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和彭德怀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为了配合党中央和毛泽东减少当年国民经济的损失，彭德怀在7月14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系列办法，主要有：
一、在安排1960年计划时，要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当可靠的基础上。对1958年和1959年实在无法完成的一些基建项目，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
二、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浪潮中，铺张浪费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这些问题值得很好研究。
三、当时一些同志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
四、要系统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目的是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所有这些，都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原则，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基本上也是毛泽东实际上采用的。
对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的网友认为，问题在于“作为一国最高领导人，有没有权力免他手下的职”。彭德怀“只不过是被免职了”。
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妥的。彭德怀并非“只不过是被免职了”，而是如所周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毛泽东本人就认为大跃进有些不足，“彭德怀也只是认为大跃进有些不足而已”。那么，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就是不正常的。如果仅仅把这说成是“作为一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客观上不就是说这是“听不进别人意见”，“独断独行”吗？
当然，彭德怀被罢官“也是当时的中央全会表决通过的”。然而，如果没有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的决定，“表决通过”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不是“办事程序”的问题，而是所作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
有些网友认为，“两军对垒，动摇军心者斩”，罢彭德怀的官，“就是防止在困难的时候有人动摇军心”。这不符合事实。彭德怀的意见和毛泽东大体一样，怎么就会“动摇军心”？实际情况是，庐山会议召开的半年以前，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在广大农民之中，已经严重地“动摇军心”了。正如毛泽东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
“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由于“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彭德怀不过是要和毛泽东一起解决工作中的失误，消除由此导致的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挽回和稳定“军心”而已。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除个别字眼有些刺眼外，总的说来还没有在庐山会议上讨论的《会议纪要》初稿尖锐。从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到7月23日风云突变之前，毛泽东都没有批判彭德怀的打算。
在彭德怀信印出来的当晚，毛泽东同胡乔木和田家英谈话时仍然说：“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就是我。我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直到7月18日，毛泽东还说：“欠债是要还的，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现在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还是要泄”。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同那些不愿意听别人讲缺点错误的人谈谈，叫他们要听取各方意见。”
7月23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彭德怀之后的28日晚，毛泽东找田家英和陈伯达谈话。在谈到彭德怀时，毛泽东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德怀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在23日讲那些话。
毛泽东说：那番话是在22日听了大区区长汇报时想到的。有两个区长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
这说明，错批彭德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背后有人怂恿。主要不是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导致的，不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导致的，而是22日的汇报会上两个区长的发言导致的。因此，直接间接地把责任全部推到毛泽东或彭德怀头上，都是不正确的，而是与事实相左的。
思闻
20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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