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

全文见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zc/P020040711278763281967.pdf

 

 

周 飞 舟

导 论

1959-1961年，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通常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严重困难”时期①，也是国外一些文献中提到的“灾荒”时期。在此三年期间中国大陆各地普遍发生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有些地区因此导致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我们可以判断灾荒自1959年春就开始了，有些地区自1958年冬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状况②。如果从国家统计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颁行的人口统计资料来看，1959-1961这三个年份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年份①。

 

 

这次灾荒除了规模巨大之外，还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就是灾荒的起因一直模糊不明，聚讼纷纭。以前的认识是主要由于“自然灾害”引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灾荒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因素起作用。国外的学者付出较大努力去寻找导致灾荒的主因，但结果也是莫衷一是。其次是这次灾荒持续的时间之长，较为罕见。历史上只有由大规模瘟疫、战争导致的灾荒才持续时间比较久。由于粮食短缺而导致的灾荒，通常可由政府救荒，在一两年内控制灾情。粮食灾荒持续三年，说明政府在救荒过程中反应不够迅速。

 

 

1984年，托马斯٠波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在《理论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斯大林主义、灾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期间的粮食征购》的文章。在文章中，波恩斯坦对比了苏联30年底初和中国50年代末发生的灾荒，认为与苏共相比，由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农村的灾荒不能用政府蓄意剥夺农民剩余来进行解释。通过对50年代末中国粮食统购统销的考察，波恩斯坦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政府在农村粮食状况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实行高征购的政策？按照他的看法，政府对农民生活一直甚为关注，救荒尤恐不及，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波恩斯坦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灾荒反应和救助的问题：政府救荒行动较慢，是因为不知实情吗？灾荒规模如此之大，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知道，又为何不作出反应？

 

 

笔者在本文中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央政府的反应上，比较注意大的政治事件、尤其是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但是我认为，研究政府的反应和采取的措施将眼光仅仅局限于中央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在灾荒时期，中国各省间的死亡率不但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省级政府的行为决策也对灾荒的严重程度和肆虐时间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即使回答了中央政府是否知情的问题，也难以解释这种省际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本文将利用省级的粮食分配数据和一些历史性的文字材料，主要从省级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根据省级历史数据的分析结果，我发现，省级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灾荒的实情，而且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只是由于许多省级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即使求援也已为时太晚。再者，由于统购统销体制造成的省际和省内粮食销售和调拨能力上的局限也使得对灾荒的救援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