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etehan Cömert
DOI：10.1177/07255136261424285
摘要：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盛行，体现为将福利国家转变为紧缩型国家的不懈企图，这一趋势催生了一系列悖论。随着福利国家陷入更深的僵局，抗税情绪也愈演愈烈。然而，在社会契约破裂的时代，政府仍需不断炮制新的认同形式，让税收重新为民众所接受。本文并未描绘悲观图景，而是试图在莫斯的礼物理论框架下重新想象税收，打破“常规”的财政想象。为此，本文超越对税收功能必要性的单纯肯定，深入探究财政义务本身破碎的本体论，揭露现代财政礼物的强制性与无回报本质，同时寻求扭转异化的“豪”的路径。通过两个辩证的思想实验，本文对税收进行了重新概念化，提出了两种“作为礼物的税收”模型：一种适用于国家边界之内，另一种则超越国家边界。
1.引言
在福利国家的废墟之上，通过税收实现国家机器民主化的理念再度兴起，因为占人口99%的普通大众与仅占1%的富裕阶层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当前，富裕的少数群体拥有多种手段逃避纳税义务，而普通民众却仍在不成比例地承担全部税负。换言之，那句著名的税收定义——“拔鹅毛，既要拔得最多，又要让鹅叫得最少”——已不再适用于现代国家治理。税收的合法性，乃至福利国家的合法性，都显现出衰落的迹象，尤其是在那些遵循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紧缩奉为美德的国家。在诸多背景下，这种趋势打破了本就脆弱的、用以调和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社会契约，有时甚至将民众的认同转化为抵制与反对。
然而，从波兰尼的视角来看，社会会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法国“黄背心运动”正是这种回应的典型：这场运动最初由燃油税上调引发的不满所点燃，随后迅速演变为对社会不平等的全面谴责。该运动撼动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亲商议程，而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群体重新发现了集体的力量。这样的例子在全球比比皆是。2019年黎巴嫩的抗议活动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态势：一场针对WhatsApp通话征税的抗议——这项增税措施看似微不足道——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的起义，迫使总理辞职，也暴露了黎巴嫩经济崩溃与政治腐败的深度。这场起义虽未重塑整个体系，却让变革的可能性与失信秩序的脆弱性深深烙印在公共记忆中。2021年的哥伦比亚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一项拟议的税收改革成为导火索，引发了全国性的动荡，随后这场动荡进一步升级为对不平等与腐败的反抗。政府的回应手段极为残暴，导致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街头的持续压力迫使总统伊万·杜克撤回了这项改革，并承诺通过更广泛的协商提出新方案。但即便政府做出了让步，抗议者的诉求却远不止于此，他们直面体系的衰败，呼吁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
当下，关于国家权威的本质与财政义务的合法性的争论甚嚣尘上，而税收也常被简单理解为单方面强制执行的工具。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反对主流正统观点——这种观点将税收简化为公民非自愿、强制性且无回报的义务。相反，本文将税收视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纽带，追问破裂的社会契约是否还能得到有意义的修复。研究首先认同财政史学家的观点：“税收是一种社会契约”，“几乎所有问题……都与税收问题息息相关”，同时也借鉴了杰索普将“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描述为“税收国家”的论断。
换言之，本文认为，税收曾是福利国家理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如今已不再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社会契约的内在组成部分。不过，本文并未对当下持悲观态度，而是以礼物为语境，为税收理念描绘了可能的未来图景，将讨论的焦点转向关于税收现象核心的激进争论。为此，本文挖掘了礼物与税收概念核心中蕴含的“互惠”与“义务”构成要素，并以非传统的方式重新运用这些要素：想象一种激进的莫斯式礼物，将互惠的责任转移到国家本身，让国家受义务的约束。通过这种方式，本文借助莫斯的礼物理论，为打破我们当下所处的僵局开辟一条进步的道路，同时重塑礼物的理念，让国家承担起对公民所缴税收进行互惠回报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讨论将走向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领域：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愿景，主张缩减甚至消解国家的财政职能，将再分配的场域转移到充满不确定性的慈善领域。
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阐释礼物现象的核心原则。在接下来题为“税收的人类学想象”的部分，本文将进行两个思想实验，试图打破对税收的刻板定义。借鉴莫斯的分析遗产，本文将在财政领域重构礼物的概念，为以“税收是无回报的支付”“纳税是强制性行为”等公理为基础的正统税收理论注入激进的内涵。倘若义务被倒置——由国家而非公民承担互惠的责任，结果会如何?倘若每一次征税行为都要求国家做出回报——无论是以基本收入、保障性住房还是社会正义的形式，又会怎样?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一种理论转向，颠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让国家处于公民的扶持之下。
2.探究礼物的复杂本质：自愿却又具有强制性?
礼物大致存在于非人格化的市场领域之外，代表着一种交换模式，其中的物品或服务不会被商品化以进行货币交易。鉴于“礼物”这一术语的内涵复杂且多样，戈德布特与卡耶给出了一个全面的定义：“任何无回报保证的物品或服务交换，只要其目的是建立、维系或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皆为礼物。”换言之，在几乎所有文化中，礼物都是流通物品、构建社会纽带与彰显道德的独特机制，因此成为连接并凝聚社会的首要纽带。
马塞尔·莫斯是现代民族学之父、法国社会学派的领军人物。在其代表作《礼物：古代社会的交换形式与理由》中，他搜集了五大洲、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礼物过程、契约、交换、互惠与团结的海量人类学知识，旨在揭示古代社会的交换形式与深层动因。莫斯在《礼物》的开篇便提出了其研究问题：“为何人类在收到礼物后，会感到有义务做出回报?”
马塞尔·莫斯认为，礼物关系尽管表面上是自愿的，实则由他所称的“礼貌的虚构”“形式主义”与“社会欺骗”所建构。其核心是三重义务：给予的义务、接受的义务与回报的义务。用莫斯的话来说，礼物在理论上是自愿的，但在现实中，给予与回报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莫斯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在那些未受市场关系或商品流通影响的所谓原始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礼物。在非人格化的市场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之前，社会生活建立在一套严密且严苛的相互义务体系之上。由此，礼物远不止是一件物品，它更是建构社会的核心机制，在组织并维系社会秩序的同时，创造出复杂的延续性与等级制模式，以及互惠与竞争的格局。
对礼物的批判可以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无限展开。而雅克·德里达则通过宣称礼物的“不可能性”，从根本上重构了礼物的本体论。在德里达看来，“礼物是不可能的”，但这一表述有着本质的深意：“礼物是‘那不可能之物’;它显现自身，让自身被思考为那不可能之物。”真正的礼物应当是纯粹无条件、无偿的：不带有任何约束性特征、义务、互惠、回礼或期待。
皮埃尔·布迪厄在《实践理性》中对礼物提出了全新的批判视角，指出了交换逻辑中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布迪厄认为，礼物与回礼之间的时间间隔如同一层面纱，让两个互惠的行为看似彼此独立、不带功利目的。这一时间差产生了隐性的债务，蕴含着一种微妙的支配形式。因此，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莫斯所言的无偿性不过是一种幻象;那些被视为自愿的交换，即“主观真相”，掩盖了背后结构化的义务与权力的“客观真相”。
3.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税收的人类学想象
莫斯对原始社会中礼物的研究，在诸多方面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韦伯在为《礼物》所作的颇具影响力的序言中，将莫斯的研究称为“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并提醒我们，其结论可以概括为“一次探索，而非对问题的解决与最终答案的给出”。接过莫斯这一富有洞见的研究事业，为打破税收文献中低效的恶性循环、建立更具建设性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契机。
尽管税收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但这一概念在理论化过程中却被过度简化为纯粹的经济主义与强制理念，进而为紧缩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税收被视为不容置疑的公理，被简单归结为财政收入的榨取手段，主流定义都遵循着同一套表述：“向政府进行的强制性、无回报支付”。在此，我们应当记住莫斯对术语模糊性的提醒：“我们可以拆解、糅合、重新诠释并定义我们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我们所用的术语——赠品与礼物——本身并非完全准确。”本文以莫斯的理论为出发点，却不局限于其定义，而是更进一步，通过重构税收-礼物的联结，重新想象税收。
莫斯的礼物交换模式包含两种形式：作为互惠性赠礼的库拉圈，以及作为竞争性赠礼的夸富宴。莫斯指出了夸富宴的两个核心特征：一是“玛纳”，其根源在于荣誉、声望与财富;二是回报的义务，未能履行这一义务将导致“玛纳”的丧失。简言之，“接受一份礼物，便意味着背负一份重担”。正如莫斯尖锐地指出的，拒绝互惠将导致社会死亡、身份丧失，甚至债务奴役。但更深层的问题依然存在：是什么隐秘的力量迫使人们做出互惠行为?莫斯将答案归于“豪”这一精神概念，即礼物的灵魂，它在道德上约束接受者回报所获之物。
在莫斯的三重礼物交换模式中，A将一件珍品赠予B，不收取任何报酬，也无任何协商。一段时间后，B将这件珍品转赠给C，而C则用另一件珍品作为回报。关键在于，后者并非单纯的交换物品，它承载着源于A的第一件珍品的“豪”，即礼物的灵魂。其寓意十分明确：B最终必须将从这件珍品的交换中所获之物回报给A。若未能做到这一点，或扣留珍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尽管第三方C的加入增加了一层模糊性，但核心原则始终未变：礼物绝非单纯的物品，而是具有约束力的契约。礼物的流通强化了社会纽带，而拒绝互惠则会切断这一纽带。
礼物关系塑造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各种方式流转。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岛民库拉圈的描述，揭示了一种仪式化的交换模式，礼物沿贸易路线流转。正如莫斯所言，库拉圈遵循循环互惠的原则：“一些人给予，另一些人接受”，参与者不断交替扮演给予者与接受者的角色。库拉圈看似无私而谦和，与纯粹的经济交换“吉姆瓦利”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库拉圈中，“瓦伊古阿”这一仪式性货币处于永恒的循环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有条件所有权：人们拥有一件礼物，只是为了将其传递下去。这一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礼物交换的结构化顺序：始于“瓦加”，即开场礼，而这必然要求一份确认礼——一种具有强制性、可预期且价值相当的回礼。若无法做出等值的回报，一份中间礼“巴西”可暂缓回报的义务，却无法将其消解。在莫斯看来，“巴西”是一种“预付的礼物”，它推迟了互惠的时间，却让债务人始终背负着最终偿还的义务。
尽管莫斯在文中几乎未提及税收，但他对义务的理解却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他坚持认为，礼物交换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更是一种跨越群体与机构的财富流通——涉及雇主、企业、工人，而关键是，还包括国家本身。在这一流通过程中，义务并非单向流动，而是约束着所有相关方，包括国家;国家对那些不仅为工资、更为集体利益而劳动的人负有义务。从这一视角来看，礼物与税收的交汇之处成为一片富有探索价值的领域。在《礼物》的“道德结论”部分，莫斯指出：工人将生命与劳动奉献给雇主与社区，仅靠工资无法对其做出回报。代表社区的国家始终背负着债务，有责任为工人提供应对失业、疾病、衰老与死亡的保障。在此，礼物并非古代生活的残余，而是一项重构财政义务基本逻辑的基础性原则。
问题依然存在：古代的礼物交换在如今有何意义?莫斯的视角又将如何重塑我们对税收的“现代”理解?尽管研究者已将礼物逻辑应用于诸多领域，但税收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化。在社会契约瓦解、财政义务遭遇越来越多抵制的当下，这一研究空白亟待填补。因此，本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能否将税收重新想象为公民与国家之间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背负债务的道德纽带，而非官僚机构的强制征收?能否将其视为现代的莫斯式礼物，其力量正体现在它的被质疑、被等值回报或被拒绝上，进而从内部动摇国家，并为超越国家的互惠与义务形式打开视野?
4.思想实验一：国家边界内的“作为礼物的税收”莫斯式模型
在金钱已成为现代社会关系建构基础的当下，礼物的魅影仍萦绕在现代性的架构之中：在初级社会性的亲密场域中，有家庭间的馈赠、对邻居的小小关照、同志间脆弱的团结、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有维系亲属关系的隐性义务，有无名的献血行为，还有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机制——尽管这一机制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现象虽无一能完全契合莫斯所定义的纯粹礼物，但每一种都深深烙印着礼物的逻辑。
在此背景下进行思想实验，需要挖掘税收与礼物的构成要素。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对二者构成要素的概念性追问——梳理界定其核心逻辑的亲和性关联，以及鲜明甚至具有生成性的对立关系。在此语境下，若我们将税收重新界定为公民赠予国家的一种礼物，视角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与莫斯式礼物不同，税收在法律义务的框架下运作，要求公民做出贡献，却无直接互惠的承诺。尽管如此，礼物也带有隐性的强制性：理论上自愿，现实中却具有强迫性，看似自由的背后隐藏着隐性的强制，因为未能履行互惠义务将受到惩罚。西尔维斯特里进一步阐明，现代税收关系融合了法律、政治与经济义务。因此，义务在税收与礼物赠予中都处于核心地位。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税收国家已演变为施特雷克所称的“巩固型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在继续榨取财政收入的同时，放弃了其再分配的使命。在这种政治形态下，税收退化为一种可被理论化的“异化的礼物”：公民在强制下进行“贡献”，而国家作为回报，仅提供扭曲且打折扣的回礼，这些回礼仅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条件。面对日益高涨的抗税情绪，政府仍通过隐性的威胁与规训机制榨取财政收入，却只回馈福利国家的残余。若这种腐蚀性的财政关系持续成为常态，正如柄谷行人所警示的，社会将面临退回到“一个由国家实施掠夺与暴力侵占的世界”的风险。
本文接下来将进行一项批判性的思想实验。在资本主义衰败的财政体制下，纳税人被迫缴税——这是从其生存本质中榨取的牺牲，是其通过劳动赚取的金钱，被当作一份开场礼，成为非对称交换中的第一个姿态。这种强制性的赠予无需即时的回报，国家只需吸收并利用这些贡献，维持其机器的运转。在此，我们回到莫斯提出的核心谜题：“被赠予的物品中蕴含着何种力量，使其接受者必须做出回报?”将这一问题应用于当下的语境，我们可以通过何种方式、何种社会机制，想象税收的“豪”?
要从礼物交换的视角重新理论化税收，我们可以考虑两种分析场景：其一为莫斯经典的互惠赠予框架，其二为将该逻辑重构并应用于税收关系。在经典模式中，当A将一件珍品赠予B，而B随后将其转赠给C时，C会用另一件承载着原礼物“豪”的珍品作为回报。这开启了一条不可打破的链条：B必须将这件珍品回报给A，完成整个循环。若这一过程中的任何环节出现断裂，“豪”的精神制裁便会生效。第三方的出现并未消解这一结构，核心在于“豪”会跟随持有礼物的人，确保互惠不仅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必然。
场景二则将莫斯的礼物逻辑应用于税收：公民以“开场礼”开启交换，国家则因此负有义务，以至少等值的回礼做出互惠，承认自己接受了一份背负着重担的礼物。国家未能进行再分配，便意味着违反了这一原始契约，将导致波利尼西亚人所称的“玛纳”——赋予统治合法性的精神权威——不可逆转地丧失。莫斯曾言：“若未能做出回报，或未能进行等值的财物销毁，一个人将永远颜面尽失。”由此，莫斯的视角让国家承担起完全的责任。若国家未能回报这份礼物，其违反的不仅是经济义务，更是一份道德契约。当政府拒绝进行互惠性再分配时，其失误远不止于政策层面，更是打破了财政体系的合法性与持久性最终所依赖的道德经济。
从福利国家的收缩与库拉圈交换的双重视角展开分析，可得出一些关键洞见。接受开场礼“瓦加”的一方，必须以回礼或确认礼作为回应。当公民送出他们的“瓦加”时，作为接受者的国家受莫斯法则的约束，必须提供等值的确认礼。福利国家的退缩，揭示了互惠关系的破裂：公民送出了“瓦加”，而国家却既拒绝提供必要的确认礼，也不愿给出能暂缓偿还、维系纽带的中间礼“巴西”。这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失衡：公民成为永远的债权人，等待着等值的回礼;而国家则成为债务人，陷入一种既拒绝履行、又永远无法逃脱的义务之中。
尽管这一思想实验仍具有高度的假设性，但其寓意却极为深远。莫斯在《礼物》的最后一章中，探讨了将其观察结果应用于当下世界的可能性，并暗示了如何将道德重新引入社会科学：“无回报的礼物仍会让接受者处于劣势，尤其是当接受者从未想过要做出回报时。”以税收为象征的无回报礼物，本应对接受它的政府形成“伤害”。国家的回馈应当多于其所得，并为公民做出牺牲。这一理念与马歇尔·伯曼提出的“母性国家”概念相呼应。伯曼在《本真性的政治》中聚焦于母子之间的联结：“一个母性的国家，会为其‘孩子’提供有机成长所需的滋养。卢梭眼中的母性国家，其社会政策最迫切的目标之一，是让公民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现代国家却颠倒了互惠的基本逻辑：在不断提高税收要求的同时，放弃了那些曾将社会编织成一个道德整体的回礼。用莫斯的话来说，这样的国家面临着“颜面尽失”“债务奴役”“声名狼藉”以及“丧失地位甚至自由人身份”的风险。
由此，从莫斯的表述中，我们瞥见了一种全新的、激进的国家想象的萌芽：“一个为了公民而自我牺牲的国家。”具体而言，国家在生存层面对我们负有义务：“代表社区的国家，与雇主一样，都对工人负有义务，需在工人自身的些许协助下，为其提供应对失业、疾病、衰老与死亡的生活保障。”莫斯呼吁终结“富人施舍者无意识且有害的扶持”，这一主张凸显了重新想象、重塑并重构国家，以及重构国家与公民之间生存性关系的必要性。这一理论的寓意是明确的：一个未能履行其基础性义务的“负债国家”，其问题远不止于政策缺陷，更是其本体论目的所根植的政治合法性的崩塌。其结果是一种彻底的倒置：资本主义将一份无法偿还的生存债务强加给公民，而国家本身却成为首要的债务人，永远对其治理的民众负有义务。
然而，我们也可以从批判性视角审视莫斯在“道德结论”中的部分研究发现——尤其是其观点与本文后续将讨论的慈善税收理论的契合之处。在这方面，莫斯对回归“贵族式的挥霍习惯”的怀旧式伤感尤为引人注目。他提出，如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以及许多所谓的原始社会和当代社会一样，富人应当再次将自己视为——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公民的财务守护者”，这一观点恰恰暴露了慈善的危险面：它破坏了税收作为一种公共关系的财政与社会基础。同样，莫斯对“公共赠予的喜悦、为艺术慷慨解囊的乐趣、热情好客的情怀，以及私人与公共节日的欢庆”的赞颂，虽捕捉到了慷慨的魅力，却同时可能为慈善伪装成再分配开辟道路，进而侵蚀再分配的集体性与义务性基础。
莫斯式礼物跨越了道德、互惠、义务与自愿性等主题，也揭示了超越市场简化计算的社会肌理。将其与卡尔·波兰尼的经济整合宏大类型学相结合，我们思想实验的视野将进一步拓展。波兰尼的核心论点是，经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深深嵌入并交织于社会关系与制度之中;他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互惠、再分配与市场交换。在其理论框架中，互惠以非中心化社会为典型，亲属关系与邻里关系建构着交换模式;而再分配则指通过中央权威进行资源的收集与重新分配。前者建立在平等者之间的对称性之上，后者则以等级制与中央协调为前提。
若将莫斯式礼物融入波兰尼的类型学，将产生一种具有生成性的张力：互惠与再分配既是截然不同的逻辑，也是相互重叠、彼此影响的原则。正是在这一空间中，我们可以重新想象税收：它不仅是官僚机构的榨取工具，更是一种礼物关系，一种以互惠为基础的再分配形式。礼物所蕴含的道德义务，以及再分配的制度中心化特征，表明税收不能被简化为强制或被动的服从，而是蕴含着互惠的潜力：一种公民对国家提出的积极的道德与政治诉求。由此，礼物、互惠与再分配的概念场域，可将财政政治重构为一个动态的领域：义务在此双向流动，公民不仅是被榨取的对象，更是拥有权利的行动者;国家的合法性则持续接受着“回报问题”的检验。如此来看，莫斯式礼物与波兰尼类型学的相互作用，拓展了我们的财政想象，将其重构为一种重塑国家责任的关系，并由此开辟新的可能性。
5.思想实验二：国家范畴之外的“作为礼物的税收”模型
本文将莫斯式礼物置于自由主义的非社会自私性与市场崇拜之外，同时与国家强制的暴力形式保持批判性距离，试图在国家理念仍能主张合法性的背景下，重新探讨税收问题。这第一次尝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莫斯概念工具的肯定性思想实验：找回税收中异化的“豪”，彰显其意义，提醒国家机器其相对于公民的从属地位。而第二次思想实验，则将莫斯式礼物引向另一条路径——对国家提出质疑，使其陷入模糊的境地。这一实验植根于自由保守主义对国家权威的怀疑，它颠倒了最初的分析，将礼物重构于慈善的基础之上，而莫斯本人在《礼物》的“道德结论”中也曾隐晦地提及这一点。通过第二种理论解读，我们将揭示把税收想象为礼物的危险内涵与缺陷性结果，这既是对第一个思想实验的反证，也与本文的整体主旨形成对照。
若国家是一个“神学实体”，它塑造着“我们建构社会世界的意识结构”，并通过让自身成为“不可想象之物”获取权力，那么第二个思想实验必须直面一种激进的可能性：想象与国家主义脱钩的税收。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约翰·霍洛威认为，国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机器，将特定的行为与组织形式强加于社会。在霍洛威看来，我们应当“自己掌握局面，不依赖国家，而是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实践，找到与自然和其他生命形式建立不同关系的方式”。尽管霍洛威的批判为解构国家的强制机器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第二次尝试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视角折射出这一批判的内涵：通过调动彼得·斯洛特戴克将税收重新想象为自愿的公民贡献而非强制支付的激进主张，发起一场自由保守主义的反击。作为德国思想界极具影响力却又充满争议的“异类天才”，斯洛特戴克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这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一种刻意的激将。其激进的自愿主义为税收的重新概念化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基础：首先阐释自愿贡献的内涵，再通过内在批判揭示其模型的矛盾。
斯洛特戴克对税收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其《给予之手的革命》一文中，他将福利国家斥责为“盗贼统治”，一个制度化的盗窃机器。其核心论点将国家描绘为“制度化的盗窃癖”，以“攫取之手”为隐喻，将其视为一种被法律形式主义掩盖的“重复性盗窃”机制。斯洛特戴克的类比十分尖锐：现代国家实行的是“宪政化的盗贼统治”，封建式的盗窃以官僚仪式的形式重生，财政部长则成为“宣誓效忠的罗宾汉”，将榨取行为粉饰为善意。其诊断以蒂利的“黑手党-国家”类比为基础，却更进一步：在莫斯看到自愿互惠的地方，斯洛特戴克发现了被伪装成财政政策的强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极具激进性：将税收从强制性支付转变为自愿贡献，将其界定为礼物，而非公民对国家的债务。
斯洛特戴克曾言：“莫斯是迄今为止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认识到这一点的思想家：在礼物中，自愿原则并未消解必要性或义务原则。换言之，礼物如同基督一般，具有双重本质，既包含自愿的要素，也包含强制的要素。”
斯洛特戴克似乎在其自身的知识体系中，创造了一种现代的莫斯式理论，他向国家将公民仅仅视为“提款机”的做法宣战——这种体系的榨取逻辑甚至延伸到了未出生的世代。其以自愿礼物取代税收的激进主张，借鉴了莫斯自愿互惠与强制义务的双重原则，并提出了一个宏大的人类学论断：强制性税收压制了人类的“意气慷慨”，即给予的意愿，同时助长了“欲望”，即占有的渴求，从而扼杀了公民的生产性。在《前言：攫取之手与给予之面》中，斯洛特戴克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详尽的探究：
人类是一种被占有欲塑造的生物，所有经济理论都将这一点视为公理。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也是一种懂得分享的生物，其情感世界同样由共情、骄傲、慷慨与给予的倾向所塑造。
斯洛特戴克敏锐地意识到驱动人类行为的两大核心力量，他在承认“欲望”的同时，提出了一场植根于“意气经济”的新文化革命——在这一想象的领域中，最高的荣誉源于给予的美德。斯洛特戴克将现代性的核心病症诊断为“欲望-意气”的失衡：一种过度被占有性的欲望驱动、以牺牲慷慨给予为代价积累财富的文明。在欲望对意气的支配不断蔓延的世界中，人的主体性萎缩为无尽索取的漫画形象。斯洛特戴克的意气经济试图通过礼物伦理治愈现代世界的欲望贪婪：“礼物的意义，在于拓展接受者一方的自由边界。当给予者与接受者因共同的喜悦而短暂联结时，这份赠予的姿态有时会升华为节日般的慷慨。”其以自愿慷慨范式取代盗贼统治国家榨取逻辑的激进主张，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乐观主义政治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给予超越了交换的交易逻辑，迈向一个建立在骄傲的给予者之间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新社会。
斯洛特戴克曾表示：“我倡导建立一个以骄傲的给予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而非对应得财物的愚钝没收。倘若我们将重心重新放回骄傲的给予美德之上，假以时日，我们将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这未必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但它将摆脱当下这个以贪婪为核心的体系。”
至此，斯洛特戴克的思想实验正式展开：我们通过尊崇富人、将其塑造为创造财富的象征、让其为自己的慷慨感到骄傲，试图让天平向“意气”倾斜。斯洛特戴克将税收重新想象为一种骄傲的自愿给予，一种意气行为。但他将当前的税收体系斥为原始的存在，转而呼吁“智慧的税收”。
值得注意的是，斯洛特戴克的核心主张是，现代个体拥有超越国家任命的财政部长的经济理性，能够比官僚机制更高效地配置资源。这与母性国家模型形成了根本性的背离。国家被重新定义为斯洛特戴克所尖锐描述的“沉迷于财政的瘾君子”，沦为一种病态的“经济人”，一台“巨型的自助机器”;其财政成瘾腐蚀了经济智慧，并通过税收过程，将本可发挥效用的资金转化为无用的“蠢钱”。
这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除了斯洛特戴克所谴责的“财政绝对主义”——国家拥有不容置疑的征税权，并将公民视为永远的债务人——之外，是否存在其他选择?斯洛特戴克将其主张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形式：自由改良主义版本的“慈善资金”。
斯洛特戴克指出：“慈善资金往往是发挥效用的资金，即具有明确的用途。它不会流入国库——在那里，资金失去明确的用途，成为纯粹可随意支配的数额。慈善资金通常是高效的资金、‘有定向的’资金，它对社区的价值，很可能超过通过财政再分配流入社区的资金。一旦国家染指，资金的效率便会大幅降低。”
斯洛特戴克将税收重新想象为一种骄傲的公民慷慨行为：一个“慈善经济”的世界，公民将其财政贡献导向自己自由认可的事业。个体无需向强制性的税收体系缴税，而是有权将其部分财政义务导向自己认为值得的机构。在这一框架中，税收不再是向“吸金怪兽”的非人格化转移，而是一种个性化的公民表达行为，其基础是骄傲，而非顺从。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应当鼓励“富人”，将其视为对社会真正的给予者群体。在斯洛特戴克构想的新社会中，给予取代了义务，自愿性超越了强制性。在这里，富人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赞颂，其骄傲源于贡献，而非占有。这构成了符号秩序的根本性转变：“如果许多富人能加入这一中间地带，对所有人都将更为有利——因为他们也能凭借其给予者的特质，为公共财富的蓄水池添砖加瓦。”
齐泽克对斯洛特戴克的“意气资本主义”的解读值得称道，他将其诊断为“从无产阶级到自愿者阶层的转变”。齐泽克认为，我们不应向富人征税，而应赋予他们自愿决定将其部分财富捐赠给公共福利的权利。在《危险梦想的一年》中，齐泽克将斯洛特戴克的尝试描述为一场“新文化革命”：一场激进的社会心理转变，其中体系化的再分配被自愿主义的骄傲所取代。
齐泽克指出：“被剥削的生产阶层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中)上层中产阶级：他们是真正的‘给予者’，其沉重的税负为大多数人的教育、医疗与整体福祉提供了资金支持。要实现这一转变，我们必须摒弃……国家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利向公民征税、并在必要时通过法律强制确定和没收其部分劳动成果的理念。”
6.慈善的面纱：在慈善资本主义与“不道德的”税收之间
本文首先援引莫斯的逻辑，通过将国家置于生存债务的关系中，使其从属于公民;随后又大致勾勒出慈善税收理论的框架。至此，我们抵达了斯洛特戴克替代愿景的核心悖论：这一愿景最初呈现为一种奇特的混合体，一部分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宣言，重复着“税收即盗窃”的老生常谈;另一部分则是莫斯式理论的复兴，将礼物理论适配于新自由主义语境。其意气经济虽表面上作为互惠交换的新自由主义适配版本颇具吸引力，却未能触及马克思所指出的表象与本质的关键区别——即自愿给予的表象，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揭示了慈善慷慨的幻象，将其暴露为统治阶级的战略手段。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会表现出虚伪而无边的慈善，但这仅仅是在其自身利益需要之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多个章节中，恩格斯提出，慈善是加速资本向少数人集中的手段，同时在善意的面具下，加剧了穷人的结构性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成为一种符号权力，它不仅维系着结构性的不平等，还将剥削伪装成道德美德。将这一逻辑应用于斯洛特戴克的“礼物-税收”提案，同样的欺骗性昭然若揭：将税收重新概念化为礼物，并未挑战财政榨取的强制性基础，反而为富人提供了一种道德借口——他们可以通过表演美德，逃避正义所要求的义务性再分配。那些看似意气慷慨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幻想，其作用是一种正常化的机器，让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显得不可避免，甚至理所当然。
即便我们稍稍偏离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也能明显看到，慈善实则强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社会学视角》上的一篇文章总结了这一观点：“慈善的需求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这种社会宣扬‘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信条，让许多人为了一点残羹冷炙而挣扎。在当前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模式下，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获得经济稳定，不得不依靠慈善维持生存。慈善实践并未挑战催生不平等与慈善需求的资本主义这一根本结构，反而成为一种自我满足、自我欺骗的形式，甚至可能只是一种避税手段。”
除了言辞上的批判，我们还应当通过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对斯洛特戴克的“不道德的公共财政”理论进行系统性的解构。齐泽克的激烈批判切中要害：“我们不需要富裕资本家的慈善。”他揭露了慈善如何在“文化资本主义”时代将消费审美化：“我们购买商品，主要既不是为了其效用，也不是将其作为身份象征;我们购买商品，是为了获得其带来的体验，我们消费它们，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愉悦而有意义。”齐泽克解读了星巴克的口号“你所购买的，远不止商品本身，更是一种信仰的归属”，揭示了文化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你购买的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通过这杯咖啡，踏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杯咖啡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而是一种道德姿态，一种与种植咖啡豆的农民、运送咖啡的工人相连的符号认同：“购买这些商品时，我们不仅是在消费，更是在做有意义的事，展现我们的关怀能力与全球视野，参与一项集体事业。”但在现实中，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参与一场表演性的消费戏剧——它伪装成行动主义，却悄然维系着现状。
另一种批判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战略性地操纵慈善捐赠，以实现自我合法化，制造出“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的幻象。在慈善资金成为主要财政工具的世界中，那些从该体系中获益的人很快被赞颂为“慷慨”与“仁慈”的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王尔德的警示值得我们铭记：“他们的补救措施无法治愈疾病，只会让其迁延不愈。事实上，他们的补救措施本身，就是疾病的一部分。”齐泽克点出了这些“补救者”的身份：“比尔·盖茨是对抗贫困与疾病的伟大人道主义者，鲁珀特·默多克则是通过其媒体帝国动员数亿人的伟大环保主义者。”
在这种“慈善资本主义”中，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麦戈伊在其开创性著作《没有免费的礼物：盖茨基金会与慈善的代价》中提出，慈善是“一种商业化的慈善方式”，“富人应当像经营企业一样组织慈善事业”。这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本质性的悖论：我们该如何区分“真正的给予者”?鉴于富人是具备给予能力的主要主体，葛兰西的洞见依然中肯：慈善是一种霸权工具，让资产阶级能够推行其行为，并为其合法化。精英圈层中流行的一句格言是这一逻辑的缩影：“财富如同果园，你可以分享果实，却不必分享果树。”由此，我们目睹了一场完美的意识形态倒置：那些应对2008年危机负责的人，被重塑为社会的施惠者;而工人阶级则通过紧缩政策与工资压制，承担着危机的毁灭性后果。这种集体性的遗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掩盖了我们所赞颂的“慈善家”，正是那些制造了如今他们声称要补救的崩溃的人。
将慈善奉为美德的做法，在多个层面催生了悖论——而当我们考虑到那些身处特权阶层的人宣扬这一理念时，矛盾则更为尖锐。一方面，依靠自愿的善意来弥补不平等，只会强化催生不平等的结构;另一方面，要求富人去解决其财富所助长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荒谬。从广义上讲，慈善成为一台精妙的误认机器：它将剥削粉饰为美德与道德高尚，将强制转化为选择，用道德义务的话语掩盖结构性的矛盾。
尽管对慈善与文化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为拆解斯洛特戴克的不道德公共财政模型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我们现在必须从意识形态批判的高度，转向审视其现实应用中的务实性失败——这些失败虽不那么极端，却根植于现实应用的局限性。那么，我们有哪些依据可以质疑斯洛特戴克的“礼物-税收”范式?
第一种批判具有双重维度：首先肯定给予的美德，随后转向更为怀疑的评价。给予的精神被定义为“为公共利益的自愿行为”，作为无私的表达，其具有道德价值。然而，在巨额财富积累与大规模的不稳定性、结构性贫困并存的世界中，慈善能发挥何种有意义的作用?不出所料，慈善的影响范围依然有限，充其量只能提供象征性的救济，却让根本性的不公原封不动。问题的核心，在于慈善捐赠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全球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下无法得到解决：“慈善维系着现存的恶劣社会环境，其存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人们向慈善机构捐赠，而这些机构会将大部分捐款用于维持自身运营，而非送达捐款本欲帮助的人手中。”
“给予是美好的，征税则更为可取”，这是对“礼物-税收”提案的另一项强烈反对。从这一视角来看，税收尽管常遭诟病，却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税收远不止是一种财政工具，更是将公民联结为一个负有相互义务的政治共同体的结构性纽带。税收或许是“被强制的团结”，但它却是不可替代的：无论初衷多么良好，任何自愿慷慨的体系，都无法与累进税所产生的公共财政收入的规模与可靠性相媲美。在这一框架中，尽管税收本身具有不受欢迎的本质，却被视为一种获得认同的善意。正如麦戈伊尖锐指出的，私人捐赠往往会从国库分流资源，从而削弱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能力。尽管这一观点看似平淡，但社会凝聚力的维系——乃至公正秩序的实现——都不能外包给自愿主义。
那么，那句无处不在的口号“为公益事业捐赠”又该作何解?瓦莱利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打破了这一口号背后的合理性。尽管慈善被普遍浪漫化为财富从富人向穷人的善意转移，但实证数据却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在所谓的慈善美德中心——美国，主要捐赠者的捐款中，仅有五分之一流向了穷人，其余的则被投入精英机构：艺术、文化活动、体育团队与私人医疗体系。正如瓦莱利一针见血指出的，认为慈善是社会正义的机制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具有意识形态危险性的。现代慈善的很大一部分，服务于精英的利益，而非公共的需求，巩固了一个由富人打造、为富人服务的世界。它并未挑战不平等，而是将其审美化，让资本主义显得有人情味，却对其核心本质毫无触动。
7.结论
新自由主义项目对集体福利机制的系统性解构，催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悖论。这一时刻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反讽：数十年来，资本一直在塑造自利的“经济人”，而如今，当要求这些主体默许资本放弃财政责任时，却又要求他们搁置理性。在资本进行财政逃逸——掠夺国库却逃避纳税——的同时，社会再生产的重担被暴力地转移到那些被新自由主义理性训练成“负责任的纳税人”的群体身上。这构成了我们所称的“反向的财政社会契约”，即要求“财政人”心甘情愿地为自身的被剥夺提供资金。
然而，当代政府面临着一个生存性的困境：在社会契约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如何炮制民众的认同?“拔鹅毛，既要拔得最多，又要让鹅叫得最少”的税收艺术，在如今已不再适用，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成千上万的人高举共同的抗议旗帜聚集在一起。鉴于资本主义当前的僵局与黯淡的未来，本文在理论前沿进行介入，不仅诊断危机，更调动激进的政治想象，重新概念化税收的本体论。核心的挑战在于：我们需要通过何种认识论革命，将税收从义务的工具，转变为以互惠与集体责任为基础的自愿参与机制?
对此，本文将莫斯的礼物逻辑应用于税收，通过两个思想实验打破了传统的财政想象。借鉴古代的礼物经济——在其中，互惠将社区联结于相互义务的循环之中——本文构建了一种替代性的税收范式，一种对国家本身的重新想象。本文并未将税收视为强制性的义务，而是提出一种激进的解读：税收是互惠的礼物，让国家承担起道德与政治上的互惠义务。通过将税收重塑为集体的礼物，本文颠倒了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等级关系，让国家成为一个背负生存债务的实体，受互惠义务的约束。其结果是一种激进的财政范式——“作为债务人的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完全取决于其通过物质与符号补偿履行这一债务的能力。
其次，本文设计了一场不协调的思想实验，打破传统的财政认识论。通过转向自愿主义的财政体制——部分受斯洛特戴克以自愿贡献取代税收的激进提案启发——本文揭示了这一新自由主义想象中潜藏的矛盾。通过对慈善再分配的批判性剖析，本文分析了精英的给予行为并非利他的供给，而更多是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战略戏剧：富人被赞颂为“真正的给予者”，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却未受到任何挑战。
本文的最终论点简单却激进：替代方案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正如鲍曼所提醒我们的：“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刻，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种开放的状态。”这种认识论的开放性，要求社会科学家拥抱“真实的乌托邦”：既要有勇气将当下的必然性相对化，也要有勇气超越“现实主义”的束缚，系统性地想象另一种可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与所有批判性研究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种看似务实的安排，都曾是某个人的乌托邦。正是通过这种想象性的努力——敢于重新概念化甚至义务、互惠与国家这样的核心范畴——新的政治视野才会变得清晰可见，并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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