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教与平民意识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壶公评论 2006－12－14
来源：关天茶舍
如果说圣女贞德的出现是民众因素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进入、干预国家事务，是民主主义的萌芽；那么法国的宗教战争中出现的加尔文新教凸现了平等意识。
平等是人类的追求，是社会走向文明的体现，它证明了“天赋人权”，也是社会的自然属性的表达。不平等是物质匮乏时代的特征，但是对于不平等现实的认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其一，表面上看是对现状的判断，实质上则支持和扩大这种不平等，表现了掠夺者的心态；其二，承认不平等的存在，同时为克服不平等现象而努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意识始终是不绝如缕的追求，例如二千多年孔子说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第十六》）在这里孔子明确地指出物质匮乏并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决定性原因，决定性的原因是一些人的掠夺者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八佾第三》），这就是正人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的道德观。
对于前一种掠夺者的心态，孔子问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怒斥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既然行事卑劣，何以强词夺理？！
直至毛泽东，其一生为寻求中国社会的平等而努力，在他的晚年发动了全中国人民参与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唤醒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在文革中那些曾经凌驾于民众之上的旧贵族、旧官僚和旧知识分子受到倾复，不平等的状态受到动摇，文革以一种暴风骤雨式的方式为十多亿人类奠定了平等信念。虽然因为运动造成经济的荒废，文革被否定了，但是旧贵族、旧官僚和旧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的种种卑鄙无耻的表演却再一次为中国人民上了一节反对特权，建设平等社会的启蒙课。
作为中国发展所依赖的条件，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基础，作为社会自然进程的意识形态的发生，平等意识决定了现代中国的稳定，也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法国勤工俭学过的邓小平当然非常明白平等对于社会的意义，他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为中国社会启开致富的大门，其中一字“先”字完整地表达了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引导中国人民更上一层楼以建立一个平等富裕社会的美好愿望。
但是现实中国，一些旧知识分子以经济学精英出现，在邓小平的理论中去除了平等意识，鼓吹“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观点，并且为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摇旗呐喊。其中的一些精英甚至企图灭绝民众的平等意识，发表《仇富论》。
笔者常常为这些理论感到惊讶，如果说他们是中国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学，还是理学，或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什么地方宣传过人与人不平等的观点？如果说他们是西方文化的信徒，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存在于西方史中历经600多年的对平等的追求？把他们的意识与现代中国文艺舞台上招摇撞骗的满清文化对照，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类人是滿奴。事实上这一类人还经常鼓吹印度人的顺从，他们不愿意正视佛学中的平等意识，却喜欢上印度教中的奴隶文化。虽然笔者并不相信这些丑类能够改变中国，但是却也因此认为宣扬平等意识是一项多么重要的事情。
一些史书认为法国宗教战争延续三百年，即以英法战争结束的1453年至1774年路易十六决定停止对胡格诺的迫害。这种叙述是以宗教为主线，因为西方的宗教即西方的文化，应该说整个宗教战争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艺复兴并非只是艺术的更生与其成就，它是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向古老文化的求证。这个过程始于最早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其代表人物即生活于12世纪的但丁。但丁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或者说是借助宗教反对宗教的专制——也就是封建专制。
文艺复兴的思想当然也冲击了同一个文化圈的法国。始于14世纪，法国王权已经确立了牢固的基础，法国国王控制了天主教教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为了维持其统治，反对宗教改革是必然的。不过这一时期主张宗教改革者只是封建统治阶层中的一派，南北两大贵族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西欧的宗教改革为旗号，发动了宗教战争或利用宗教战争的形式传播宗教，以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
真正具有社会意义的宗教改革始于德国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理论为欧洲社会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推翻了神棍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宣扬的教义，为人们带来公开的圣经。
路德是一个人民的上帝的捍卫者，他不仅仅勇敢而且充满智慧，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创作的圣诗优美而且具有战斗性，他的《我神乃是大能堡垒》是圣诗中最雄壮的战歌，洋溢宗教改革时代的激情。诗中述说了作者与圣－保罗相似的从事宗教改革的心态，表达了神和邪恶势力争战的坚强意志，基督和他的信徒们同在，基督必胜。
路德的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他的对手们也承认：“路德的诗歌比他的讲道吸引更多的人去跟从他。”；德国诗人海涅写到，1512年马丁——路德进入沃姆斯城堡高唱此诗，“整个天主教堂因这首诗歌而战栗，所有的‘乌鸦’都吓得躲进钟塔上的窝巢里。这一首诗可说是宗教改革的马赛进行曲。”德奥比格涅在宗教改革史里说：“路德被信心充满，为要挑起他同伴们的勇气，就谱写了这一首美丽的诗歌给他们唱颂。于是，没有一个人再看他自己的软弱，他们仰望着天上的神，蔑视着每一个畏惧。”
笔者并不信教，曾经有一位信教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海边的小镇布满教堂，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信众。虽然我和这位坚定的教徒认真地讨论了中外文化的比较，企图让他对祖国的文化产生信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一种把人看作人的宗教在我们的社会具有多么强大的魅力。
马丁·路德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派，即新教，从德意志北部传遍北欧，通过信徒踏上美国。注视着这一独特的风景线，笔者以为所谓“民主”即民之“主”，这个“主”就是马丁·路德创造的属于民众的上帝。于是明白了，为什么美国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成为一个难以动摇的现代社会；美国人何以对民主有这样的狂热－是一种宗教的激情。
进入美国的新教中的一部分来自法国的加尔文派。加尔文出生于1509年，在他八岁的时候，马丁－路德把“95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大门上，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是在25岁时皈依新教的，二十七岁时他发表了《基督教原理》，此书概括了新教的基本信仰，并对新教做了系统的介绍。
加尔文主张经营致富、借贷取利。他反对教阶制，主张民主选举教职人员，建立民主的廉俭教会，表达了平等的理想。同马丁－路德一样，加尔文强调《圣经》的不可置疑性；同马丁－路德一样，他否认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同马丁－路德一样，他提出“先定论”，认为上帝的选民注定能得救，上帝的弃民一定要遭殃，并且认为人人都是罪犯，解救只能从信仰中来，而不能从良好的业绩中来。加尔文解释到：“选民”也是被上帝选中的，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表现正直。他认为：我们得到解救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但是我们行善因为我们是为了解救而被选中的。这种说教鼓舞过许多加尔文教徒过着正直虔诚的生活。
加尔文的神学学说对西方的影响大于马丁·路德。加尔文教派在瑞士和荷兰占据主导地位，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和宗教改革的中心，人们称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
加尔文学说的作用在于强化了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加尔文教徒属于少数派，同时加尔文教会内部组织比较民主，所以他们很容易成为新政权的监督者，加尔文教派也变成了民主政治的堡垒。
加尔文宗教主张的意义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而在于他的思想体系的传播。加尔文宗教迅速传遍欧美，进入法国则称胡格诺派。胡格诺得到了南方各地资产者、中小贵族、手工业者和工人的信仰，逐渐形成胡格诺贵族集团。
显然以天主教为中心的北方大封建主的贵族集团，不能坐视中下层民众对于贵族、教会特权的挑战，他们发动了对胡格诺的战争。在公元1562年到1598年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激烈而且血腥的争战不下八次，即以1572年的圣巴多罗谬惨案为例，约有2700人在巴黎到遭屠杀。这个数字甚至大于法国恐怖时期革命法庭所处决的人数。直到波旁王朝的创始者亨利四世平息了两教派的战乱，并且以新教徒身份改信天主教，终于结束了宗教战争。公元1598年颁布南特诏书，两教派终于休战。
16世纪下半期，双方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最后法国国王宣布天主教仍为国教，但允许信仰新教。从此，胡格诺在法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打破了天主教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以新教主导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饰下的反封建贵族、反罗马教会的政治运动，发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呼吁，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要求，不仅仅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为全社会智力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它既然摧毁了天主教会在精神上的独裁，社会的思想也因此空前活跃，社会的自然属性也就得到良性的张扬。
社会是人的构成，人与人的平等本身就是生产力最大的解放，经济、文化、科技自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的基本权力既然得到保障，每一人都能够象个真正的人那样地生活，这个社会也就变得如此舒适。当人们从奴隶而新生为堂堂正正的公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包括蓝天、白云、阳光和雨露……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