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真实的青年失业率是多少呢?23年时有个数字是46.5%，就是说有一半的中国青年找不到工作。这是2023年北大国发院张丹丹教授的研究成果。对，就是那个说灵活就业是福利的张丹丹。
相较这个46.5%，同时期官方的统计数据是19.7%，差了一倍不止。
这是23年，紧接着24年初就改了统计口径，按新口径算，23年12月的青年失业率瞬间就掉到了14.9%。
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这还只是青年失业率一项，我们看整体的调查失业率。23年全年均值是5.2%，今年9月份的数字也是5.2%，甚至今年前三季度的均值还是5.2%，三年以来没有任何变化，连波动率都小到可以忽略。
如果一个宏观经济指标不能反映宏观经济的变化，那可以说，这个数字基本上就只剩下了内宣的作用了。
但战报会骗人，战线不会。22年底的时候全国领取失业补贴人数是297万，23年猛增18.5%，到了352万;24年又暴涨31.5%，到463万;截止去年底这个数字是557万，这还是考虑到只有缴纳职工社保且被裁员的才有资格领失业补贴，而那些纯粹裸奔不交社保的，或者即使交了社保却被迫“主动”离职的人是没有资格领的。
考虑到这种趋势，当前的真实失业率又是多少呢?
即便按一周工作一小时就属于就业来算，真实数字恐怕也是远超官方统计的。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中国有没有法西斯，为什么开篇要讲失业率呢?因为失业率是反映社会意识，尤其是青年群体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锚点。
我们把时间拨回一百年前。一战后的德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崩溃的时期。但到了1920年代后半段，魏玛德国的经济总体稳定，失业率比较低，徘徊在5%～9%之间。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虽然对于战争赔款依然愤恨，对恶性通胀也心有余悸，但得益于美国资本的扶持，经济平稳复苏，1924～1929年被称为魏玛的“黄金六年”。此时纳粹党虽然已经小有势力，而且也摒弃了暴力斗争的“革命”路线，但仅仅是国会中的一个边缘小党，24年仅有3%的得票率，28年再选时甚至还退步了，只有2.6%。
但大萧条爆发后，形势骤变。1930年，伴随大量企业倒闭与银行危机，魏玛德国的失业率飙升至15%，到32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德国失业人口已经突破了600万(全国人口约6500万)，官方失业率达到了30%～35%，也就是每三个劳动人口就有一个失业，如果算上半失业和未登记的人口，可以说几乎所有德国家庭都要窒息在失业的苦海中。
吾之砒霜，彼之蜜糖。经济危机前，纳粹党挣扎在一个并不顺利的合法化路线上，大萧条的爆发让希特勒顿时产生了一种解脱感。他在纳粹党报上撰文：“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样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
乘着大萧条的“东风”，纳粹开始了“逆周期”扩张。1928年仅获得了2.6%的选票，但1932年再次选举时，得票率飙升至37.3%，纳粹从一个边缘小党一跃成了国会第一大党。冲锋队在大萧条之前只有不到6万人，1931年猛增至10万人，到了1932年时，更是翻了数番暴涨到了50万人，以至于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员在街上随处可见，其规模已经完全凌驾于国防军之上。
失业率高企和政治极化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失业高企固然会激化工会运动，使得左派势力抬头;但政治极化不仅意味着工人运动、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更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仇外思想的空前加强。我们通常觉得经济危机会导向社会主义革命，但经济恶化，极右往往比极左更容易受到青睐;普遍的就业困难，首先强化的更可能是反动力量。而在向右转的进程中，最激烈最反动的反倒是青年群体，他们总是扮演先锋的角色。
尤其是青年学生。
希特勒本人极为重视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希特勒青年团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希特勒青年团本来是冲锋队的下属组织，大萧条后正是青年团的急剧扩张，才支持了冲锋队在全德范围内攻城掠地。1932年从冲锋队独立出来后，希特勒青年团更是成了脱缰野马，在全国疯狂兼并各类青年组织，到1933年时，其人员规模已经到了230万之巨。
青年团主要招收14～18岁之间的男孩，这些人只是中学生。而比青年团更“青年”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NSDStB)，才是希特勒驯服大学生的工具。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纳粹学生联盟已经完全控制了全德高校的学生会，并在1933年重组了全德学生联合会，成了德国高校内部唯一合法的学生政治组织。
在大萧条爆发之后，纳粹党几乎是以“闪电战”的方式，从基层到国会，从脱产学生到劳动人口，迅速掌握了全国政权。
战后的德国人喜欢把把第三帝国的建立，描述成一种德国社会受到纳粹蛊惑的结果。这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叙事。人民群众天然是正确的，是无辜的，如果不是受了骗，怎么可能会支持纳粹呢?对吧?很多中国人恐怕也是一样的想法。同样的，在这一叙事下，本应进步昂扬的的青年学生，也是被希特勒洗脑以后才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
但希特勒不是尤里，现实中也不存在尤里这种东西。与其说是希特勒在蛊惑德国人民，不如说希特勒在迎合德国人民。我们常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难道第三帝国的历史就不是历史?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吗?从根本上说，向右转并不是野心家的阴谋，而是物质运动的结果，实际上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是孕育极右思想最适宜的温床，德国人民自身就有极强烈的向右转的倾向，不是希特勒骗了德国人民，而是德国人民挑选出了希特勒。
那么，是哪部分人民做了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看，冲在极右翼潮头的主要是庞大的白领职员群体，是以公务员和基层官僚，铁路和邮政等垄断国企的雇员，教师、律师、医生、及工程师等为代表的新兴小资产阶级，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的青年学生。
人民群众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概念，我们也不能说德国人民从整体上发生了右转，相比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间阶层来说，更为底层，人数上也更加庞大的无产阶级，显然绝大部分是不信希特勒这一套的，纳粹党对鲁尔工业区的渗透也一直面临极大阻力。
但相比起来，新兴小资产阶级无论在文化水平上，还是舆论声量上都要压过无产阶级一头，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预备军的学生群体。从历史结果来看，这部分德国人民的向右转最终主导了德国的政治生活，也奠定了后来第三帝国的整体面貌。
不过德国人民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右转的，右翼势力在德国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是有具体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的。
二战以前的德国近代史大概分这几个阶段。1806年以前是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所谓的“德意志第一帝国”;第一帝国之后建立了松散的德意志邦联;第一帝国和德意志邦联都是没有中央集权的，直到普法战争之后德国统一，建立了“第二帝国”，德国才有了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这是1871年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帝国终结，建立了魏玛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魏玛宪法名存实亡，“第三帝国”建立。
而极右翼的种子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统一，也就是说从1871年第二帝国开始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的种子已经孕育了六十年之久。
我们还是以学生群体举例。1848年革命爆发时，德意志邦联的大学仍然是自由主义堡垒，这时候的大学生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影响，是最激进的民主先锋，此时的大学生主流还是左派，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但等到1871年德意志统一，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德国大学生的气质和政治倾向就开始剧烈转变了。
老一代大学生之所以反叛气质浓厚，是因为德国统一之前，新兴资产阶级整体上受到旧制度的压制。作为旧的反动势力，容克贵族和各个专制邦国没有能力收编这些作为资产阶级传声筒的大学生，大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属于没有政治实权的体制外精英，因此对旧体制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但统一之后的新帝国给了大学生明确的上升通道，再加上正好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经济崛起，成为新的巨无霸，大学生毕业后无论是直接进入文官体系，还是参军加入军官团，或者进入企业成为管理层，都有明确的晋升通道，使得他们可以顺利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完成从不稳定的知识阶层到真正的资产阶级的跃升。
因此大学生被体制收编了。而新建立的国家既充当了大学生的保护者，同时也是他们的驯化人。
大学生的体制化是从义务教育就开始的。由俾斯麦所建立和推广的免费义务教育体制，表面上看是文化启蒙，内核实为国家机器的延伸。义务教育之启蒙功能，与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目标并行不悖，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绝对顺从的臣民和强壮服从的士兵，以及合格的产业后备军。
如果说义务教育是培养国家主义的手足，那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国家主义的头脑。第二帝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机器输送忠诚的精英，是要服务于官僚体制的再生产，要满足重工业和军工复合体的扩张需求和预备役军官的梯队建设，因而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是高度工具性的，大学教授由国家任命，全都有编制，向大学生灌输的全都是民族伟大、反民主、反议会、反左派，和忠君爱国这一类的思想。
也因此，这些第二帝国的做题家们具备了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极端的精英自觉与等级意识。毕业后就能进体制，能当官、做教授、管企业，使得他们天然以精英自居，骨子里不接受平等主义，从根儿上瞧不起一般老百姓，无论是旧式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城里的小业主、农村的自耕农，还是更为普遍的无产阶级，他们一概持鄙视态度。社会达尔文是这些人的信条，底层老百姓活该被淘汰。因此从根儿上说，这些做题家也是极端反对民主的。
二是强烈的国家崇拜。第二帝国把学校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大学里面，俾斯麦统一、皇帝权威与德意志使命被说成是历史必然，学生自然就将最高价值赋予国家，将国家视作超阶级的民族共同体;个人属于国家，就像四肢属于身体，先有国后有家，先有国家，才有个人。因此无论是自由主义叙事还是阶级斗争叙事在国家面前自然都是有害的言论，个体的自由或者说阶级的解放都不能作为对抗国家的理由，国家就是一切，而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那么个体自由也好，阶级平等也好，都应该在，且只应在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下才能实现。
三是显著的仇外、排外倾向。大学生把民族共同体及其外在形式，德意志国家视作最高价值所在，那么任何可能侵害或者解构“民族主体”的东西，无论是英国式的议会民主，还是法国式的人权理论，亦或是马克思式的阶级斗争，都一概被打成会“削弱德意志肌体的外来病毒”。这种恐惧“感染”的焦虑，最终被集中在反犹、反斯拉夫、反波兰的血统意象上，成了德国做题家们最强烈的情绪表达。
大学生是一个不稳定的知识阶层。第二帝国的大学生主要来自中产家庭，包括旧式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小业主和新兴小资的各类专业人士，大资产阶级出身的也不少。这些大学生在经济上要靠家庭供养，消费上有一定自由度，但又没有真正的经济独立，这种半依附半自由的状态，跟小资产阶级的处境高度相似，再加上他们大多出身小资家庭，因此这些德国做题家与小资，尤其是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强烈共振，大学生也由此代表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
那么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新兴小资产阶级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把眼光抬高，将德国放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时空中去考察。
第二帝国建立时正好赶上了科技革命。内燃机是1860年发明的，爱迪生发明第一个商用配电系统则是1880年代了，而德国统一正好在1871年。
生产力的变革引发了生产方式的剧烈变化，技术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生产过程变得极其复杂且具有显著的资本密集特征。旧式小资产阶级，包括各种小生产者、小作坊主、小业主、小商贩，以及自有土地的小农等在内的微型生产资料所有者，主要是依靠自身或家族成员的体力与技术进行独立经营，其生存严重依赖于局部市场的封闭性与传统消费习惯，他们很难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科技革命推动资本集中，而资本集中又催生出了垄断资本。随着垄断资本的快速扩张，旧式小资在生产、流通、金融以及农业等所有经济领域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流水线制造业的挤压下，小作坊业主被迫关门歇业，各类手工匠人则只能沦为靠工资维生的无产阶级;大型百货公司的和现代零售业的建立和发展，则完全断绝了各种小商铺、小杂货店和各类中间商、渠道商的活路;至于分散经营的小农，早就在美俄廉价粮食的冲击下破产了。
旧式小资在生产力和垄断资本的发展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因此他们极端痛恨机器生产，痛恨大型企业，痛恨金融资本。从这种痛恨之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生发出来了。
我们知道，纳粹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社会主义”前面加了个不伦不类的前缀，但它毕竟自称“社会主义”，说明纳粹是有“社会主义”自觉的。
“民族的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的社会主义”，便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呢?我们看1920年颁布的纳粹党纲，也就是著名的《二十五条纲领》是怎么写的。
我们摘取其中几条来说明：
第11条：废除不劳而获的收入，破除利息奴役制度。
第13条：要求将所有已建立的社会化大企业(托拉斯)收归国有。
第14条：要求大企业同社会分享利润。
第15条：要求大规模扩充养老保险。
第16条：要求建立并保持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地方公有，并廉价租给小工商业者;在向国家、各邦和各市供应物资时，应优先照顾小工商业者。
第17条：推行土地改革，制定一项为公共利益而无偿没收土地的法律，废除地租并禁止一切土地投机行为。
第18条：凡犯罪者、高利贷者、投机倒把的奸商等，一律处以死刑。
我们看，尽管《二十五条纲领》中充斥着要求“生存空间”和反犹一类的典型纳粹主张，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诸如国有化托拉斯等要求也占到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可见至少在纳粹早期，改善分配、改革生产关系同样是其核心诉求。
那是不是就能说，纳粹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了呢?显然是不能的。
加前缀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旧小资的“社会主义”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二十五条纲领》中没有任何提及废除私有产权的条款，没有任何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愿。旧式小资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反对金融资本主义，但他们又无法反对产生自身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不具有任何革命性，旧式小资要求的不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是要回到古典自由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幼年阶段，回到那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的、幻想中的小资式田园牧歌之中。
这哪是革命呢?这只是倒退，是反动。这种政治主张既不能引领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反映资本集中的趋势，更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福祉。所以《二十五条纲领》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纲领，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它只是旧式小资的一厢情愿，用德社党创党元老倍倍尔的话说，这叫“蠢人的社会主义”。
蠢人的社会主义是无法阻碍资本垄断加深的，这只是旧式小资面对生产方式剧烈变革时的应激反应。而随着重工业、电气、化学工业的勃兴以及国家垄断企业(如皇家铁路、邮政)和大型金融垄断组织的建立，一个更为庞大的新兴小资产阶级——包括私企白领雇员、国企雇员、基层官僚与公务员、教师、工程师、医师及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迅速崛起。这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群体，这一群体既不同于拥有生产资料的旧式小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依靠纯粹体力劳动的工业无产阶级。
新兴小资产阶级是垄断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伴生物。重工业与大型垄断企业的发展带来了生产与管理流程的极端理性化，而大型企业与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张，使得行政、销售、技术研发与劳工监控功能急剧膨胀，新兴小资产阶级便是这一需求的产物。而正是其在生产关系中的特殊位置，造成了这个群体极其拧巴的精神状态。
新兴白领雇员固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在一般社会观念中，他们主要依靠智力劳动，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体面的工作环境，工资水平也往往比蓝领工人高，因此自视为优于一般蓝领的“中产阶级”，这一点与旧式小资是类似的。然而，随着办公室泰勒制和机械化的推广，白领劳动被高度分工化和去技能化。他们的工资水平与普通技术工人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通货膨胀时期被反超，陷入了严重的“再无产阶级化”。
这种严重的跌落焦虑就被希特勒捕捉到了。早年间他在维也纳住群租房时深有观察，希特勒对此总结道：
“对于那些依靠自身微薄努力、刚刚从底层社会脱颖而出的人来说，降级归入无产阶级是天下最可怕的噩梦。那种社会地位的剥落，在他眼里不是简单的物质贫困，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绝顶屈辱。”
这一焦虑最终会演变为对工人阶级的“病态敌意”，希特勒继续写到：
“这种人对工人和底层民众的敌意，甚至比世袭的贵族和阔佬还要残酷得多。富豪阶层因为地位稳固，有时还能施舍一些高高在上的博爱与同情;但小市民却对自己和下层社会之间那条薄如蝉翼的隔阂感到无比恐慌。他必须时刻表现出对下层的排斥与厌恶，以此来向周围证明：‘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
新兴小资产阶级敌视无产阶级，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感情也很复杂。在大型垄断企业和国家官僚体系中，基层公务员、工程师和雇员紧紧固定在庞大的管理齿轮之上，他们执行的是被高度细化的指令，失去了传统专业人员的独立性与自主权，面临着科层制带来的异化与主体性剥夺。他们无力跻身大资产阶级或精英官僚的行列，同时遭受大资本的剥削与官僚系统的控制;但其阶级再生产又完全依赖现有体制，赖以生存的工资、体面的社会地位、以及工作生活所需的一切知识和能力，全都来自既有的生产和政治体制，因此他们又倍感压抑。
由此我们能看出来，新兴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社会认同上面临双重的排他性。一方面，他们身处大资本与官僚系统的剥削控制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否认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严厉拒绝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与国际主义，担心一旦与蓝领工人同流，就会彻底失去仅存的社会地位。
在这样的基础上，新兴小资产阶级发展出了其特有的政治诉求。其独特性在于，新兴小资既不同于统治阶级代表垄断资本，也不同于无产阶级要求彻底的革命，但这只是第一层维度。除此之外，新兴小资也不同于旧式小资。职场白领不同于旧式小业主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们并不反对资本的垄断和集中，新兴小资不会像旧小资那样，仇视现代化大企业、百货公司、机器生产与金融信贷，不会要求限制大工业，解散百货公司，恢复行会制度，回到自由资本主义状态。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同旧式小资的“社会主义”。如同旧小资一样，新小资也无法反对生产自身的经济基础，然而新旧小资的经济基础是截然不同的，旧式小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遗老，而新兴小资却是垄断资本的伴生物。他们是大型企业的职员，是百货公司的领班，是围绕规模化生产提供服务的会计师、律师和各种坐办公室的专业人员。他们是靠着垄断资本吃饭的，因此旧小资要回到过去在新小资看来就是纯粹的政治幻想。
但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态位却造就了新旧小资相同的精神结构，阶级跌落同样是新兴小资挥之不去的焦虑，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一新兴阶级，但他们却生存在一个愈发逼仄的夹缝中，这一点和旧式小业主毫无分别。“复古”没有出路，那么新兴小资只能将焦点转向国家，转向建制，转向体制内的身份防御和国家庇护。他们要求国家保障雇员特权、维持薪酬等级、遏制左翼工会，他们要求国家来改善分配，他们亟待一个超然的强权来维护他们岌岌可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挽救跌落的命运，免于沦为赤贫的无产阶级。
上岸，成了他们唯一的诉求。极权主义正是诞生自这种恐慌之中。
新旧小资之间的分歧最终会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们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纳粹党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长刀之夜”前，纳粹党内长期存在一个叫“北方派”的内部派系，北方派与希特勒有很深的冲突，他们也叫“社会主义派”或者“激进派”。
北方派其实就代表了旧式小资的“社会主义”诉求，前面说的《二十五条纲领》正是在北方派的主导下制定的。在纳粹获得政权之前，北方派是希特勒难以忽视和必须妥协的对象，因为此时经济危机尚未爆发，全社会仍然处在繁荣之中，支持纳粹的基本盘主要是旧式小资产阶级。
但在大萧条爆发之后，白领雇员大规模失业，纳粹借机疯狂扩张，大量新兴小资被吸纳入党，纳粹无论从党的性质还是整个运动的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旧小资的“社会主义”气质被极大稀释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失业白领对强人政治和强权的呼唤，一个法团主义和小资“社会主义”的政党，就全面蜕变成了更加极端的极权主义政党。
直到长刀之夜，北方派和冲锋队一块被肃清之后，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纳粹党才正式成型。而希特勒对纳粹党的清洗，其本质正是新兴小资在同旧式小资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全面接管了反动势力的发展方向。
接下来的历史我们就非常熟悉了。
新兴小资产阶级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性，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表现得最为明显。因而相比起旧小资来说，新小资也往往表现地更为极端。大萧条爆发之初，魏玛政权尚未全面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对公务员工资的大规模削减和解雇也还未启动，这时候公务员和基层官僚尚且还是民主党、人民党这类“中道政党”的基本盘;然而随着大萧条的深入，大批公务员被解雇，这些原本魏玛体制内的人也迅速倒向了纳粹。
而又由于新小资深度嵌入自动化的社会大生产，是组织生产和维持再生产的关键中介阶层，因此其反动力量又比旧小资来的尤为猛烈。教科书习惯把纳粹上台表述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恐怖专政”，垄断资本家是纳粹金主固然不假，但这忽略了更为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必须要强调，小资才是纳粹党的组织和阶级根基。一个脆弱的、高度摇摆的、尤其反动的新兴小资产阶级，才是造就一个独裁元首的阶级和社会基础，更是造成后来第三帝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大战的主流。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来分析一百年前德国的阶级生态呢?
革命是一项自指活动，我们挖这些历史的沉珂，只是要说明纳粹是如何崛起的吗?是为了做一个科普视频吗?
这只是这期视频最浅显的目的。我们谈百年前的德国，是为了返回自身，来看当今的中国，是要以古鉴今。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会押韵。我们常说中国三十年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路，虽然略有夸张，但我国的发展确实同步呈现多次长波周期特征。移动互联网浪潮以来，平台经济攻城略地，各行各业的资本集中度都在加速提高，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领域，获得了垄断优势、甚至控制了整条产业链供应链的大型企业层出不穷。耳熟能详的就有阿里、美团、腾讯、滴滴、华为，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娱乐，没有一项能绕开这些大型企业。这还只是贴近老百姓消费的，在普通人不熟悉的上游生产领域也同样如此。
这还没提一贯由国企央企把控的关键行业。大概是从15年起，90年代以来崛起的私营经济被系统性地整合进了这一轮资本集中的浪潮中。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小业主小资本，不限于生产流通领域的各种中间商渠道商代理商、各类小规模生产的厂佬、各种分散经营的零售业小业主，比如小卖店小超市小服装店，各种服务业小业主，比如饭店宾馆出租车，等等等等，全都因为流量入口被垄断，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嵌入进平台经济当中，从而完全丧失了掌握自身的权力，即便没有被兼并或消灭，也最终沦为垄断资本压榨的对象。
这是当前社会保守意识形态的第一层底色。前面说的这些人就是当前的旧式小资产阶级。你能从他们嘴里听到一切对垄断资本的诅咒，你去和出租车司机聊天，他们会毫不犹豫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到网约车平台上;而那些被挤没了的中间商和批发商，则会认为“电商不死、实体不活”;至于分散经营的各类实体小老板、各类个体户，每当他们因价格内卷而亏损倒闭时，就会开出“取缔互联网”的药方。
我想看到这里的观众或多或少都听过这样的言论。这些旧式小资会躲在“复兴实体经济”的后面反对平台经济，给任何可能提高行业集中度的技术都打上“虚拟经济”或者“金融”的标签。断人财路，杀人父母，他们对直播带货、对电商、对平台经济的痛恨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痛恨的是新科技吗?不是的，实际上他们是在诅咒垄断资本。这跟百年前德国的旧小资掀起“反百货公司运动”如出一辙，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蠢人的社会主义”一模一样。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没什么。旧小资的诅咒既不能让历史大潮逆流，其现实影响力也不足以反映到政策和主流舆论上。
然而历史大潮不单是消灭旧小资。技术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不仅仅是加深了资本的垄断与集中，技术创新还系统性地降低了人的活劳动在物质生产中的占比。用大白话说，科技越进步，需要的劳动力就越少，工作岗位也就越少。而工作岗位越少，全社会的总工资也就越少，有效需求也就越不足。需求越不足，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经济衰退，从而加剧工作岗位的减少。这是一个不断加强的正反馈，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
因此历史大潮还在消灭新小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职场白领、基层体制内人员、各种专业人士，垄断资本的发展生产出历史上最庞大的坐办公室的人群;但垄断资本继续发展，却又会从根上削弱乃至于消灭自身的衍生物。
从这一点来看，ai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或者我们可以说，去劳动化的技术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而这个去劳动化，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组织生产和维持再生产的中间阶层，是这些脑力劳动者，也就是在舆论场上声量最大的新兴小资阶层。
所以最近几年来，我们听见了互联网上最歇斯底里的哀嚎。房地产的崩盘、失业的危机、ai的替代，最终汇流成一幅阶级跌落的图景。
所有的人生理想就此泯灭，所有的价值锚点也跟着烟消云散了。这些曾经的做题家们不得已滑落到跑滴滴、送外卖、打零工的窘境中，然而体力劳动仅够温饱，如何能负担原本的中产阶级再生产呢?而随着中产们的批量跌落，内卷的加深，和内需、消费的进一步不足，即便是体力劳动的工价也在不断走低，即使还能挣扎在灵活就业里，也不过是将死的涸辙之鱼。
然而虽然在经济上他们已经滑落为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在意识形态上却仍旧保持中产阶级的认同。这种幻灭与脱节，正是滋生国家主义的养料，于是对咱妈的呼唤就成了这一届小资们的主流声音。对咱妈的呼唤只是对恐惧的呼应，就想襁褓中的婴儿需要母亲来保护一样，脆弱的中产们同样需要国家的呵护。
而这种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学生们的意识形态中。
大学生本来是新小资的预备军，是穿长衫的。市场经济和教育体制曾经允诺给学生们一个体面的中产幻景。然而自打进入二十年代以来，疫情、房地产崩盘、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一路走低的经济增长预期，把这个幻想戳破了。大学生早已不是天之骄子，只不过是烂大街的廉价劳动力而已。
而环境的继续恶化，使得廉价劳动力都做不成了。就如同庞大的国债只能由通货的膨胀来解决一样，青年人的失业最终也只能由学历的膨胀来解决。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找不到工作，越是要卷学历，然后就更找不到工作，终于全面退向了体制内。
这就是二十年代以来发生的情况，先是不断攀升的考研人数，继而是不断攀升的考公人数。大学生能脱下长衫吗?也许个别人能脱下，但作为一个阶层是脱不下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即便已经落到要去摇奶茶、端盘子的境地，这些大学毕业生依然耻于和送外卖的为伍，他们在面对外卖骑手时仍能维持虚无缥缈的优越感，可见这种等级意识是刻在骨子里的。
这种等级意识的另一面，就是对秩序崩溃和阶级跌落的，同样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学生群体并不占据生产上的位置，因此他们还不像白领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市场理性的倾向，他们对经济恶化的反应不是对996和消费主义的倦怠，实际上也不表现为对失业的恐惧，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失业和没有收入，而是表现为对离开襁褓的恐惧，对进入社会的恐惧，这种恐惧完全是观念上的，是抽象的。
而又因为这种抽象性，恐惧被极端放大了。学生一贯生活在体制规训中，极端的恐惧很自然地使他们把对上岸的渴求投射到国家身上，于是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成了这一代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守在那里呢?一零年代的大学生也不乏国家主义的拥趸，比如兔友或者小粉红，但上一个版本的建制派相比当下来说还是相当积极和进取的，他们由衷相信大国崛起叙事，相信蛋糕会越做越大，个人奋斗与国家强盛紧密挂钩。
在这种乐观的预期下，一度长出了“入关学”这种对外进攻的论调。但疫情以后，随着经济转向L型增长，这些建制派一改过去积极的面貌，转变为精神颓丧和防御姿态拉满的“基本盘”。甚至颓丧都不足以形容，现在的年轻人不仅不阳光不积极，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衰朽的。我们能看到，新小资在意识形态上的的摇摆性高度敏感地体现在大学生身上，而这种大幅度转变不过是自身处境的投射而已。魏玛德国大学生的极端反动，跟第二帝国时的扩招脱不开关系，经济上行期的承诺等到经济下行时就变成了空头支票，当代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现在的大学生早就不相信奋斗了，他们要的不是发展，而是保持现状。因此他们可以一边鼓吹躺平，一边又把任何对现状不满的言论斥为“唱反调”“恨国党”，或者“网左”。
他们反对网左，反对的是网上的左吗?根本不是，他们反对一切左，反对任何变革。如果仅仅是反对网上的左，就像列宁反对左派幼稚病那样，那他们绝不会是一副颓丧的精神面貌。这些人嘲笑每每放暑假就是革命高潮，并不是要攻击网左放暑假，因为这些嘲笑网左放暑假的梗小鬼自己就在放暑假，他们同样也是学生，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左派幼稚病，而是对现状的否定，对权威的质疑，他们攻击的，是革命本身。
但他们又只敢反对“网左”，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嘴里的“咱妈”在历史上就是最大的左翼政党。而革命，正是“咱妈”最大的合法性。长期浸淫在刻板的革命史观教育中，让这些人难以公开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自己是右。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副拧巴的姿态，一方面，这些被社会现实吓破了胆的学生在政治倾向上极其保守，实际上只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拥趸，他们反对民主和进步，是一群明确的反动分子;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在一个名义上的“真左”建制下面来反对“网左”，你一批判他们反动，他们马上躲到“人民群众”的牌子后面，攻击你算老几。由此，这些人的反动又成了一股潜流。
只能说，过去的历史不仅是当权者的包袱，也由此成为了当权派的包袱。如果说当权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那这些翼赞建制的当权派就是真蠢了。
但真的蠢吗?骂他们蠢只是出于鄙夷，就其对“咱妈”性质的判断而言，反倒是极为敏锐的。
以上是学生群体中的右翼，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些人是当前学生中的主流。那么那些被骂作“网左”的左翼呢?这些网左中有一部分确实算是左派，但他们不关注当前现实，不做任何历史和经济分析，一天天只会搞道德批判和纯洁性审查，这些人只能是犯了小资狂热的左派幼稚病，被骂网左是不冤枉的。
但“网左”中的真左可能并不占多数，被骂网左的人里面其实有相当部分还是潜在的右翼分子。这些人谈分配、谈公平、谈被资本做局，谈的并非是真公平，并非是全面ai化前夜人的真解放，而是在祈盼国家能给他们一个上岸的机会，给做题家们一个体面的出路，本质上，他们是要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
随着应届生的就业前景愈发黯淡，我们已经能看到舆论场上到处充斥着这样的言论，一边是各种各样的抱怨，另一边则是反过来对抱怨的谩骂和斥责，这两类人其实是一类人，他们都在呼唤咱妈，但最后唤出来的，却可能是一个“大爹”。
大环境的恶化让日子人乐子人们也被迫政治化了，各路媒体总说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在向右转，难道我们没有向右转吗?现在灵活就业已超三亿规模，很快奔着四亿去，全国劳动人口不过七亿多，当今时代正在见证一个规模庞大的脑力劳动人群的广泛跌落。
历史的幽灵从未远去。拜《宣言》的传播度，这个幽灵常拿来指共产主义，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首先回归的幽灵多半是法西斯。
不管是新兴小资产阶级也好，还是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也好，这些处在中间的人群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工业和技术红利带来的生活便利，另一方面又对随之而来的资本集中与内卷深恶痛绝;他们痛恨垄断资本的盘剥，但又不像旧小资那样妄图回到过去，那就只好将唯一的生路寄托于国家体制，却不知国家体制也建筑在这套生产方式上;他们嘴上喊着躺平，骨子里却比谁都渴望上岸。
这些人正是法西斯最深厚的土壤。
法西斯并非只有一副面孔，我们不能只把法西斯视作一种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同时呢，也没有什么“中国例外论”，要知道，尼克兰德正是受了工业克苏鲁的启发才发明了加速主义，而黑暗启蒙在国内有着无数的潜在拥趸。
那么法西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宽泛地说，法西斯是小资产阶级对失控的恐惧，其精神内核是“停滞”。
我播放量最高的视频是谈毛选的。在这期视频中我说，毛作为一种符号有其双重性，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危机，全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大量年轻人被抛到无产阶级的境地中逐渐激发出了革命性，因而毛是一个革命符号。
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危机又会表达为各大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激化，无论是产业升级、贸易战、关税战，还是全产业的产能过剩都是这种竞争激化的展开，而等到竞争的烈度越过某一临界点，就会发生质变，转变为全面的战争。因此利润率危机又会发展为地缘政治危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我们看，这几年无论是各国之间的地缘摩擦、国内的伪史论、基本盘声量和规模的急剧扩大，无论是显性的国际冲突还是隐性的意识形态转变，都已经印证了这种变化，因此毛还表达为一种国族符号。
过往的历史既是包袱也是资产。政治符号的频繁出现并非只是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指向了历史的反动。一个人是革命还是反动，我们不能看他自称左还是自称右，也不能看他消费什么符号。同样的，一个阶级是反动还是革命，也不能看其表面的宣称，不能因为他们擅长躲在“人民群众”的名义后面，擅长“维护稳定”，我们就天然地认为他们具备历史正义;而一定要深入到经济基础和历史分析中去，一定要认清人民群众也不是铁板一块。
我相信马克思的基本判断，资本垄断的趋势、不断下降的利润率，以及去劳动化技术的全面应用，社会最终要分裂为一个庞大而失权的无产阶级，以及一小撮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共产主义的幽灵也一定会复现。
但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遭遇的，是中产阶层的大规模跌落，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新小资及其预备队，向右转在我们这也是确切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先别期待巴黎公社返场，而应该先警惕体制的右翼化。
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上层的封建化，中层的法西斯化，和底层的革命化。
而这一切都会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随着大学生出路的愈发狭窄，随着灵活就业人群的快速扩大，而骤然显现出来。
我把法西斯理解为，小资群体在经济失权后放弃政治主体性的一种行为，转而将主体性让渡给了政治权威，比如领袖或者国家，这正是造成极权政治的基础。而是否能扭转右转的趋势，则在于是否可以重建政治主体性，这在我国的未来是尤其重要的事情，也是“再无产阶级化”之于社会革命的最重要的一环。
在视频最后，我想引用罗莎卢森堡的一句话，
“人民并非凭自由意志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毕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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