种模式——以CPP(M-L)为代表——的特征，是在前两种模式之间组织上的跨立：党试图(虽然并不总是成功)在组织上把自己同其游击武装区分开来，从而努力"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在解放军之外再发展一个基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便赢得追随者，并在政治舞台上促成"进步的"、向左的变化。除已讨论过的CPP(M-L)之外，今日西马来西亚的共产党组织似乎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更贴近这一模式，对此现在应略赘数语。
如前文所述，今日西马来西亚(或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分为三个组织：母党马来亚共产党(CPM)，以及两个与之敌对的分支——其一于1970年2月发展出来，称为马来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即CPM(M-L)。就正式党员而言——不同于人数多得多的一般支持者——三个组织都很小：据政府方面消息，CPM党员不足2000人，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CPM(RF))和CPM(M-L)各不足300人。然而，这三个组织显得牢不可破，多年来牵制了马来亚安全部队的相当一部分;如果各种政府圈子的说法可信，它们对马来西亚的国内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依照CPM1972年5月的党章(另两党的党章未曾公布，不过据说各方均有"基本党章"存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代替"之(第13条)。⁵⁰中央委员会，连同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和副总书记，是党的主要执行机关(第15条)。CPM的基本单位是支部，支部可设于"每一个工厂、矿场、种植园、村庄、学校、排，以及民族解放军武装工作单位之内"(第19条)。支部的主要职责包括：领导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并监督其工作，以及执行党的决定(第20条)。
CPM党章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特征。其一，是明文禁止(第12条)结成"宗派"，或从事其他"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活动。这大概是指自1970年1月以来一直困扰着该党的分裂运动——当时，针对中央委员会一道向"解放军部队"下达的、以不可靠为由清洗新近吸纳人员的希律王式命令，党内出现了抵制。〔译注：Herodian，典出《新约》：希律王为除掉耶稣而下令屠杀伯利恒男婴，此处喻指滥杀无辜。〕另一特征涉及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NLA)——CPM的战斗武装——的组织整合。在"解放军"内部设立党支部的规定已如上述，但还须指出，党的组织可以并且确实在MNLA的"连一级"进行，而且据说这一级相应于CPM的"县"或"区"两级党组织。第16条规定，在区、县或MNLA"连一级"召开包括代表大会在内的党的领导机关会议，由上一级党组织"根据大会的情况"召集。后一措辞的实际含义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在支部之上、CPM中央委员会之下的层级中，如今最常见、功能上也最活跃的中级党组织，就是"连一级"的MNLA党组织。事实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泰国的CPT—TPLAF与西马的CPM—MNLA之间的相似之处格外值得注意：军事组织与党组织几乎合而为一。
然而，在这里也应记住，CPM的组织有两个独特之处。第一，它作出了可观的努力，使其支部——组织阶梯的最低一级——也在MNLA之外发展，从而使党不致完全被军队吞没;因此，党和"解放军"合并的真正关键点，倾向于出现在组织层级更高的位置上，例如党的"县"一级与MNLA"连"一级。不过，支部确实充当着向MNLA输送新兵的漏斗，因为唤起群众发动"人民战争"是其职责之一(第20条第2款)。CPM组织的第二个独特之处——这也是它与其对手CPM(RF)和CPM(M-L)所共有的——是使用一个单独的政治行动阵线，外加一支游击队。由于三党正式党员人数都很少，可以假定各党之间、其阵线之间及其游击队之间的成员重叠相当可观，尽管据报道CPM的行动阵线团体中，也有并非同时身为CPM党员的成员。政治阵线与游击组织名称上的相似，曾使各种新闻报道对某项行动究竟涉及哪一党派产生大量混淆。下表列出主要的对应关系：⁵¹
政党
政治行动阵线
游击队
CPM
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MNLL)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NLA)
CPM(RF)
马来亚人民解放同盟(MPLL)
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PLA)
CPM(M-L)
马来亚人民解放阵线(MPLF)
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PLA)
因此，CPM(RF)和CPM(M-L)的战斗部队同名，都叫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PLA)。CPM的MNLL被新加坡政府描述为在该岛共和国也有其追随者，而且人们确实知道它在整个半岛马来亚都有活动。然而，CPM(RF)和CPM(M-L)的阵线和军队，似乎主要在泰国南部或泰国—西马边境地区活动。
正如CPP(M-L)之拥有NDF和NPA一样，西马共产主义在组织上也是"两条腿走路"——用毛主义的说法——同时打出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两张牌。至少在原则上，三个西马共产党似乎都承认，"群众斗争"也应鼓励在军事语境之外进行。考虑到其党的核心成员规模相对较小——马来西亚官方消息来源反正倾向于把它与其解放军的规模划上等号——母党CPM尤其鼓励阵线的增殖：除其政治行动阵线外，还发展出若干对青年、较为正统的穆斯林社群、农民及其他人有特定诉求的外围团体。批评者和官方方面声称，这些外围团体大体是纸面组织，旨在制造马来西亚政府正面临日益广泛的公众不满的印象。然而，这些外围团体的纲领性强调，往往落在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上，其方式可与CPT在泰国的战术相比。植根于彻底思想灌输的纪律，被认为是"人民战争"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⁵²
CPM媒体把MNLL描绘成保证与"各"个兄弟"革命组织""并肩战斗"，以推进"我国已经发展起来的武装斗争"。⁵³CPM于1975年创立的"马来亚民族爱国青年学生运动"，似乎同样笃信暴力之路的必要。在通过CPM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就该运动的工作所作的一项近期声明中，据说"一切合法渠道"和"发表任何反对意见的正当途径"都已被"堵死"，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除了诉诸非法和秘密的方法之外，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⁵⁴至于前文述及的"帕佩里"(Paperi)，即CPM的"兄弟伊斯兰团结党"，其中央委员会的文告同样强调：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正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必须起来反抗残暴的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对巴勒斯坦穆斯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所谓"背叛"、它对麦加朝觐的"残酷盘剥"，以及它对政府土地发展计划(FELDA，联邦土地发展局)的改造——以致把数千穆斯林马来家庭变成"奴隶农夫"——所有这些都是CPM向较虔敬、较正统的穆斯林马来人发出诉求时偏爱的主题，但最终总是着眼于扩大"人民战争"并"服务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⁵⁵
在与对手CPM(RF)和CPM(M-L)的争吵中，CPM也把围绕武装斗争之运用的战术分歧推到了前台。因此，在一篇长篇批评中，CPM指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反对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最终凭武力夺取政权的格言。据CPM说，CPM(M-L)的武装斗争号召，旨在"迷惑人民，混淆真伪"。⁵⁶
然而，在组织上，三个西马共产党之间似乎差别甚微，尽管对两个较小分支所自称的、诸如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他立法与执行机关之类的党的结构，人们所知也少得可怜。三党都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农村居民和华人小城镇青年中积极传教;但无论巡回干部和"自学"小组能给其政治觉悟带来何种激进化，新信徒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大体上仍以其是否愿意离家并积极投身"解放"武装斗争来衡量。早在1971年，马来西亚政府就在题为《武装共产主义在西马的死灰复燃》的白皮书中指出，西马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的统一战线活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让位于集中经营一个与CPM——当时它还是唯一的共产党——斗争战术相联系的地下支持者网络。如此看来，人们甚至可以论证，即便是CPM独具特色的统一战线努力，也是为游击战争的最后成功服务的。尚须指出的是，尽管不断有关于政治局领导层裂痕的报道——尤其是对CPM长期担任总书记的陈平(ChinPeng)某些政策的不满——CPM的中央领导一直相当稳固;而且在政治局和MNLA"团级指挥部"两个层面上，都在为马来族和泰南穆斯林与华人并肩的紧密参与作出持续安排。
D.印度支那的情况
对今日印度支那各国执政共产党组织的分析，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党必然支配的现今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人们确切知道的相对很少。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SRV)，越南共产党(VCP)在其重要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76年12月)上，把中央委员会从53名正式委员和24名候补委员，扩大到101名正式委员和32名候补委员。新增者中许多是经济专家——随着SRV在其发展的现阶段着手"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专门技能将是必需的。⁵⁷在四大上，党第一书记黎笋还把"最大的缺点和弱点"归结为：对党在"党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时自身作用的认识不足。黎笋列举的组织错误包括：党建和领导方法中的"经验主义"(未作进一步说明)、不适当的工作作风、吸收新党员手续的"松弛"，以及政治思想准备的不足。⁵⁸据黎笋说，今后的建党应力求思想训练、政治训练与组织发展的紧密结合，并应通过加强"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推进。提高党员干部或党员的素质，应当与普遍改善党的支部和党的"基层组织"齐头并进。据说，后者是党的"基本战斗单位"，同群众的接触最为直接。据黎笋说，除非生产增加、群众生活改善、SRV的革命宗旨得到充分阐明，否则一个支部或基层组织"不能被认为是好的"。继续就支部和基层党组织的会议、任务与努力提出其理想化的训诫，这位VCP第一书记宣告：⁵⁹
它们的会议必须有具体而丰富的政治内容;它们必须就党的路线和政策、就分配给本地区和本单位的任务、就完成这些任务的计划展开讨论;它们必须分配工作、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党员干部和党员，并检查支部和党员的工作表现。必须努力在党组织中、在其日常活动和会议中，创造出一种热烈而富于战斗性的气氛，并发挥每一个党员的集体智慧、主动性和高度责任感。
四大之后，随着改造南越社会经济结构的尝试趋于强化，干部训练和灌输大大加强。据报道，对党员——尤其是对在南方担任公职、据称经不起贿赂和其他腐蚀的党员——的重新甄别和"重新评价"，有助于注入新的纪律。不妨强调，党的领导人对自身的组织缺陷一直是相当坦率的。例如，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在越南共产党四大的讲话中，谈到部分党员中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以及缺乏献身精神"，也谈到他们"滥用职权"、干"欺诈和非法勾当"、恃强凌弱及其他种种渎职恶行。⁶⁰与SRV新社会主义阶段的要求相一致，VCP党员具有正当的阶级成分，如今被看得日益重要，视为防止"偏差"和其他被认为起削弱作用的倾向的一种保障。于是，黎德寿把从"工人队伍中"选拔干部描述为党的一个"首要问题";就南越而言，还要吸收"劳动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据黎德寿说，还应努力给予知识分子适当的训练，并在党的重建中利用其服务;在这方面，党批判了不把知识界看作"一个基本阶级"的"狭隘和有偏见的观点"。⁶¹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训诫在组织上的落实，采取了若干形式。例如，与改善党的支部和党的"基层"群众接触之质量的指示相一致，开展了一场"大力面向基层"的运动，即党要特别关注农村合作社及其他乡村企业的经营状况。1978年，河内的主要报纸发表社论，指责"许多村庄和农业合作社"尽管掌握着足够的土地并有充足的劳动力，却未能加强耕作。这被归因于——除其他因素外——"基层干部"组织和管理能力的低下。⁶²普通工具和器械制造的短缺，以及工业与贸易物料的供应不足，也是一些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按同一篇社论那个奇特的表述，被认为需要更多地关注"基层的精简"('streamliningthegrassroots')。
黎笋在1976年12月VCP四大上提出的加强"革命群众运动"的要求，也反映在他当时对一个新的、基础广泛的民族阵线之内"全民大团结"之进一步巩固的强调上。人们当会记得，越南共产主义在历史上颇为擅长发展一系列这样的阵线(例如，越盟阵线创立于1941年，越南祖国阵线建立于1955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60年，越南民族、民主与和平力量联盟组建于1968年)，这与其一贯强调的"民族民主"战术——营建一个广泛基础的民众追随体，而一般处于隐蔽状态的共产党在其中充当主要的组织动力——是一致的。
新的SRV如今着手进行的"社会主义阶段"，在教义上要求与早先"民族民主"斗争阶段的路径决裂。于是，黎笋对新民族阵线的呼唤，导致了又一个越南阵线组织——越南祖国阵线(FFV)——于1977年2月的诞生。同年同月，FFV的新纲领以及一切其他阵线并入FFV之举，获得SRV制宪会议的批准。FFV的主要目标，是"以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统一和社会主义的越南的名义，团结全体人民"。按照FFV纲领，必须创造条件使一切公民得以参与公共事务，并动员全体人民，以便把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并使整个经济转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⁶³
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PAVN)的"革命"角色已发生转变：它成为一支在组织上结构更为严整的部队，致力于保卫统一的越南民族的"和平与独立"。SRV军队拥有60万正规军，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军队。⁶⁵此外，还有一支约150万人的武装民兵;合起来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建制，其思想准备同样是党所关心的事。虽然军队代表在VCP中央委员会中的数目在四大上有所增加，但军队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所占的份额却成比例地下降了，"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枪杆子长期以来如此重要，党牢牢地指挥着枪"。⁶⁴
党所指导的对越南民族的动员，预计也将把PAVN囊括进来，同时瞄准特定的社会群体。后者的一个例子，是所谓"三突击"('ThreeAssaults')青年运动。它于1978年初正式发起，目的有二：协助发展国家的"新经济区"，并援助PAVN在柬埔寨边境冲突中的行动及国内安全的总体维持。一方面，据报道"突击青年队"与PAVN协同行动，给柬埔寨"入侵者"以"适度的惩罚性回击";另一方面，他们因兴修灌溉工程、筑路、在国营农场劳动等而在河内媒体上受到赞扬。⁶⁶除了对防务和经济生活问题的"突击"之外，"三突击"青年运动的设计还在于建设性地满足青年对学习、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的需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SRV媒体强调，"三突击"团体的"任务"必须"在基层组织中"完成。"三突击"运动的社会改造性冲击，想必还预期会及于据官方消息来源说"仍沉溺于不健康活动和不良生活方式"的"若干青年"。⁶⁷在新的统一的SRV中，由VCP督导的社会控制模式显然意味着：谁也不能逃脱这个国家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新阶段所提出的要求。正如1976年5月在河内召开的越南第四次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所宣誓的那样，这一阶段的直接目标，就是完成并"超额完成"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⁶⁸
与此同时，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PDR)，组织的重点同样放在经济重建的需要上。至少在理论上人们承认，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物资和人力的问题"相比，"人的因素仍然是首要的"——老挝副总理富米·冯维希1978年9月初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技术训练会议上如是说。据这位老挝副总理说，"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必须成为老挝模范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老挝人民革命党(PhakPasason PativatLao，PPPL)——执政的共产党——和"老挝人民解放军"(LPLA)，都被认为是把老挝群众动员起来从事国家重建的主要组织手段;而这一切，仍处在仍驻扎于LPDR的约4万名SRV军人的注视之下。后者的存在，也在不断助长着前巴特寮成员分散的反越抵抗运动。
PPPL和国家在组织上的当务之急，由总理凯山·丰威汉于1978年7月末在LPDR最高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上予以勾勒。据总理说，LPDR的每一个省都要成为"一个全面的、完整的战略中心"，能够解决"各种地方问题"。⁶⁹重点应放在使每一级地方政府实现生产和服务的最大化;而村庄或县里合作社的发展，或国营农业和林业企业的发展，据认为首先需要地方党委和县党委质量的"紧迫"改进，以及一切辅助工作组织的巩固。干部和政府官员可能不得不被赋予新的任务;在这方面，凯山·丰威汉呼吁审慎的领导安排：⁷⁰
在调动和调整干部与官员时，各部委和各部门必须民主地开展集体讨论，研究和牢固掌握每个干部、官员的能力水平，并把他们恰当地、合理地安排到正确的岗位上。
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培养也不容忽视：⁷¹
至于那些保持了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兄弟干部和官员，有必要安排他们参加长期训练班。至于那些兄弟知识分子、专家和技术工人，有必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政治训练和物质帮助，以帮助他们促进和扩展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职业教育。
与SRV一样，"基层"预期也将成为PPPL的一个焦点：凯山·丰威汉告诫说，必须避免与"基层脱节"的"不切实际"的官僚程序。与此同时，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必须抽出时间到基层去"，以便了解地方情况的实况，并帮助"扩展地方的主动性"。⁷²
与SRV一样，今日LPDR对青年的动员——无论是为了防务还是重建工作——也居于最优先地位。万象媒体曾提及"军队和游击队中的青年"成功地"回击"了"敌匪帮"的"武装挑衅"(大概指与苗人〔Meo〕部落民一道构成老挝各地反政府叛乱抵抗运动主体的前巴特寮异见分子;据说他们"正从事针对我们年轻共和国的破坏活动")。⁷³同一媒体还报道，"工人队伍中的青年"已接管工厂生产，而"农民队伍中的青年"则已成为水稻栽培的"先锋"。然而，并非所有老挝青年都为新秩序的召唤所动：官方抱怨说，"居住在各个城镇的某些青年"仍然"生活懒散"，而且大体而言，青年近期的工作表现"依然缺乏热情"。⁷⁴
在许多熟悉老挝传统悠闲生活方式的外部观察者看来，据称青年对国家新政权缺乏热情，不过是如下总体印象的一个侧面：社会主义革命在三个印度支那国家的到来，到目前为止或许在老挝是最温和的。事实上，若非LPDR今天无处不在的越南人的存在，PPPL领导人关于提高干部效率、加强党组织纪律与发展等要求，是否还会以同样的紧迫性发出，是大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老挝同SRV和柬埔寨一样，一直处在一场"再教育"革命的掌握之中：成千上万思想上的可靠性或过去的政治行为受到党干部质疑的人，牵连其中。据估计，老挝有4万名政治犯(对一个仅有约3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关押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营地中;此外还有一些较为温和的营地，用于"再教育"那些违犯了新道德规则中较轻微条款的人——例如在公开场合接吻，或穿着西式服装。⁷⁵而且不乏逃离老挝新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到1978年5月，至少已有82000名老挝难民流亡泰国。⁷⁶不过，与柬埔寨不同，经由国家重新组织的过程实现个人改造自新的可能性，至少在LPDR似乎存在。起初，人们大肆渲染前政权高级官员的定期获释：这些人在各个营地参加了被委婉地称为"学习班"(teach-ins)的课程之后，经历了他们所说的"新的觉悟"，据说其结果是能够"加深我们对敌人的仇恨"。⁷⁷但自1977年以来，这类公告已变得少得多。
在老挝，有计划的群众动员以及党的组织和官僚机构的收紧，迄今尚未聚焦于建立一个类似SRV越南祖国阵线的新民族阵线。然而，老挝人民解放军(LPLA)中已有组织上的变化，包括实行一部新的内部纪律守则和处理老挝民众的新规章。LPLA新纪律守则中的训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以及"举止端正，对每个人说话和气"——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守则。⁷⁸在规范LPLA与民众接触的新规章中，有如下内容：⁷⁹
一、"四个尊重"：尊重各族人民，视同自己的父母或骨肉兄弟;尊重各族人民的风俗与传统;尊重佛教僧侣及其他人民的信仰权利;尊重并全力协助地方行政机构或委员会。
二、"四个不要"：不要恐吓或辱骂人民;不要拿群众的财物，也不要给他们或他们的行政机构添麻烦;不要毁坏寺庙、基督教堂或其他公共建筑;不要调戏妇女。
三、"四个帮助"：帮助人民谋生计、修盖住房;帮助人民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事务;帮助人民医疗治病，并帮助他们保持住宅清洁;帮助人民打击敌人、保卫国家。
PPPL如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LPLA——与越南人的存在相配合——充当民众重建与国防努力的动员者，目前仍属揣测。但新纪律守则和民众接触规章的含义似乎是：在PPPL自身的干部发展——按党领导人的自认——仍有许多不足之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军队用作群众动员的工具。今日越南对老挝事实上的军事占领，也使LPLA作为老挝民众之中介者的作用愈发重要。
最后是柬埔寨的情况。自共产党军队1975年4月17日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以来，柬埔寨共产党(KCP)的"安卡"(AngkaLeou，直译"高层的组织"，即通称的"安卡"[Angkar])便用一层孤立与血腥杀戮的帷幕把自己的国家包围起来，可靠的资讯很少能够穿透。与SRV的边境冲突，以及首都发生未遂亲越政变的报道，似乎强化了党内各级组织乃至武装部队中权力斗争和血腥清洗的格局。⁸⁰省级官员、村长、红色高棉军队的老兵、党的县领导人——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人都成了波尔布特政权掀起的成批报复性杀戮的牺牲品;与此同时，总理本人则不断谴责据称"怀有威胁并企图攫取我们柬埔寨的战略性和根本性意图"的"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
柬埔寨的干部结构如今还在多大程度上运转着;鉴于仍在与越南人作战的团级兵力，一切运作中的党和政府结构又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进一步的军事化——目前只能加以推测。1977年9月27日，在金边举行纪念柬埔寨共产党建党十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波尔布特总理勾画了党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农业、工业增长和教育扩展的全面纲领("我们党的目标是让人民一边学习，一边服务于保卫和建设国家的运动")。从收集天然肥料到修筑大型水坝，种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都是党的责任;而且按照波尔布特的说法，在柬埔寨共产党"正确而富于远见的领导"之下，全国生活和健康状况的稳步改善是有保证的。同时，党"必须竭尽全力"，去帮助世界上"革命的与进步的人民"的历史潮流。⁸¹
后面的这一训诫并非全然是修辞姿态：例如在1978年间，来自世界上同情民主柬埔寨的政党和政权的约莫六个"友好"代表团，在金边受到接待。波尔布特政权显然着意为KCP及其国家实验培育国际追随者。这部分或许旨在化解国际社会对其国内大屠杀的谴责，部分则旨在抗衡河内自己在东南亚加紧争取朋友和影响的努力;KCP的组织职责，看来包括鼓励这类国际"友好"与"团结"组织，以补充政府仍然有限的正式外交接触。
最后可以指出，无论在共产党执政还是非共产党执政的东南亚，共产主义的首要组织武器依然是：（一）党，（二）统一战线或"群众运动"，以及（三）"人民解放军"。其他支持团体，尤其是涉及青年的团体，通常被用来与后两者互动并为之服务，例如在SRV，或在菲律宾CPP(M-L)的组织结构中，便是如此。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在原则上党、阵线和军队都被承认是不可或缺的，战术上的变化却可能决定偏重三者之一，而把其余一个或两个排除在外、乃至近乎取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除并不限于"解放军"或阵线组织：例如，人们可以论证，在1960年代中后期的菲律宾，连PKP似乎也"低估"了自身的战术存在，而让位于当时正崭露头角的新左翼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外围团体复合体;而党的自我隐匿手法和阵线的运用，同样是越南共产主义史上一个格外显著的特征。有时，解放军的角色被整个弃绝(如1950和1960年代迪·努·艾地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PKI);有时，军队几乎似乎支配着党——如今泰国CPT—TPLAF的情形似乎就是如此;而再有的时候，军队必须一肩双挑，既扮演正式的军事角色，又充当一个更适合统一战线组织的群众动员装置——老挝的情形看来就是如此。不断变动的组织重点：今日营建新的利益团体并将其熔铸为一个"运动"，随后又把全部能量导入一支新的"人民解放军"——这些及其他种种变体与组合，是对正在通往权力之路上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
注释与参考文献
'Voice of The People of Burma', clandestine, in Burmese, 28 March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Bulletin, hereafter FRIS, 30 March
Ibid., 14April1978 (FBIS, 19April1978).
Ibid., 16 August 1978 (FBIS, 18 August 1978).
Ibid., 18 August 1978 (FBIS, 24 Augus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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