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在文艺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几近为零。这与毛泽东的性格有关，他不愿意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突出自己，讲究以“认真”的态度对待事物，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分析事物。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李伯钊（杨尚昆妻子）一直有个宿念，就是以自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感受，把这一举世闻名的壮举表现在舞台上。她酝酿了好久，决定写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歌剧，剧中要写伟大的毛泽东，也要写红军中的无数英雄的战士，以此来讴歌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
李伯钊把剧本取名为《长征》，她前后写了17稿，邀请了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为军事顾问，还请了老舍和曹禺也从结构和人物上对剧本润色。
1951年，李伯钊完成了歌剧《长征》的创作，她第一个把长征题材搬上了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每当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剧场里总是掌声雷动，一片欢腾，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看后都给予高度评价。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了《长征》剧的内容和演出情况，并邀请毛泽东去观看了演出。
毛泽东看完后，当时没有发表评论，事后，专门委托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意见：“戏当然好。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老总、恩来、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从此，《长征》热没有热起来，且几乎进了冷宫。
毛泽东逝世后，李伯钊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意见，决定将歌剧改编成话剧《北上》，增加其他几个方面军长征的内容。1978年2月，《北上》终于最后脱稿，舞台上从此又增加了其他领袖的形象。
在媒体方面，毛泽东也很关注对自己的宣传报道。1960年5月8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的朋友，会见中，拉丁美洲的朋友盛赞“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表示“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爱”。会见结束后，熊向晖按拉丁美洲朋友的原话写了新闻稿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后，把“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改成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把“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爱”改成了“对毛主席的敬爱”。熊向晖很不理解毛泽东的改动，因为改动后的文字与实际情况就不相符了。
毛泽东则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面貌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得不了成就？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们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熊向晖当然赞成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也明白了毛泽东对文稿修改的必要性。毛泽东还说：“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必须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毛泽东还和李银桥说过：“我的事，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可以写，如实写，让历史去评价吧。”说明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对自己的过分赞誉。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淡化自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宣传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而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所有这些，充分体现出了毛泽东谦虚、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坦荡无私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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