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出海：一个十四亿人口工业化国家的世界性登场
《文化纵横》2026年第4期(8月刊)手记
✪《文化纵横》编辑部
在当前逆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的企业出海，却逆向而行，探索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道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1年入世之初的69亿美元，猛增至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的1078.4亿美元，进而增至2025年的1743.8亿美元。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一个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的大国，其经济能量几乎必然向世界延伸的过程，也可能是东西方、南北方之间从“大分流”走向“大合流”的开端与象征。在这些意义上，中国企业出海或将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出海是中国经济成长的自然趋势
今天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出海，是改革开放近50年来中国经济及工业能力持续成长的自然趋势。在这近半个世纪时光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奠定的工业底子的基础上，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上攀升，如今在许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成为引领者。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各类生产要素、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恰当的政策支持，中国已培育出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些特质和条件还让这一工业体系具备极高的成本优势、快速的适应能力与极强的创新能力。这是如今中国企业能够进入不同国家和地区，成为各个产业领域的有力竞争者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开启的最新一波企业出海潮，展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气质。过往几十年里，中国企业并非没有出海，国家层面更是早在新世纪初便提出了“走出去”战略。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并未诞生多少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认知度的自主品牌。而在最近这波出海潮里，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之后，中国不仅在互联网、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许多领域成长起一批能够在全球市场名列前茅的知名企业，还开始出现以文化创意和自主IP等“软实力”，赚取高附加值乃至“情绪价值”的中国品牌。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家，普遍具有更自信的心态和更宽广的国际视野，他们能够广泛地汲取并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并且有意愿、有雄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甚至有一些新兴的中国企业“墙外开花墙内香”，自诞生之初便主攻国际市场，在海外市场获得成功之后，再进入国内市场参与竞争。这些新现象无不说明，今天这波出海潮有着强大的内生动能，是中国经济、中国企业、中国人经历了几十年的成长和积累后的自然选择。
▍国境两边、商业内外，挑战依然不小
尽管有着不俗的竞争力和强烈的自然势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出海征程就会一帆风顺。
大出海时代的到来，首先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供给与体系支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一家企业就像一棵树，要想茁壮成长，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土壤的滋养。当企业在海外参与竞争时，除了强大的产品力、技术力，还需要各种配套制度的支持，以及关于不同国家市场特点、政经制度、社会文化的充分知识与掌握这些知识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这些条件如果完全依赖企业自身摸索和培养，那将严重影响出海的规模、效率与质量。因此，政府与社会各界必须主动承担起培育出海能力基座的责任，为出海培养适配的人才、生产充分的知识、出台配套的制度。
这个挑战将十分艰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追赶阶段。在“落后挨打”的历史记忆和“赶超情结”的驱动下，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高度聚焦于对内找差距，补齐短板。在特定历史阶段，这种务实、内顾的取向有助于我们排除外部纷扰，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但当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时，财政、金融、法律、教育等既有制度体系就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都需要进行一次转型升级。
企业自身也需要改变、调整、进化。企业在海外参与竞争，从来不是一件纯商业的事。出海意味着企业将面临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很多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企业治理范式、劳资关系模式、政企互动方式，可能与中国企业成长于其中的国内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如今，不少出海企业尚不具备适应不同制度环境的能力，甚至缺乏对制度文化差异的基本意识。能否建立起既适应东道国制度文化又维持自身竞争力的管理架构，将决定出海企业能否获得当地各利益相关方认可、真正扎根并赢得长期声誉和市场份额。
▍中国企业出海与共同发展新选项
更进一步，中国企业出海，不仅仅是要适应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要为增长低迷、动荡不安的全世界带去关于发展的新想象和新选项。过去半个世纪里，以私有化、去管制化、金融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不平等、动荡的金融秩序、广泛的去工业化与脱实向虚。全世界，尤其是南方国家，亟须更多元的发展想象和选项。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其发展经验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重视实体经济和生产性投资、基础设施先导等因素，无疑为超越新自由主义提供了重要资源。
中国企业的发展内嵌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企业出海，必然会带去中国自身独特的发展经验。这显然与前述适应东道国和国际社会制度环境的任务之间存在不小张力。中国企业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一个又一个的项目中，调和与整合不同发展范式中的合理因素，进而探索出一条能够惠及各国消费者、劳动者，带动东道国企业和产业共同发展的新路，将是它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超越为了解决竞争问题而出海的心态和战略定位。近些年来，中国企业被国内极其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困扰，出海因而被各方视为解困、突围的出路。这种心态本身无可厚非——它确实构成了出海的重要动力，也催生了强大的执行力。但若只将海外当作有待占领的市场，不仅会导致更激烈的经贸摩擦，更将错失一次为世界贡献多元发展选项的历史机遇。
共同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做题。无论是从中国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出发，还是从当下经济民族主义泛滥、“全球南方”崛起的全球局势看，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都应当承担起为南方国家自主发展探路、铺轨的使命。中国企业出海，事实上正在承担构建新型全球化的历史任务。唯有如此，中国企业出海方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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