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 | |
| 习五一 | |
| 近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是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审视，非基督教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对列强侵略的激愤抗争，而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中国知识阶层对宗教文化的理性批判。 非基督教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它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以知识精英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骨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如此，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考察，它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激励民族的自觉意识和独立精神，推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的本土教会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的酝酿 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紧密相连的启蒙运动。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发端。现在历史学家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概括为“科学”与“民主”。其实，思想家最初的口号是“人权”与“科学”。《新青年》1卷1号的《敬告青年》一文号召：“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文化运动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本质上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它必然要高扬人权，批判神权。科学与民主成为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 1919年夏到1922年春，新文化运动中对宗教问题的争论，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序曲。担当这一社会角色的是少年中国学会。讨论的发端是信仰宗教者能否入会的争论。曾琦致函友人建议：“凡不学无术及有宗教上迷信之人，皆不得介绍入会。”该建议被评议部一致通过，但立即引起争论。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写信称“信教自由载在约法”，决议“如此武断”，“令人愤慨”。他强烈要求“评议部取消关于宗教之规定。”这封信激起思想波澜。学会在北京举行三次宗教问题演讲大会，形成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研讨宗教的热潮。 在《少年中国》刊出的文章中，批判宗教者占大多数。如《社会主义与宗教》指出，社会主义的产生“全靠18世纪要求解放的哲学思潮”开路，而18世纪的哲学是“一致反对宗教的”。它将人类思想从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明，揭示出宇宙不是神创造的。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条件注定它必然反对宗教。 肯定宗教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周作人、田汉等。梁漱溟当时正研究佛教哲学，他应邀发表演讲，揭示人类精神与宗教的内在联系，肯定宗教的积极价值。 有趣的是，正在中国访问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积极参与这场争论。罗素批判宗教，特别赞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中国的运气真好”。其好运为：远离欧洲，避免了宗教战争的影响；有史以来没有产生过“和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他希望中国能保持这种没有宗教的文化传统。 少年中国学会发动的关于宗教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批报刊纷纷加盟，形成批判宗教的热潮。这场批判是学术沙龙式的。第一，《少年中国》刊登的文章是多元化的，批判注重学理；第二，虽然批判宗教的人占多数，但评议部通过的“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的决议最终被多数票否决。 二、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和社会反响 1922年春天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原因十分复杂。除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外，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挑战态势，也刺激了中国知识界。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出现两个重要倾向：一是集中力量在城市传播；二是重点发展高等教育。1922年春，中外教会联手调查在华传教事业的报告发表。本书名为《中华归主》，长达600多页，有地图320幅。书中数据表明，20世纪头20年，中国基督教徒由8万发展为36万，增长3.5倍，教堂从300座增加为1万座，增长32倍。书中咄咄逼人地列出基督教进一步占领中国的指导方针。这部书强烈的征服意向，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到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在北京举办前后，中国民众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这场运动首先在基督教教会势力最强大的城市上海爆发。1922年2月，上海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出通电，号召抵制在清华校园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上海点燃的火炬随即传到北京。3月，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思想激烈：“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这番慷慨激昂的批判成为非宗教运动的代表作。 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公布简章规定：“专以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科学成为解脱宗教束缚的思想武器。这场运动迅速各地，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运动。 这场非宗教运动以科学为号召，以知识界人士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坚持启蒙主义的方向，对宗教发动了猛烈的冲击。运动中虽有激烈言论，但主流是理性的，行动是克制的。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兴起，众矢之的是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成为运动的主要目标。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日渐高涨，以广州圣三一学校的学潮为起点，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爆发。 1924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大会一致通过《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蔡元培等教育家指出，教会教育不符合信教自由的宪法原则。绝不能将“信仰自由”与“传教自由”混为一谈。“信仰自由”的前提是宗教与政治、教育分离。国家行政的力量必须超脱于各种宗教之外，不许任何宗教以教育做为宣传的手段。一旦传教享有绝对的自由，个人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某种宗教，或不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就难以真正实现。 与1922年相比，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思想启蒙色彩减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成为最重要的运动诉求。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中国的反帝运动出现高潮。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充满希望，政党、知识精英与民众运动密切结合，民族主义思潮日渐深入人心。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人蒋梦麟的话，具有代表性。他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四、五卅运动与基督教的本土教会运动 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五卅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民族革命考察，这场运动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面高涨，其唤起的民众力量震撼了整个社会。在“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复兴，进入第三阶段。 非基督教运动第三阶段的标志事件是全国学联的宣言。1925年7月，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全国学联制定一整套行动方案，深入城乡基层社会，继续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 在第三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真正居于指导地位的是政党。国共两党合作，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其中，共产党的作用尤为显赫。如，在广东汕头地区，周恩来发起建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成功地推动了当地20多所教会学校，与英国长老会终止了联系。在“反帝”的诉求中，非基督教运动的文化色彩比第二阶段更加淡化，已经全面政治化。 “五卅”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政治化，由思想文化的辩论，演变为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随着运动方向的变化，使中国的基督教徒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基督教徒参加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五卅”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特点。 中国基督教界对五卅惨案反响激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列强的暴行。192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指示各地灵活处理教育权问题。一些教会学校放弃了必须参加宗教活动的硬性规定，“政教分离”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实际的进展。 非基督教运动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转机。正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中国基督教徒倡导的“本色教会”运动，深入发展。他们指出，教会中国化，旨在“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大多数外籍传教士纷纷躲避，撤离中国，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教会摆脱由外国差会控制的局面。如：1923年湖南全省共有外籍传教士398名，到1927年只剩三四十名。这种形势下，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自然地落在中国教徒肩上。1927年以后，中国本色教会逐渐成为客观的历史事实。 五、科学思想与民族主义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思想盛行。在非基督教运动酝酿和发动初期，“从科学的角度反教，是最主要而根本的一种态度”。反教人士以科学思想批判宗教理论，以进化论原理批判上帝创世说，以心理学理论批判灵魂不朽说。正是因为举起科学思想的旗帜，这场非基督教运动才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但是，科学思想并没有成为支配整个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理论。 与单薄的科学思想相比，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决定了非基督教运动基本性质和方向。特别是五卅运动以后，民族主义如日中天，无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恽代英，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吴稚晖，还是信仰自由主义的蔡元培、胡适，都异口同声地以民族主义为基调。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民族主义是贯彻始终的支配力量。 | |
|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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